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奴隶制度，是因为奴隶制度很有实效。1790年，南部每年可产1000吨棉花。到1860年，这个数字己达100万吨。从1790年到1860年，奴隶由50万人增加到400万人。受到起义和谋叛(1800年的加布里埃尔·普罗瑟暴动;1822年的登马克·维西起义;1831年的纳特·特纳起义)打击的南部奴隶制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控制力，并且得到法律、议会、军队以及带有种族偏见的政治领袖的支持。
只有发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大规模的战争才能结束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但是，如果爆发的是一场起义，那就有可能使局势失控，因为起义者可能会将其矛头从奴隶制度转向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爆发的是一场战争，那么战争的发动者完全可以控制战争的结局。因此，是亚伯拉罕·林肯解放了奴隶，而不是约翰·布朗。1859年，约翰·布朗因联合一些人发动小规模的暴力行动试图结束奴隶制度而被绞死。几年后，林肯为了结束奴隶制度而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由于是政府下令废除奴隶制度(确实如此，政府在黑人、自由民、奴隶以及白人废奴主义者的猛烈推动下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因此，要对解放黑奴做出种种限制，这样才能有一个妥善的结局。自下而上的解放只能在统治集团利益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如果战争的惯性和狂热的圣战宣传，使解放运动超出了这一范围，那么就要把它拉回到安全的轨道上来。因此，结束奴隶制将会导致国家政治和经济的重建，但这种重建不是一种激进的重建，而是一种稳妥的重建，事实上，是一种有利可图的重建。
以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肯塔基州的烟草和南卡罗来纳州的稻谷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己经扩充到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的富饶的新棉花产地，这就需要更多的奴隶劳动。但是，1808年政府规定奴隶进口为非法。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著的《从奴隶制度到自由制度》一书中说，不过，“这一法令从一开始就没有执行过。”“对美国商人而言，漫长的、未设防的海岸线，确定的市场需求，巨额利润的前景，所有这些都是无法抵挡的诱惑……”据他统计，在南北战争以前，大约有25万名奴隶被非法运入境内。
奴隶制度是什么样子呢?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形容它。1932年，两位北方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一本畅销教材中将奴隶制度视为黑人“向文明过渡的必然环节”。经济学家和计量史学家试图通过估算奴隶们的食物和医疗费用来对奴隶进行评估。但是这能反映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生活于其中的奴隶制度的真实情况吗?
从前曾为奴隶的约翰·利特尔写道：
他们说奴隶幸福而快乐，因为奴隶经常发出笑声。白天，我加另外三四个人已挨了200次鞭打，我们的脚上还带着脚镣;而到了夜晚，我们还得在镣铐的“嘎嘎”声中唱歌跳舞，逗别人哈哈大笑。我们是得快乐一点!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压抑痛苦，以免心儿彻底破碎：千真万确!我们能不过得很快乐?你看，我们不是在自娱自乐——我们不是戴着脚镣手铐还在跳舞吗!
一本种植园杂志(现保存干北卡罗来纳大学档案室)保留了一份死亡记录，上面列举了1850年至1855年间该种植园所有死者的年龄及死因。这期间死亡的32人中，只有4人活到60岁，4人活到50岁，有7人在40多岁时就死了，有7人在20或30岁时就死了，还有9人死时不满5岁。
但是，主人为了牟取暴利而把一个奴隶的丈夫或妻子或孩子卖掉，这对被拆散的家庭成员意味着什么?这种统计能记录得下来吗?1858年，一名叫阿布里姆·斯克里文的奴隶被主人卖掉，他写信告诉妻子：“请代我孝敬父母双亲，请代我向他们道别。如果今生今世我们不能相见，我希望我们能在天堂相见。”
美国境内的奴隶起义远没有加勒比海岛或南美的奴隶起义那样频繁和声势浩大。1811年发生在新奥尔良附近的奴隶起义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奴隶起义。四五百名奴隶在安德里少校的种植园举行暴动后联合发动起义。他们用匕首、斧头、棍棒武装起来，杀死了安德里少校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他们开始向一个又一个种植园进军，人数不断增加。他们遭到联邦军队和当地民团武装的攻击，66人当场战死，16人经审判后被行刑队枪杀。
登马克·维西本人是获得自由的黑人，1822年，他密谋发动起义，但未及实施就受到挫折。他计划烧毁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然后在16个最大的城市发动起义，最后在这个地区发动总暴动。好几个目击者说有数千人通过各种方式联络起来。据赫伯待·阿普特克报道，黑人已制造了大约250把刺刀和300多把短剑。但是，起义计划泄漏了，包括维西在内的35名黑人被处以绞刑。该案的审讯记录在查尔斯顿出版，出版后即被当局勒令销毁。当局认为，它是非常危险的出版物，决不能让奴隶看到。
1831年夏，在弗吉尼亚的南汉普敦县，一个名叫纳特·特纳的奴隶通过传教布道，集结了大约70名奴隶，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攻打一个又一个种植园，至少杀死55个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拥有很多支持者，但当弹药用尽时，他们被抓获。包括特纳在内，大约有19人被绞死。
奴隶起义令南部奴隶主们惊恐万状，他们决心尽力保证奴隶制度平安无事。此后，弗吉尼亚建立了一支10.1万人的民团武装，占其人口总数的10%。暴乱虽然减少了，但它却令奴隶主们时时提心吊胆。
尤金·吉诺维斯对奴隶制度进行了广泛研究，他在其所著《罗尔，乔丹，罗尔奴隶创造的世界》一书中，注意到有关“对奴隶制度的适应与反抗同时并存”的记载。反抗行为包括偷窃财物、消极怠工、杀死监工和主人、烧毁种植园房屋、逃跑。即使是适应性的行为，“也浸透了批判精神，成为反叛行为的掩饰物”。
逃亡比武装暴动更为切实可行。19世纪5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奴隶逃向北部诸州、加拿大、墨西哥。尽管逃亡者必须面临种种危险，但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逃亡者就达数千人。吉诺维斯说，猎狗常被用来追踪逃亡者，“如果不及时拉住它，它就会将它的猎物撕咬成碎片”。
