揭穿西式选举民主的“神话”

张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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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欢呼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式民主，并将西式民主拔高到普世价值、普适模式、样板标准的高度。实际上，西式民主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种种问题。

一、西式民主理论上的窘境

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民主赋予某种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以正当性、合法性。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却将这种民主价值追求简化、异化、矮化为票决选举程序，并宣称只有实行西式选举民主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然而，简单将民主价值追求与票决办法、代议制度、多数决原则等同，使西式民主日益陷入困境。

1. 作为程序的选举民主不能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追求。选举民主已成为当今西方的主流民主观，西方理论家们甚至宣称这是实现民主“唯一可行的方法”、评判一国是否民主的标准，（[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96、398页）为将民主简化为选举投票程序，西方理论家将民主价值转换为“一种政治方法”。熊彼特提出，要将人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到第二位，而将选举出做决定的人放在首位，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因此民主就被定义为“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决策权的制度安排”，将“人民行使主权”偷换为“人民作为权力来源”，这一定义将“民治”偷换为“由人民批准的治理”。（同上，第364、395、396页）以至人们说起民主只知多党竞争性选举，西方理论家的偷梁换柱之计看似已大功告成。

但是，对民主的内涵进行的这种工具化处理，并不能让人信服。选举、竞争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充满争议的方式，民主才是目的，以手段来决定目的，把形式当做目的本身，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2. 选举民主的精英主义本质与民主价值的平民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矛盾。西式选举民主将民议、民治变为代议、代治，远离了民主的平民主义性质，本质上是精英统治。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本就密切相关，具有同一个拉丁词源(Eligere)，意指择优选取。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孟德斯鸠、卢梭、卡尔·施密特等，都认为票决选举制属于寡头制、贵族制，票决方式不过是贵族原则的工具。

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人民不是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的主体，而是被动的客体；不是目的，而是道具。马克斯·韦伯称，现代代议制民主与其说是通过选民投票选举领导人，不如说是“凯撒式”的政治精英通过“蛊惑煽动”来招募追随者。拿破仑说得更直接，真正的治国之道是利用民主的形式来行使贵族统治。

民主原则要求所有公民都有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担任公职的机会，将其简单等同于票决选举方式，这实际上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却便利了各种资源拥有者通过竞争的形式获取权力，从而使民主成为少数精英的游戏。

3.多数决原则承担的合法性责任与多数暴政的强权本质之间存在矛盾。西式票决选举民主实行得票多者取胜、少数服从多数，并宣称获胜方是“人民”的选择，从而使当选者和其相关决策具有了合法性。但这真是人民的选择吗？那些不投票或投反对票的不属于人民？多数为什么就能替少数作主？多数决实际上使少数者的同意被虚置，使少数者的权利受剥夺，这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

多数决是正义的、正当的吗？“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具有内在的强制性和利益优先性，这与自由平等的选民主体资格相矛盾。实际上，多数决原则源于西方深厚的强权思想，强调赢者通吃（美国更实行“胜者全得”），这既不道德也不正义。另外，多数者的决定就是正确的吗？数量优势与真理无关，而且多数决还会压制少数者的合理意见，既不正确也不公平。选举民主本欲通过多数同意来创造合法性，但其强权本质及少数者同意虚置反而使合法性受损，这就是选举民主合法性建构的同意困境。

4.资本主义追求私人经济利益与民主政治强调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西式选举民主紧密相连，二者关系也是一个长期话题。哈耶克等自由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而哈贝马斯、齐泽克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二者难以长期持久共存。

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经济利益至上，其与民主强调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的价值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西式选举民主要维护的是资本家的私利。卢梭也认为，私有制带来贫困、两极分化和不平等，富人滥用财富并影响规则制定，必然破坏民主并导致专制。英国当代政治学者安东尼·阿伯拉斯特表示，“一个积极和有效的民主要和垄断资本主义共存是多么地困难。对人民负责、追求与促进共同善的民选政府和完全只对它们的股东负责的私有和私人控制企业巨头两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变得一天比一天尖锐。”（[英]安东尼·阿伯拉斯特：《民主》，孙荣飞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从现实来看，资本主义只服从自己的逻辑，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侵入政治、扭曲民主都是其本能行为，现代强大的资本对西式民主政治的控制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民主正被掏空了一切实质内容，而落入市场的股掌之中。