哈丽雅特·塔布曼出生在奴隶主种植园内。15岁时，监工打伤了她的头部。她是一名独自逃亡获得自由的年轻女性，后来成了“地下铁路”组织中最著名的交通员。她前后共组织了19 次逃亡行动，用伪装的形式护送奴隶投奔自由，总共带走了300多名奴隶。她常常带着手枪，对逃亡的奴隶说：“要么自由，要么死亡。”她的人生哲学就是：“我们有权在自由和死亡二者之间选择其一;如果不能得到这一个，我就会选择另一个;因此没有人能活着抓到我……”
不再拼命地工作，是反抗的形式之一。W.E.B.杜波依斯在《黑人们的礼物》中写道：
作为一个热带生物，黑人对美丽的自然界有着极为敏感的感受能力。他不像北欧苦力那样轻易就沦为呆板的牵马夫。……因此，他动辄就被指责为懒惰，被驱使为奴，然而事实上他们是能创造新价值的现代手工劳动者。
贫穷的白人帮助奴隶的例子并不常见，但已充分显示出他们有必要团结为一个整体去反对另一方。吉诺维斯指出：
奴隶主……认为那些不是奴隶主的人支持奴隶的反抗和暴动，并非出于同情黑人，而是出于仇视有钱的种植园主及其财产。白人往往与奴隶的暴动阴谋有着某种联系，每一件有白人参与的此类事件都令奴隶主产生无法抹去的恐惧感。
这有助于理解为什么警察会采取严厉的措施去对付那些与黑人友好往来的白人。作为报答，黑人也在白人需要时提供帮助。一位逃出来的黑人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奴隶给一位贫穷、正在生病的白人邻居拿去了一点吃的东西，结果被主人责罚，揍了50鞭子。
当布伦瑞克运河在佐治亚凿通时，黑人奴隶和白种爱尔兰工人被分隔开来，借口是他们会彼此攻击。也许会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但知名女演员范妮·肯布尔(一个种植园主的妻子)在日记中写道：
爱尔兰人根本就不是喜欢挑衅斗殴、嗜洒如命的暴徒，他们并不痛恨黑人。……他们待人热情，心地善良，慷慨大方。……事实上，他们非常同情奴隶，我请你们判断一下由此产生的可能后果。我相信你们终究会看到：他们决不会被允许在布伦瑞克运河工地上亲密合作。
为了控制奴隶，奴隶主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贫穷的白人(他们一直是南部200多年来不易对付的麻烦人物)监督黑人劳动，这样，他们就成了减轻黑人仇恨和攻击行为的缓冲器。
宗教也被种植园主用来作为控制奴隶的手段。正如吉诺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黑人牧师而言，“他们在言谈之中不得不尽量表现出藐视一切的无畏态度，以保持其在黑人信徒中的崇高威望。但是，他们的言论不能有过分的煽动性，以免激起奴隶奋起反抗，去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也不能太不吉祥，否则会引起统治者的恼怒”。这种现实处境决定了“这些奴隶社团劝告奴隶采取容忍的策略，接受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事物.同时还要顽强地奋斗，以保持黑人社区顺顺当当地存活下去……”
曾经有人认为，奴隶制度摧毁了黑人的家庭生活。但是，1930年新政时期的“联邦作家计划”为国会图书馆进行的前奴隶问题调查，却揭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正如乔治·拉维克在《从日出到日落》中总结的那样：“奴隶社区已成为不分你我、彼此融合的大家族系统。在这里，每一个成年人都照看所有的小孩，完全没有‘你的孩子你照管’、‘我的孩子我照管’之类的分工，……我们将会看到，这只是美国黑人社会生活过程的一个缩影。黑人的自豪感、认同感、文化、社团活动以及反叛行为均从这些生活中产生。”
历史学家赫伯特·古特曼在《处于奴隶制度与自由制度下的黑人家庭》一书中披露了过去的书信和档案。这些材料表明：奴隶家族一直在与企图分裂他们的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一位妇女给分别20年的儿子写信说：“我渴望能在晚年见到你··……亲爱的孩子，我祈祷你回来看望你亲爱的老母亲……我爱你，你也爱我……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一名男子写信给他那与孩子们一起被卖掉的妻子说：“用几张纸分别将孩子们的头发寄一点给我，上面写上孩子们的名字……我宁愿在我身上发生任何事情，也不愿与你和孩子们分离……劳拉，我是多么爱你……”
劳伦斯·莱文在《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中坚持认为，处于奴隶制度统治之下的黑人同样有着强大的力量。他还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故事和歌谣，形象地描绘了奴隶们创造的丰富的文化——一种既有适应又有反抗的复合体：
是我们耕种了成片的麦田，
可那些贪官们只肯给我们些许的麦粒;
是我们烘烤出一炉炉面包，
可那些贪官们只给我们吃面包渣;
是我们磨出了一袋袋的面粉，
可那些贪官们只给我们粗糙的糠皮;
是我们猎获了鲜美的野味，
可那些贪官们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皮毛之物;
我们不能随心所欲，
那些贪官们强迫我们这样生活……
圣歌通常含有双重意义。歌词“噢，乐土，美好的乐土，我将要启程，奔赴那片乐土”通常指奴隶向往北方，北方就是他们的乐土。在南北战争期间，奴隶们又创造了内容更加大胆的圣歌：“在我成为奴隶之前，我宁愿将自己埋葬在坟墓，让我的游魂回归故里，寻找我的上帝，那时我将获得拯救。”还有一句圣歌是“告别过去”：
我们不再只吃一丁点食物，不再，不再，
我们不再被人驱使责骂，不再，不再……
当南部还继续维持着奴隶制度的时候，北部的自由奴(1830年约有13万人，1850年约有20万人)己在热烈地讨论废除奴隶制度的问题了。戴维·沃克虽然是一个奴隶的儿子，但他却是在北卡罗来纳州出生的自由人。1829年，他移居波士顿，以卖旧衣服为生。他创作并发行的小册子《沃克的恳求》广为人知;这本书激怒了南部的奴隶主，佐治亚州悬赏1万美元活捉沃克;谁杀死他，就可得到1000美元的赏金。读一读他的《恳求》一书，你就不难理解为何如此了。沃克指出，黑人必须为争取自由而战：
让我们的敌人继续挥舞他们的屠刀吧，鲜血很快就会溅满他们的酒杯。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你该怎么做……那么任何人都不得企图夺取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不必害怕，不必沮丧，时机一到，你就要奋起行动。……上帝赐给我们同他们一样的两只眼、一双手和两只脚，赐给我们同他们一样的头脑与心智。他们没有权利统治、奴役我们，正如我们也没有权利统治、奴役他们一样。……“凡人皆有得意日”，美国黑人奴隶的悲惨时代就要结束了。
1830年夏的一天.戴维·沃克死在波士顿他的商店门口附近。
一些生为奴隶的人实现了许多人未曾实现的心愿。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原是一名奴隶，被卖到巴尔的摩当佣人，在造船厂当苦力。他通过某种途径学会了阅读和写作，1838年他21岁时逃到北部。在那里，作为一名演说家、编辑和作家，他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名气的黑人。他在自传《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生平》中回忆了幼年时期他关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想法：
为什么我是奴隶?为什么有些人当奴隶，另一些人却当主人?有没有一个时代不是如此?如何才能达到那样的时代?
然而，尽管我曾一度对此抱有疑问，但是不久我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能够给现存的奴隶制度提供真正合理解释的，不是肤色，而是犯罪行为，不是上帝，而是人。不久，我同样也发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真理，即;人能创造什么，人能毁灭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非常强烈地想往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这种强烈信念是我的人性与生俱来的理想。它是奴隶制度的天敌，奴隶制度即使动用所有的力量也不可能使它销声匿迹。
1850年通过的《逃奴追缉法)是对南部诸州的一种让步，作为回报，南部诸州同意在墨西哥战争中夺取的领上(尤其是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合众国。这个法案使得奴隶主很容易重新抓获那些以前是奴隶的人，不费什么劲就能追捕到他们的逃亡奴隶。北部黑人组织了抗议《逃奴追缉法》的活动，公开指责签署该法案的非尔莫尔总统和支持该法案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这些黑人中有一个叫J,W.洛根的人，他是一名女奴与其白人主子的私生子。他骑主人的马逃跑了，去投奔自由。后来他上了大学，成为纽约市锡拉库斯的牧师。1850年，他在该市的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
摈弃屈从、发出挑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告诉菲尔莫尔先生和韦伯斯特先生，如果他们打算在我们身上实施该法素，那就请他们放出嗜血成性的猎犬夹好了……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自由，上帝赐予我们捍卫自由的权利。……我不会尊重这个法津——我也不害怕这个法律——我决不遵守这个法律!它认为我非法，我也认为它非法。
1851年，锡拉库斯一个名叫杰里的逃亡奴隶被抓进监狱。一群人拿着铁锹和攻城槌攻入法院，向行刑官挑战，缴下他的枪，救走了杰里。
洛根把他在锡拉库斯的家变成了“地下铁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据说，他曾帮助1500名奴隶逃到加拿大。他的关干奴隶制度的回忆录引起了从前主人的注意。主人给洛根写了一封信，要求他要么回来，要么就给她寄1000美元补偿费。洛根的答复刊登在废奴主义者的报纸《解放者》上：
萨拉·洛根夫人……你说你已经用钱买下了我，如果我不给你寄1000美元，你就把我卖掉。称还以同一种口吻说，“你应当明白，我像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养育了你。”夫人，你养育自己的孩子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吗?你是用鞭子将他们养大的吗?你养育他们。一定要用镣铐将他们锁在一起，将他们撵走?……我为你感到羞耻!
你知道人权是彼此相关、相互依存的吗?一旦你剥夺了我的自由权和生命权，你不也就丧失了你自己的自由权和生命权了吗?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面前，有那么一种单为某一个人而不是为其他人制定的法律吗?
如果你或其他任何想对我的人身和权利打主意的人想知道我是如何对待我的权利的，你们只需到这儿来，再把我变成奴隶就是了……
谨启
J.W，洛根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明白，罪恶的奴隶制度不仅仅存在于南部诸州，整个国家都与之有牵连。1852年7月14日，他发表了独立日演讲：
市民朋友们：你们的7月14日对美国的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来告诉你们。对他们来说，这一天比一年中任何一天更能显示出他们是不平等与虐待的受害者。对他们来说，你们的庆祝会是一种羞辱;你们所夸耀的自由是不名誉的;你们的国家越伟大，它的虚荣心就越膨胀;你们的欢呼声在他们听起来毫无意义，冷酷无情;你们对专制君主的公开指责，实在是厚颜无耻;你们呼喊的自由和平等，空洞无物;你们的祷告和赞美歌，你们的说教和感恩语言，你们庄严的阅兵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自吹自擂、自欺欺人、招摇撞骗，是无耻与伪善的行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掩饰罪恶的薄薄一层遮羞布，而这些罪恶会让这个野蛮的国家丢尽脸面。此时此刻，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合众国这样犯下如此骇人听闻、惨无人道的罪行。
纳特·特纳起义之后的10年时间里，南部没有出现任何黑人造反的迹象。但1841年发生的一起事件，使得奴隶起义的观念再度复活。被运送到“克里奥尔”号船上的一群奴隶制服并杀死了一些船员，然后将船开进英属西印度群岛(该地早在1833年就废除了奴隶制度)。英格兰人拒绝遣还这些奴隶(英国朝野震动，坚决反对美国的奴隶制度)，于是，在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鼓动下，美国国会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有色人新闻》公开谴责韦伯斯特“欺凌弱小者”。该报在回顾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时写道：“如果爆发了战争……我们难道会为捍卫那个否认我们最宝贵的公民权的政府而战吗?”
局势越来越紧张，北部和南部黑人的态度也变得更为强硬。1853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
让我给你们讲一讲改革哲学。人类自由不断进步的整个历史表明：对尊贵的自由要求作出的所有让步从来都是从战争中诞生的。……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的自由也就不会进步。……强权不会单凭一个要求就作出让步，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
在南北战争以前的10年间，辛辛那提学校(一个由黑人资助的私人学校)的黑人儿童是如何表述经常萦绕在北部黑人头脑中的奴隶制度呢?对干“most一词让你想到了什么”这一问题，只有五个答案被记录下来，而且全都指的是奴隶制度。一个7岁的孩子写道：“听到这艘载有200名可怜奴隶的船从河面沉到河底……我很难过。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感到无比悲痛，以致立刻昏厥。”
无论是在讲台上、报纸上，还是在“地下铁路”线上，白人废奴主义者都做了勇敢而富有开创意义的工作。黑人废奴主义者得不到言论和出版自由，但他们仍然是反对奴隶制度运动的主力。1831年加里森出版其著名的报纸《解放者》以前，第一次全国性的黑人会议就己召开，戴维·沃克写了《恳求》，黑人废除奴隶制度主张者发行了《自由杂志》。《解放者》最初的25名订阅者中，绝大多数是黑人。黑人不得不与白人废奴主义者头脑中无意识的种族优越感作斗争。同样，他们还得坚持要求反映他们自己独立的声音。道格拉斯原为《解放者》的撰稿人，1847年，他在罗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北极星》，这导致他与加里森发生决裂。1854年，黑人们在一次集会上宣布：“……这显然是我们的战斗，除我们以外没有谁能为我们而战……我们与废奴运动的关系势必而且正在改变。不是我们依赖它而是我们领导它。”
一些黑人妇女面临着三重障碍——她们是奴隶社会中的废奴主义者，是白人改革者中的黑人，是反对男性主导的改革运动中的女性。1853年，第四次全国女权大会在纽约召开，当索杰纳·特鲁丝在会上站出来讲话时，她就集这三者于一身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在会堂起哄，对她进行威胁。索杰纳·特鲁丝说：“我知道，看到一名有色人种妇女站起来跟你们理论，跟你们谈论女权问题，人们总想起哄和挑逗……我就是要坐在你们中间让你们看看;每次我都会站出来告诉你们什么是愚昧……”
在弗吉尼亚州残忍地镇压了声势浩大的纳特·特纳起义后，南部诸州的内部防范制度变得更加严密了。也许只有外来者才可能有希望发动一场起义。约翰·布朗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巨大勇气和坚强决心的白人。〕 他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首先袭击弗吉尼亚州哈珀斯渡口的联邦军械库，然后发动南部所有的奴隶起义。