二、西式选举民主实践中的问题

1.票决变钱决。西式民主本质上是金钱政治，这在全世界已经是共识了。资本为维护自身利益，有控制政治的天然倾向，西式选举制度则给资本提供了“合法”的便利渠道。

票决选举是花钱游戏，从民意调查、形象包装、广告推广到组织集会、演讲造势，都需要大量的钱。钱从哪里来？主要靠募集政治献金。比如“民主典范”美国，其政治献金分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硬钱”，由选民直接捐献并要求直接为竞选服务；另一部分被称为“软钱”，一些大企业、大财团及其支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政党建设的名义捐款支持某个候选人或攻击其竞争对手。此外，还有“更软的钱”， 大资本家操纵媒体为某个候选人服务，通过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影响选民判断。事实证明，金钱在选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美国1980-2008年历次总统大选统计发现，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大多都获胜了，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国会议员选举。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搞选举花了多少钱，而在于大资本家花了多少钱，以及其得到了怎样的回报。这种回报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种是低层次的吃住回馈，比如克林顿、奥巴马等，邀请捐款者到白宫或戴维营公款住两晚。一种是官职回报，小布什为报答帮其大选筹款的“先锋俱乐部”，曾先后任命了该俱乐部43名成员，包括2名部长和19名大使。真正的大回报是政策倾斜，当选总统和议员们通过优惠政策、项目外包等方式回馈“金主”。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2012年间，在政治上最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他们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

票决变钱决，给资本操纵政治留下了“后门”，使政治变成金钱游戏，让少数富人获得了谋求不均衡利益的权力，人民作主变成资本家作主，西式选举民主沦为“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对此，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有切身感受，“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2.选举变选秀。有人讲，西式选举一靠有钱、二靠脸蛋、三靠会说。“靠脸”主要是指搞形象包装。候选人会根据选民的偏好进行全面包装，从发型选择、衣服搭配、声音语调、讲演发言都请专业人员进行精心设计，以求符合选民期望，与娱乐明星无异。

候选人尤其要“会说”，不仅要口才好，关键是能搏出位、抓眼球、会煽动。演讲辩论本是候选人向选民阐述政策、表达观点的重要环节，现在却变成了肤浅的政治脱口秀。许多欧美政客为吸引选民，蛊惑煽动、空口许诺，只说选民们想听的，开出一张张空头支票，当选后却不兑现，进一步削弱了选举民主的严肃性。还有一些政客为吸引眼球，或插科打诨，或轻薄粗口，或攻讦谩骂，搞出格的人身攻击，发耸人听闻的言论，拉低了政治竞选的品位。

不仅候选人本身，许多媒体也深度参与、助推、包装这种政治秀，刊播各种竞选广告，炒作花边狗血新闻，放大政客奇谈怪论，唯恐天下不乱，唯恐竞选不乐。纵观各类西式选举，最终掌权的是政客和资本家，直接获利的是媒体，娱乐的是大众，伤害的却是政治公信。

3.票决变否决。选票是西式选举民主的指挥棒，各政党和政客们一切以选举获胜本身为最终目的，而忘了胜选的目的是为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保障人民权益。要竞选成功，一种办法是壮大自身，一种是打击搞垮对手。后一种办法在实际政治中被广泛使用，使票决制成为否决制，相互制衡变成彼此掣肘，“谁也别想好”，从而陷入政治恶斗，形成政治僵局。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各党派常常各执一端，相互否决，导致政党利益整合功能衰减，有效公共政策难以出台。政客们不着眼于解决问题，而着力于否决掉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决策，“他们除了相互攻击，什么都不做。”在西式选举民主制下，对手受损才能使己方获利，在野党的重点工作就是和执政党唱反调，让其执不好政、无所作为以至失去选民信任，从而为自己下次竞选获胜争取机会。

选举政治衍生出的负面竞选和否决政治，导致政治竞争恶质化、政治决策低效化、社会族群分裂化，使政治机构和政治人物的形象严重受损，引发了西式选举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4.票选变不选。票决选举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民众理性、积极、持续参与政治、投票选举。然而，现在西方却出现了普遍的政治冷漠，人们不关心政治、不愿去投票，本就不高的投票率近年来持续下降，使西式选举民主出现严重的代表性危机。比如，美国的投票率近年来已降到很低水平，总统选举投票率仅50%左右，国会议员选举约35%，地方选举约25%。

西式民主辩护士称，选民不参与选举只是“投票者冷漠”，因为信任本国政治制度以至无需关心具体谁上谁下，或者只是缺乏热情和懒惰。这种说法显得太过一厢情愿，民众不去投票是因为“投票只是一种形式而已”“投票改变不了任何事情”。票选变不选，表明选民对此种票决选举制度以及候选精英深深的失望，对金钱政治、选举操弄、舆论控制、抹黑揭丑的无助和愤怒，对自己不过是投票工具的不满和无奈，所以用脚投票，不参与所谓的票决选举把戏了。