哈丽雅特·塔布曼虽然只有5 英尺高，但她很有经验，多次秘密带领黑人逃离。她与布朗一起制定了起义计划。但是由于生病，她无法亲自参加起义。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也曾见过布朗，考虑到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他坚决反对起义汁划.但是他佩服布朗这个身体瘦弱、面容憔悴、满头白发的60岁老人。
道格拉斯的判断是对的，起义计划未能成功。当地的民兵以及罗伯特·李指挥的1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包围了起义者。尽管起义者中有人战死，有人被俘，约翰·布朗仍然拒绝投降;他用一些小砖块，在军械库门边垒起了防御工事，军队破门而入，一名海军陆战队上尉用剑刺伤了布朗。重病在身并且受伤的布朗遭到审问。W.E.B.杜波依斯在《约翰·布朗》一书中写道：
约翰·布朗受审的情形是这样的：这位老人满身血污，几小时前遭受的创伤已使他半死。他躺在冰冷而肮脏的地板上，由于连续55个小时没有进食和睡觉，他的神经受到了伤害。他的眼前总是浮现着死去的两个儿子的尸体，7个被害同伴的尸体也隐隐欲现。妻子与痛失亲人的家属神情颓然地倾听着审判。想到自己一生的梦想随着这场举事失败而化为云烟，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布朗就这样躺着。面对弗吉尼亚州州长的审讯，布朗说：“你以及你们这些南方人准备着吧，黑人的问题就要解决了……你们收拾我很容易.我很快就要被你们收拾了，但是，黑人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认为事情并没有完。”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本人并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但他对处死约翰·布朗的看法是;“他使得绞刑架如同十字架般神圣。”
约翰·布朗的起义引人注目。参加起义的22人中，有5人是黑人。其中2人当场牺牲，2人被当局处以绞刑。约翰·科普兰在被执行绞刑前，写信告诉他的父母：“请记住，我必须去死。我的死是为了将受压迫的穷苦大众从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甚至上帝也在其圣谕中对我们所处的奴役状态进行了严厉的公开谴责……我对绞刑毫不惧怕。”
经联邦政府批准，弗吉尼亚州当局处死了约翰·布朗。正是这个联邦政府，它在实施结束买卖奴隶的法律时是那么怯懦，但是在执行奴隶逃亡者必须返回的法律时却是那么坚决。正是这个联邦政府，这个在安德鲁·杰克逊管理下的政府，与南方勾结起来，规定南部诸州不得邮寄废奴主义者的作品。正是合众国高等法院，在1857年宣布奴隶德雷德·斯科特不得为其自由而提起诉讼，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只是一份财产。
这样的一个联邦政府，从来不赞成奴隶用起义的方式来结束奴隶制度。在它看来，只能由白人负责结束奴隶制度，并且只能是北方的商业精英在政治和经济上需要的时候才能结束奴隶制度。正是亚伯拉罕·林肯，将商业需要、共和党的政治抱负和人道主义的花言巧语完美地结合起来。他不是将废除奴隶制度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而是尽量使其接近这种地位，这样，它就能时不时被废奴主义者的压力和实际的政治利益所推动。
当最富有者的利益和黑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林肯能在关键时刻巧妙地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他能将这二者与美国正在兴起的阶层——前途远大、经济上雄心勃勃、热衷参与政治活动的白人中产阶级连接起来。正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所指出的：
整个中产阶级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应当为数百万美国人说话：这些人从雇佣工人起步(例如种植园工人、店员、教师、机械工、船工、伐木工)，现已跻身于土地承包者、富裕的杂货商、律师、零售商、医生、政治家之列。
林肯虽然旗帜鲜明地猛烈抨击奴隶制度的道德基础，然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他却行动谨慎。他认为：“奴隶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有缺陷的政策之上，但是，颁布废止奴隶制度的宣言看来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其灾难。”
林肯公开表示自己不愿意废除《逃奴追缉法》。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承认我憎恨追捕那些可怜的人……但是我咬紧牙关、保持沉默。”1849年，当时还是众议员的林肯提出一份废除哥伦比亚区奴隶制度的议案。同时他又提出：地方当局应拘捕逃亡奴隶，将他们遣返至华盛顿(这使得波士顿废奴主义者万德·菲利浦斯几年后谈到林肯时将其称为“来自伊利诺斯的猎奴夫”。)林肯反对奴隶制度，但并不认为黑人是平等的一员，因此，他的提案始终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给奴隶以自由，将他们送回非洲。
1858年，林肯在伊利诺斯州与斯蒂芬·道格拉斯竞选参议员。在竞选活动中，林肯独出心裁地根据听众的观点发表演讲(这种做法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如何尽量争取竞选获胜)。7月，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北部城市(芝加哥)发表演讲。他说：
让我们抛弃这样的诡辩吧：所有低劣的种族及其人民，理所当然应当低人一等。让我们抛弃所有这一切，各地的人们都要团结一致，我们应当站起来宣告;所有人生而平等。
两个月后，林肯在伊利诺斯州南部的查尔斯顿，却又对他的听众说：
我声明，我从来不赞成白种人和黑种人以任何方式获得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鼓掌);我从来不赞成给黑人以投票权。黑人不得成为陪审员，不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不得与白种人通婚。……
白人和黑人不能这样生活，他们必须共同生活下去，这样势必就有人高人一等，有人低人一等。那么，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赞成将高人一等的地位给予白种人。
1860年秋，林肯作为新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此后，南部和北部在政策上经常发生冲突，终于导致南部诸州从联邦中脱离出去。北部精英希望进行经济扩张——目的在于给合众国的制造厂、银行提供免税的土地、劳动力和市场，以及很高的保护关税。这些都与南部奴隶主的利益相悖，他们认为林肯及共和党人使得他们以后将不能再继续维持舒适而奢侈的生活方式。
于是，当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林肯发动了战斗，试图重新收复对联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基地——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要塞。结果，又有4个州宣布脱离联邦。这11个州组成了美国南部邦联。内战爆发了。
1861年3月，林肯首次发表了充满调和色彩的就职演说：“我无意于直接或间接干涉那些仍在实行奴隶制度的南部诸州。那样做并不合法，况且我也不想那样做。”战争进行了4个月后，约翰·C·弗里蒙特将军在密苏里州颁布军事法令，宣称反叛联邦的奴隶主，其奴隶可以获得自由。林肯撤销了约翰·C·弗里蒙待将军的命令，他急于控制马里兰、肯塔基、密苏里、特拉华等实行奴隶制的南部诸州联盟。
随着战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伤亡人数日益增多，人们对获胜也愈感绝望。在林肯开始采取行动反对奴隶制后，废奴主张者提出更多的批评意见，威胁说要脱离政治联盟。霍夫施塔特对林肯作了这样的描述：“他像一只记录压力变化的灵敏的气压计。当激进派的压力增大时，他就倒向了左边。”
如同南方的奴隶制度受到庇护一样，北方的种族主义也受到庇护。因而，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撼动这二者。纽约的黑人没有选举权，除非他们拥有250美元的财产(这种规定并不适用于白人)。1860年，一项旨在废止这种规定的议案被提出来秘密投票表决，结果以2:1宣告无效。
尽管对林肯持批评态度，温德尔·菲利普还是意识到林肯竞选总统所产生的可能后果。选举的第二天，菲利普在波士顿的特里蒙特教堂里演讲，他说：
如果显示牌上的比分能说出真理，那么在我们的历史上第一次为奴隶选出了美国总统。……尽管林肯先生既不是废奴主义者，也不完全反对奴隶制度，但他还是同意代表反奴隶制度的观点。他就像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卒子，其价值在于他的位置，只要使用得当，我们就能用他吃掉马、相乃至主帅，赢得全局。(鼓掌)
国会的勇气只是在战争开始后1861年夏通过的决议中才得以表现出来。该决议只有少数几票反对。它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瓦解或遏制业已确立的国家制度，而是为了保卫联邦。”
废奴主义者加强了宣传攻势。1861年和1862年，越来越多的人向国会呼吁，要求解放奴隶。1862年，温德尔·菲利普说：“亚伯拉罕·林肯可能不希望这样;但是他也无法阻止战争……黑人好比是齿轮里的小圆石，只有妥善加以处理，机器才能正常运转。”
1862年6月国会通过了《没收法案》，以使为联邦而战的奴隶能获得自由。一些将军拒不执行该法案，林肯对此未加制止。《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在一封致林肯的公开信中提醒林肯说，他的支持者们“极其失望，痛苦异常……我们请求您——共和国的领袖，负起您特别重大的职责，将这些法案付诸实施……如果您不能对《没收法案》的解放条款负责，我们认为您将无法被人理解，其后果将极为严重……我们认为，您已经过多地被议会中那些来自边远地区蓄奴州的政客们所左右”。
格里利提请林肯注意：赢得战争是现实的需要。“无论我们是否允许南部黑人为我们而战，我们都必须利用他们当侦察兵、向导、间谍、厨子、矿工、伐木工……我请求你全面施行《没收法案》，决不能含糊。”
林肯的答复是：
亲爱的先生：……我的所作所为当不至于引起你们产生任何怀疑……在这场战争中，我的最高目标既非挽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而是拯救联邦。如果无需解放一个奴隶就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将不会解放一个奴隶;如果必得解放所有的奴隶方能拯救联邦，那么我将会解放所有的奴隶……我已经履行职责，表述了我的目标。我时常表达这样的内心愿望：任何人，无论他在哪里，都将是自由的。我从未打算改变这种想法。
1862年9月，林肯发布了《解放宣言》。即如果南部诸州在4个月内不停止叛乱，北方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南方继续反抗，北方就要解放南方的奴隶;向北方投诚的南方各州，可以不对奴隶制度作任何变动。
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正式颁布。它宣称：在那些仍在继续与联邦交战的地区(详细地列举出来)，其奴隶可以获得自由。但宣言对这些地区之外的奴隶只字未提。
尽管《解放宣言》有其局限性，但它还是鼓舞了那些反对奴隶制度的力量。1864年夏天，40万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制定结束奴隶制度的法律。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4月，参议院正式通过了第13号修正案，宣布结束奴隶制。1865年1月，众议院批准了这一法案。
根据《解放宣言》，联邦军队开始征召黑人。参加战争的黑人越多，就越表明这是一场为自由而战的战争。白人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牺牲，因而他们的愤恨也就更多。尤其是北方贫穷的白人，他们的愤恨更是多得多。根据一项法律，他们要被征募入伍，而该法律却允许富人可以交付300美元免征入伍。1863年，北部城市发生了征兵暴动。愤怒的白人揭竿而起，他们的目标不是富人，与此相反，而是身边的黑人。
暴力冲突与死亡事件肆无忌惮地发生。底特律的一名黑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一伙人坐着四轮马车，车上载着小桶啤酒，手上拿着棍棒和砖，在大街上游行，攻击黑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他听到其中一个人说：“与其我们被黑人们杀死，不如我们杀死这个城市的所有黑人。”
南北战争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残忍的事件之一：在总数3000万的人口中，双方死亡近60万人——相当于1990年美国2.5亿人口中死亡500万。战斗越来越惨烈，尸体堆积如山，厌战情绪也与日俱增，成千上万的奴隶逃离种植园，南部的400万奴隶成了无论哪一方都可用来发挥巨大作用的潜在力量。
杜波依斯在《黑人重建》中指出：显然，正是这种选择导致李将军突然投降。南方要么制定使奴隶获得自由的条款，并利用奴隶去攻打北方……要么向北方投降，并设想战后北方会像从前一样帮助他们保护奴隶制。黑人妇女在战争中，尤其是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波士顿的约瑟芬·圣皮埃尔的做法一样.索杰纳·约瑟芬成了一名招募者，招募黑人入伍为联邦而战。在一次远征中，哈丽雅特·塔布曼带领黑人和白人士兵突袭种植园，解放了750名奴隶。
有人指出，南北战争期间发生的事实证明了黑人对于奴隶制度的顺从。因为当他们有机会逃跑时，绝大多数奴隶仍留在种植园。实际上，有50万奴隶逃走了——大约占五分之一，但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比率，因为那时人们弄不清该逃向何方，也不知道逃走后怎样生活下去。
1865年，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种植园主写信给《纽约论坛报》说：
最近，黑人在战争紧要关头的所作所为，已经使我信服：我们一直在一种谬见之下行辜。……我原以为这些人安于现状，生活幸福，甘愿依附于他们的主人。但是事实令我改变了立场。……如果他们甘愿依附于他们的主人，那么，在主人需要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遗弃了主人全家，投奔他们并不了解的敌人?他们为什么逃离了从小就熟知、也许待他们并不错的主人?
战争并没有引起奴隶普遍暴动，但在密西西比、阿肯色和肯塔基，奴隶不仅摧毁了种植园，甚至还接管了种植园。有20万黑人加入了陆军和海军，3.8万黑人被杀死。历史学家詹姆斯·麦克弗森指出：“没有他们的帮助，北方不能像现在这样赢得这场战争，也许它根本就赢不了。”
尽管完全战胜了南部邦联，但是，战争期间联邦军队和北方城市里黑人所受的遭遇，还是暗示了解放运动存在的种种局限性。比如，1864年2月，俄亥俄州北部城市曾斯维市，退役的黑人士兵受到攻击，到处都能听到“杀死黑鬼”的叫喊声。黑人士兵从事着最重最脏的工作，为白人军队挖沟壕、运输木材和枪炮、装卸弹药。白人士兵一个月可获得13美元的报酬，而黑人士兵却只能得到10美元。1864年6月，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承诺给予黑人士兵同样的报酬。
在遭受多次军事失败后，南部邦联陆军部长朱达·本杰明，于1864年底致函杰尔斯顿一家报纸编辑说：“众所周知，李将军……完全同意用黑奴来防御，如果必要的话，为了这种目的，还会解放他们……”一位将军愤愤不平地写道：“如果奴隶也能成为好士兵的话，那么，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所有理论都是错误的。”
到1865年初，压力不断增加。3月，南部邦联总统戴维斯签署了《黑人士兵法》，规定征募入伍的奴隶，经由他的主人和他所在州政府的同意，可以获得自由。但是，还没等到该项法令取得明显的效果，战争就结束了。
曾是奴隶的萨西·梅尔顿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联邦作家计划”调查时，回忆起了战争结束时的情形：
我那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大约10岁左右。我听说林肯使黑人获得了自由。……虽然时值冬天，夜间寒冷异常，但是每个人己开始作离开的准备。谁也不再理会女主人——她正打算到联邦边境去。整个夜晚，黑人们都在屋外跳啊，唱啊。第二天早晨，天亮了，我们背着一大堆羊毛毯、衣服，手里拎着锅碗等炊具和鸡鸭出发了。……阳光照到树梢上，黑人们开始唱道：
大阳啊，你呆在这里吧，我们就要离开了。
太阳啊，你呆在这里吧，我们就要离开了。
太阳啊，你呆在这里吧，我们就要离开了。
安娜·伍兹回忆说：
我们在得克萨斯没呆多久，士兵们就开进了得克萨斯州，告诉我们自由了。……我记得有一个妇女，她大叫着跳上捅，桶在向前滚动。她又大叫着跳下桶，然后再跳上桶，愈发大声地喊叫着。她就这样来来回回跳上跳下，持续了好久。
安妮·麦·韦瑟斯说：
我记得曾听爸爸说过，当时有人出来大喊：“你们黑人终于自由了。”爸爸立即放不锄头，用一种奇怪腔调说：“感谢上帝。”
“联邦作家计划”记录了以前身为奴隶的范妮·贝里的话：
黑人们鼓掌高呼，放声大唱!孩子们欢呼雀跃!每个人都很快活。他们举行了庆祝仪式。我奔向厨房.隔着窗户嚷道：“妈妈，今后再用不着给别人做饭了，你自由了!你自由了!”