三、西式选举民主导致的不良后果

西方政客、理论家们宣称，以定期选举票决为标准的西式民主“包治百病”，能发展经济、保障人权、维护自由、促进平等甚至促进实现世界和平。实际上，西式选举民主因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不仅“非万能”，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1.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受损。西方政治因其票决选举模式，从而被选举政治、金钱政治、民粹政治劫持，致使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罔顾经济客观规律、社会现实情况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

周期性选举致政策行动短期化。在西方政客眼中，“连任比责任更重要”，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停留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关心选票胜过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等长期重大问题。2008年以来的西方债务危机，其重要症结就在于西式选举民主制度。一方面，政客们为获得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以讨好普通选民；另一方面，为讨好富人金主，政客们承诺减少税负。收得少，花得多，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只得举债度日，直至爆发债务危机。

利益集团绑架致政治寡头化。利益集团尤其是大企业、大财团对西方国家政治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他们通过影响政治议程和政治决策，使自身要求获得优先对待，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政治寡头化、资本化。

2.社会分裂和族群撕裂。票决选举以党争为基础，而党争往往与阶级、族群、教派之争挂钩，当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心理、信仰等因素纠缠在一起，各党派之间更难妥协平衡，长期互动、积怨日深，甚至可能形成分裂型社会。

票决党争强化自我群体认同，激化种族、教派、阶层冲突。民众本能从情感、文化等因素界定自我身份及利益，加上政治人物为胜选进行操纵、煽动，致使以民族、宗教、阶级等为单元的组织、群体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导致国家解体、社会撕裂。此外，多数决原则使一些少数派被长期忽略和排斥，他们转而强化自身的宗教、民族认同，甚至选择分离出去，另立一个他们能成为多数派的社会或国家。

选民因为政治认同而立场分化，投票政党化、生活政治化，导致社会区隔和分裂。政治极化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极化、价值观极化，彼此互动，分歧固化。皮尤公司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近20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成员相互间的反感程度激增。两党的支持者不仅更愿意与本党人士交往，而且更愿意住在一起，甚至更愿意他们的孩子相互通婚。（温宪：《政治极化将进一步搅动美国》，《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

3.决策低效和治理失效。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是人民投一次票就能长久维持，而是看其运用权力的方式以及实效。瑞典学者博·罗斯坦就认为“政治正当性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质量，而不是选举”。若票决民主带来的是治理不当和决策失效，其不过是“劣质民主”“民主赤字”，合法性自然大打折扣。

许多票决胜选者治理能力缺失。西式选举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秀，比拼的主要是形象、口才、演技、广告包装以及所代表的家族、利益集团，而不是其工作经历、治理实绩、责任担当，不是其应对困难挑战的能力、承受力以及是否经过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没经历风雨的“演员”走上前台自然能力不足、绩效不佳。有人说，西式民主关键在制度好，不需要选出优秀的人。但若不看重领导者能力，何必兴师动众搞选举？直接采取抽签或轮流坐庄的方式岂不更民主。还有人说，西式票决民主重点在能罢免不称职不作为的官员、议员，或至少能借此督促其为民服务，但实际上选民一次选举便被统治数年，罢免监督官员基本停留在口头上。

“否决政体”致决策难决。立法、行政、司法分离制衡，两党或多党相互制衡，这本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引以为傲的“制度优势”。但随着选举民主的发展，这种制衡机制已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党争，致使“政治瘫痪”屡屡发生，严重耗费社会成本、降低决策效率。

利益集团牵绊致决策治理低效。利益集团是西式选举民主制下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存在，其为维护自身小集团利益，极力影响政治议程，阻扰对其不利的政策决定，致使许多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难以及时做出和有效执行。

四、超越西式选举民主

西式选举民主正从“神坛”上走下来。我们要超越西式民主，积极探索新的民主理论与实践路径。有两个原则是我们前行的路标：

一是实现更加广泛有效的参与，发扬协商民主。参与、协商是民主政治最基本、最主要、最核心的要求。要加强制度机制建设，保障人民平等、直接、充分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政策制定过程，积极表达意见、深入讨论协商、有力影响决策、有效管理国家，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只有在参与、协商中才能更充分了解事件面貌，并在讨论、碰撞中认识、修正自身偏好，使其充分考虑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从而在民主协商过程中有效协调、整合各方利益诉求，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二是超越单纯的政治民主，推进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基础，防止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防止出现“一小部分人控制经济并间接控制政治生活本身”的现象，使民主有健康成长的土壤，从而更加平等、理性、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实现真正的当家作主。

“中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当前，尽管中国的民主制度仍有诸多需要不断改进完善之处，但只要我们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扩大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充分结合竞争性选举民主和共赢性协商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与践行民主集中制，让人民群众更加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让人民意志得到更加充分体现，让人民权利得到更加有力保障；坚定自信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