无论黑人目前的身份是多么合法，但他们都明白：战后，他们的身份取决于是否拥有他们为之辛苦耕作过的土地。如果不能拥有土地，他们将被迫以半奴隶的身份为他人工作。
可是，从前的种植园主、北方的白人们已经租下了那些被遗弃的种植园。一份黑人报纸评论说：“奴隶成了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在美国北方佬控制下的黑人所获得的自由，是自我标榜的自由。”
林肯批准了国会提出的方案。按照1862年7月的《没收法案》，战争期间没收的财产应当重新退还给南部邦联原所有者的继承人。波士顿的黑人医生约翰·洛克博士在一次会议说：“唯有奴隶才该得到补偿。南部的财产应当成为奴隶们的财产，这才是最正确的。”
1863年，南卡罗来纳海岛1.6万多英亩的土地被拍卖。获得自由的奴隶们即使倾其所有也只够购买2000英亩的土地，剩下的都被北方投资者和投机商买走了。岛上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给从前的一位老师口述了一封信，说：“亲爱的夫人：请你转告林肯，我们想得到一份土地——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我们曾在此流血流汗，辛勤劳作……我们只能买得起我们想得到的土地中小小的一块，而他们却购买了太多太多，他们割去了我们的土地。”
曾为奴隶的托玛斯·豪尔告诉“联邦作家计划”：“林肯因为解放了我们而获得了人们的赞扬，但他真的值得人们赞扬吗?他给我们带来自由，却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让我们养活自己的机会，至今我们还得依靠南部的白人才能获得工作、食品和衣服。我们缺乏生活必需品，仍然处于被奴役状态，这种状态比奴隶制度好不了多少。”
1861年联邦政府向蓄奴州宣战，其目的并非结束奴隶制度，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保住南部的市场和资源。可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需要进行一次“十字军”式的征伐，这场征伐将给国家的政治带来新的力量：更多的黑人决心获得实实在在的自由;更多的白人(无论“被解放黑人事务管理局”的官员，还是海岛上的教师，或者是那些集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和个人野心于一身的“投机取巧者”) ，都关心种族平等。
此外，共和党也强烈地希望能继续控制统一的全国政府。他们期望南方的黑人投票表决来达到这一目的。北方的商人看到共和党的政策对他们有利，一时也支持共和党。
结果，在战后很短的时期内，南方的黑人就投票推选黑人进入了州议会和国会，并把免费的、种族混合的公立教育制度推广到了南方。一个法律体制建立了起来。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除了对犯罪行为处以适当的惩罚外，奴隶制或强迫劳役制，不得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之任何地方内存在。”第十四条修正案推翻了战前对德雷德·斯科特的判决，它宣布，“任何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而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的公民。该条款还通过严格限制“州权”对种族平等作了权威的表述：
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之特权或豁免权之法律。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亦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权下之人，不给予法津上平等之保护。
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及其诸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的奴隶身份之关系，而否认或剥夺合众国公民之选举权。”
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国会本着同样的精神，通过了大量的法案——这些法案规定：剥夺黑人的权利是犯罪行为;联邦官员必须保证这些权利的实施;黑人在订立契约、购买财产时不受歧视。1875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禁止把黑人排斥在旅馆、戏院、铁路或其他公共设施之外。
依靠这些法案，依靠驻扎在南方的联邦军队的保护，以及“被解放黑人事务管理局”的官员所组成的民兵的保护，南方的黑人们走了出来，参加选举，建立政治组织，就一些事关他们自身的重要事情有力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和作用。
内战结束时林肯遇刺，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在约翰逊任总统的几年间，上述发展趋势被中止了。约翰逊否决了有益于黑人的法案;他使得南部邦联者州在并未承诺给黑人平等权利的情形下，毫无困难地重新回到联邦。在他任总统期间，重返联邦的南部诸州颁布了《黑人法典》。该《法典》使本己获得解放的奴隶重新沦为农奴，继续在种植园里干活。
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出于公正的原则，不计较政党的利益，支持被解放的奴隶获得平等的权利，获得选举的权利。安德鲁·约翰逊与这些议员们发生了冲突。1868年，这些国会议员成功地以安德鲁·约翰逊违反了一些次要法规为由对他进行弹劾。但是，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没能获得免除约翰逊总统职位的三分之二票多数。在这一年的大选中，70万黑人参加了投票，共和党人尤利塞斯·格兰特赢得了30万张选票。于是，被人们视为障碍物的约翰逊去职。现在，南部诸州必须赞同新的宪法修正案，方能重返联邦。
无论北部的政客们对南方黑人有过什么帮助，南方黑人决心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尽管他们缺乏土地和资源。他们开始直接提出要脱离白人而自立，建立自己的教堂，积极要求参与政治，强化家庭联系，并试着教育他们的子女。
1869年末，黑人参加选举，选出了2名参议员(海勒姆·雷维尔斯，布兰奇·布鲁斯，两人都来自密西西比)，20位众议员。1876年以后，黑人议员的人数迅速减少;1901年，最后一名黑人议员离开了国会。
现在，南部诸州的黑人可以入选州议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议会下院外，他们一直是少数派。北方和南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中，这种宣传一直持续到20世纪)，意在表明：黑人愚蠢、懒惰、腐败，他们担任公职，对于南部诸州政府来说是灾难性的因素。毫无疑问，这里是有腐败的现象，但是，人们似乎不能断定是黑人有意搞政治阴谋，尤其是在战后北方和南方出现财政欺诈的不寻常风气之下。
1865年，南卡罗来纳州的公共债务为700万美元.1873年上升到2900万美元。这是事实，可是新一届立法议会却破天荒地将免费公立学校引入该州。过去没有一个黑人儿童能入学就读，到1876年，有7万黑人儿童进入学校;1860年，白人儿童只有2万能上学，现在已增加到5万。
到了20世纪，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翰·步济时在提到“黑人重建”时作了如下论述：
以往，才华超群、品德高尚的社会精英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而管理着政府，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愚昧无知、品行恶劣的芸芸众生掌管着政府。……黑皮肤就意味着他是这类种族中的一员，他们从来就不能让自己的激情服从于理性，因此他们也就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形式的文明。
人们可以从这些词句的反面去衡量战后南方的黑人领袖。例如，亨利·麦克尼尔·特纳在南卡罗来纳州服劳役，15岁时逃脱出来，自己学会了阅读和写作。在巴尔的摩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信差时，他研读法律书籍。在巴尔的摩医学院当勤杂工时，他阅读医学书籍。后来他成为一个黑人军团的随军牧师，再后来，他参加竞选，成为战后佐治亚州的第一位议员。
1868年住治亚州立法院投票决定开除所有黑人议员(两名参议员，25名众议员)，特纳在佐治亚立法院发表演讲(后来，亚特兰大大学的一位女黑人毕业生披露了他演讲的内容)：
演讲者：在此，我要求我的权利，向那些竟敢侵犯我人格的为所欲为之人表示震怒。……
今天，议院里出现的这一场面，是未曾有过的……世界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人被享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机构当面传讯，还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皮肤比同僚们黑而遭受指控。……
先生们，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是一个人吗?如果我是人类的一员，我就要求有作为人的权利。……
先生们，为什么250年来，我们一直为你们劳作，为你们收割谷物?我们向你们要求过什么回报吗?我们的父辈生下来就为你们作苦工，你们对此作过补偿吗?你们为此流过泪吗?伤过心吗?你们因此而削减过你们的生活开支吗?你们因此而流过血吗?对此，我们作过报复吗?没有!过去已不复存在、我们决意将它埋葬;但是，现在，我们向你们要求我们应有的权利……
弗朗西斯·埃伦·沃特金斯·哈珀，以自由人的身份出生于巴尔的摩。13岁时就开始自谋生路，当一名女仆，替人家照顾幼儿。后来成了一名废奴主义者演说家。她朗读自己的诗集，讲述战后南部诸州发生的一切事情。她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参加了1866年的女权会议，创建了全国有色妇女协会。19世纪90年代，她创作出《艾奥拉·勒鲁瓦》(又名《阴影在升起》)，这是第一部由黑人妇女写的小说。
在黑人为获得平等权利而奋斗的整个过程中，一些黑人妇女大胆地说出了她们的特殊境况。索杰纳·特鲁丝在“美国平等权利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
人们热衷于谈论黑人获得他们的权利，可是，人们对于黑人妇女的权利只字不提。如果黑人能获得他们的权利，而黑人妇女不能获得她们的权利，你就能明白黑人男子统治着黑人妇女，这与从前的情况一样糟糕。听以，我们要在这神情况盛行之时消除它;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等待下去，我们将会为重新争取我们的权利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已经80多岁了;大约到了我该离开人世的时候。我当奴隶已有40多年了，获得自由也有40多年了。在这40年里，我一直希望所有的人能获得更多的平等权利……
宪法修正案通过了，种族平等的法案也通过了，黑人开始投票参选，开始担任公职。但是，只要黑人仍然依赖于享有特权的白人阶层而获得工作，获得生活必需品，他的选举权就会被收买或被暴力威胁所剥夺。因此，那些要求获得平等待遇权利的法律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当白人军队(包括黑人军队)继续驻扎在南方的时候，这个过程被延迟了。但是，军事力量均衡已发生变化，北方军队开始撤离。
南方白人寡头政府利用其经济力量组建了三K党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北方的政客们也开始权衡利弊得失：是要一贫如洗的黑人的政治支持(只是在压力下他们才得以保留了选举权和参政权)，还是为了一个更加稳定的南部而恢复白人至上的旧制度?他们最终选择了共和党人的统治和商业立法。有相当一段时间，黑人的地位降低了，差不多又重新回到奴隶制时的那种状态。
几乎在战争一结束，暴力行动就开始了。1866年5月，田纳西州孟斐斯的白人在一次谋杀暴乱中杀死了46个黑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联邦老兵，还有两个白人同情者。5个黑人妇女被强奸。90个家庭，20所学校，4 座教堂被烧毁。1866年夏天，在新奥尔良的一场反对黑人的骚乱中，35名黑人和3名白人被杀死。
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暴力行为一直呈上升趋势，如三K党组织的袭击、私刑处死、殴斗、纵火等等。1867年至1871年间，仅肯塔基一地，国家档案中就记录了116宗暴行。下面是一份案卷所记录的暴行：
1. 1867年11月14日，一伙暴徒侵袭了默西县的哈罗兹堡，从监狱中劫走了一名叫罗伯逊的囚犯……
5. 1868年5月28日，萨姆·戴维斯被一伙暴徒吊死。
6. 1868年7月12日，威廉·皮埃尔在克里斯丁被一伙暴徒吊死。
7. 1868年7月11日，布拉北福德维尔马丁县的乔治·罗杰被一伙暴徒吊死。
10. 60岁的赛拉斯·伍德福德被一伙伪装的暴徒痛打一顿。
109. 1871年1月14日，黑伊县的黑人被三K党杀害。
19世纪70年代，随着白人暴力事件增多，联邦政府，即便是格兰特统治下的政府，也对如何保护黑人逐渐丧失了热情，决定不去出手相助。当政府其他部门做得太离谱的时候，最高法院发挥了陀螺仪的作用，把政府其他部门拖回到保守的方向。当初为了种族平等的目的，第十四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现在为了使它不起作用，最高法院开始重新解释该修正案。
1875年的公民权利法案禁止在使用公共设施方面歧视黑人。1883年，最高法院废弃了这一法案，指出：“侵犯个人权利的个人行为不在修正案适用范围之内。”第十四条修正案所针对的是政府行为，它是这样规定的：“政府不得……”
肯塔基州前奴隶主、现任最高法院法官约翰·哈伦起草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有异议的反对案。他认为，禁止私人歧视是合乎宪法的、正当的。他特别提到，第十三条修正案规定废除奴隶制，这一规定并不只是适用于国家，而且也适用于单个的种植园主。他争辩说，种族歧视是奴隶制度的标志，应该同样地被看作是不合法。他还指出，按照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出生在合众国的人都是公民，而按照宪法第4条第2款的规定，“每一州的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其他州的公民所享有的全部特权和豁免权”。
哈伦是在同远比逻辑或抽象的正义要强大得多的一股力量进行战斗。最高法院的这种气氛表明，北部的实业家与南部的商人——种植园主之间已经结成了新的联盟。1896年的“普利西诉弗各森案”的判决使这种情绪达到了最高潮。当时，高等法院裁决：可以在列车上将白人与黑人隔离，“隔离但平等的公用设施”原则合法。哈伦再次表示不同意见：“我们的宪法是色盲……”
1877年，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实含意才明显地、戏剧性地展现出来。总统竞选于1876年11月开始，刚刚进入1877年，就发生了激烈争吵。民主党候选人塞缪尔·蒂尔顿获得184张选举人票，再多1张就能当选：他的总票数超过25万张。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获得166张选举人票。三个州共约19张选票还未计算在内。如果海斯能全部得到这19张选票，那么他就会以185张选票当选总统。而这正是他的经纪人要做的。他们对民主党和南方的白人作了让步，其中包括这样的协定：联邦军队(这是恢复白人霸权地位的最后一道军事障碍)撤离南方。
面对全国性的危机，北方的政治、经济利益需要稳定的坏境，需要更强有力的盟友。自1873年以来，国家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之中，1877年农民和工人开始造反。1877年两党和解的历史，正如C.范·伍德沃德在《重新统一与反动》中所指出的那样：
这是一个衰退的年代，是人们所经历的最糟糕、最不景气的年代。东部的工人和失业者都心情苦闷，情绪恶劣……西部边远地区，农业激进主义者的声势日益高涨……从东方到西方，都出现了对新经济秩序所赖以存在的关税保护、国家银行、铁路津贴、金融协定等一整套体系的威胁。
该是南方和北方的精英达成妥协的时候了。伍德沃德问道：“南方会不会被说服与北方的保守派联合，并变成新资本主义秩序的支柱而非威胁性的因素?”
由于失去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奴隶，旧南方的富人们破产了。现在，他们期望得到联邦政府的帮助;贷款，津贴，防洪工程。伍德沃德说：“就像国会采取诸如拨款、津贴、补助、合同之类的方法对北方的资本家企业给予大量的资助和扶持一样，南方也得到了其财富补偿——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说，这些财富都是享有特权的精英人物所拥有的。”
于是，交易达成了。参众两院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决定选举人的票投向何方。这项决定是这样的：他们支持海斯，海斯应当成为总统。正如伍德沃德所总结的：
1877年的妥协没有恢复南方的旧秩序……但它保证南部白人统治者的政治自主权，保证联邦不干涉南部的种族政策，并许诺南部的白人统治者可以分享新制度带来的经济惠利。其结果是，南部变成了主导地区的附庸。
新的资本主义对干摧毁战后南部业已存在的黑人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霍勒斯·曼·邦德对亚拉巴马州重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那是一个煤炭和动力主宰的时代，北方的亚拉巴马州拥有这二者。“费城和纽约乃至伦敦和巴黎的银行家们早在20多年前就熟知这些情况。这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交通运输。”邦德指出：19世纪70年代中期，北方的银行家们开始加入南方铁路公司理事会。到1875年J.P.摩根任董事长时，亚拉巴马州和乔治亚州已有了好几条铁路线。
1886年，《亚特兰大宪法》的主编亨利·格雷迪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发表演讲。听众中有J.P.摩根、H.M.弗拉格勒(约翰·D·洛克菲勒的合伙人)、拉塞尔·塞奇和查尔斯·蒂法尼。他演讲的题目是“新南方”，其主题是：往事不再——让我们拥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
同月，《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提到“南方煤炭和铁矿工业的领袖人物”访问了纽约，离去时“非常满意”。理由是：
他们期盼了近20年的这一时刻终于来临了。北方的资本家们终于确信：他们同南方合作，不仅能获得安全，而且还能从开发亚拉巴马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那难以置信的、丰富的煤炭和铁资源的投资中获取巨额利润。
不应忘记的是，北方未必经历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能接受黑人奴隶从属论。内战结束时，北方24个州中有19个州不允许奴隶投票参选。
到1900年，所有南方诸州都在新宪法和新章程中写进了关于剥夺黑人公民权和实行种族隔离的条款。《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说：“北方的人们……对压制黑人选举权不再加以指责。……在自卫本能这一最高原则下，大家都坦白承认这样做是必要的。”
与一度成为西奥多·罗斯福白宫座上客的教育家布克·T·华盛顿一样，大多数为白人社会所接受的黑人领袖，都力主黑人不要积极参政。1895年，华盛顿受产棉州和国际展览会的白人组织者之邀请，在亚拉巴马州发表演讲，劝告南方黑人“不要到处乱跑”——也就是说，黑人应该呆在南方，成为农民、技师、家仆，甚至可望获得某种专业资格。
华盛顿竭力主张白人老板雇用黑人，而不要雇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都很陌生”的外国移民。黑人“不罢工，没有工作纠纷”，是”世界上最有耐心、最忠诚、一贯守法、毫无怨言的人”。他说：“我们种族中最聪明的人都明白：鼓吹社会平等是极为愚蠢的。”
也许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一种在整个南部烧杀抢劫黑人的时期里维持幸存所必须的策略。这是美国历史上黑人运动的低潮时期。1883年，《纽约环球杂志》的一位年轻黑人编辑托玛斯·福琼就有关合众国黑人的情况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他谈到了“普遍性的贫困”、政府的背叛、绝望的黑人努力使自己接受教育等情况。
福琼说，在南部，农场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天大约为50美分。通常，付给他们的不是现金，而是只能在种植园主经营的商店里使用的“收据”，这是“一套骗人的把戏”。
福琼谴责了“南部对黑人的惩罚制度，及其声名狼藉的枷锁链……它的目的就是对黑人们进行恐吓，为承包商提供牺牲品，使承包商可以非常便宜地购买到那些倒霉的黑人作苦力……白人可以向大街上自由行走的黑人射击，而黑人，即便只是偷了一头猪，也要被投入监狱，戴上10年枷锁链”。
许多黑人逃亡了。大约有600名黑人为了逃离暴力和贫困，离开了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迁移到堪萨斯州。有人说：“我们已发现.除了我们头上的上帝外，没有什么领袖值得我们信任。”整个19世纪80年代，每年都有数百人被杀害，那些仍然留在南方的人们开始组织起来进行自卫。
有很多黑人领袖认为布克·T·华盛顿鼓吹谨慎和节制是错误的。佐治亚州的一位名叫约翰·霍普的年轻黑人，听了华盛顿在棉花展览会上的演讲后，对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黑人大学的学生们说：“如果我们不为平等而奋斗，上帝啊，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认为，向白人和黑人宣扬我们不要为平等而奋斗，这种行为，对于我们每一个黑人来说，都是胆怯的、不诚实的……”
另一位执教于亚特兰大大学的黑人W.E.B.杜波依斯注意到，19世纪末期，美国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大量的反叛事件，黑人反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些事件中，穷苦的黑人与贫穷的白人没什么两样。在《黑人重建》中，他把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发生在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国家中剥削和贿赂行为的一部分：“文明国度里的本国劳工，已经被选举政治所安慰、所误导，其实选票的力量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资本专政严重地削弱了;他们又被高薪和官职所引诱，联合起来，去剥削落后国家里的白种人、黄种人、棕色人和黑人劳工，对辛辛苦苦劳作的家庭劳工进行欺骗。”
内战前后，伴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白人也和黑人一样，正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奴隶，杜波依斯说得对吗?
摘自 霍华德·津恩 《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九章 不甘屈服的奴隶，没有自由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