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大退化》

　　“美国是可以干大事的地方。”这是埃隆·马斯克的话，他惊人的事业成就说明，美国梦还是能够成真的。马斯克生于南非，上世纪90年代经加拿大移民美国。他创办了PayPal公司、特斯拉汽车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取得令人惊叹的三连胜。他今年42岁，身家约24亿美元。

　　但每出现一个马斯克，有多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始终得不到那份关键的幸运?大家都知道，美国在最近几十年里变得愈加不平等。

　　社会流动性在减退

　　但真正的问题恐怕比收入和财富分配数字所包含的意义隐藏得更深。更令人不安的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减退。

　　多年来的调查揭示了美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根本差别，美国人对不平等的宽容度要高得多，但这种宽容无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要强。

　　然而，假如这个折中不复存在怎么办?假如美国现在既严重不平等又缺乏社会流动性怎么办?假如这是经济复苏的一个隐性体制障碍怎么办?实际上，假如当前货币政策正在加重社会停滞怎么办?

　　不平等问题更严重

　　不平等与社会停滞无疑是相关的。就从不平等说起吧。鲜为人知的是，在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人口顶层那1%的人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所描写的时代。那1%的人的平均收入是其他人平均收入的大约30倍。虽然金融危机缩小了这个差距，但只是稍稍缩小，而且是暂时的。这是因为美联储自200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就是推高资产价格。猜猜怎么着?富人拥有这其中的大部分。确切地说，顶层那1%的人拥有美国总净值的35%左右和金融财富的42%。

　　美联储使股市行情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却谈不上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它非常成功地使富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更富了。

　　据瑞士信贷银行称，2012年全世界约有1000名身家逾10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美国人。但在这些人当中，略低于30%的人不是靠自力更生发家的，比例大大高于澳大利亚和英国。换言之，如今美国富豪比英国富豪更有可能是通过继承来获得财富的。

　　这只是美国社会流动性减弱的诸多表现之一。“美国梦”已经成为一场社会静止的噩梦。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收入顶层那五分之一中长大的美国人，有略低于60%的人最终仍留在顶层那五分之二当中。而在底层那五分之一中出生的人，有60.4%最终仍留在底层那五分之二当中。

　　福利造出贫困陷阱

　　美国自由主义者称，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势必导致社会流动性减弱。今年1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正是怀着这一想法提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证明不平等国家的社会流动性较差。但在欧洲人看来，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好心好意的福利项目制造出贫困陷阱。不妨想想宾夕法尼亚州前公共福利部长加里·亚历山大所强调的情况。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兼职挣2.9万美元——此外领取28327美元的各种补贴——比她接受一份年薪6.9万美元的工作更划算。因为那样的话她要交税11955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申领社会保障残疾津贴的美国人数量在增加。20世纪80年代，领取这种津贴的人只有1.5%多一点，如今却将近3.5%。领取者也不像过去那样以老年人为主。约6%年龄在45岁到54岁之间的人口是社会保障残疾保险的受益者。支付给残疾劳动者的金额平均每月为1130美元，也就是一年13560美元——只比按照联邦最低时薪(7.25美元)计算的全职薪水少2000美元。

　　据美国城市研究所称，当前联邦政府在年轻人身上的开支约占10%，而在社会保障计划、医疗保健、医疗补助这些非儿童项目上的开支则占41%。老年人的人均政府支出——包括各州和地方预算——是儿童的两倍。儿童贫困率是年长者的两倍以上大概也就不足为奇了。请扪心自问：在一个关心爷爷奶奶远甚于关心少年儿童的社会里，社会流动性怎么可能增强?

　　精英操纵游戏规则

　　与此同时，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精英教育机构逐渐回归它们的老角色，成为世袭精英们的精修学校。

　　《美国保守派》杂志发行人罗恩·昂兹近日对常青藤联合会招生政策提出批评，指出了若干异常现象。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人一直占哈佛大学注册新生的16%左右。据昂兹称，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人比例实际上从1993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6%以下。然而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同期，年龄在18岁到21岁之间的亚裔人数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亚洲人现在占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获得者的28%，在完全按学业成绩招生的加州理工学院，39%的学生是亚洲人。

　　或许，负责常青藤联合会招生工作的那些人自有他们的充足理由。或许，他们不单纯挑选申请者当中学习成绩最好、最勤奋刻苦的学生是正确的。但不能置之不理的一种可能性是，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他们追求“多样化”的实际后果是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曾经独一无二的社会流动性。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样一种假设：问题的症结恐怕在于“遗赠”制度，因为认知精英们审慎地操纵游戏规则，以时机恰到好处的善举偏袒他们的后代。

　　作为哈佛大学教授，我对这种想法深感忧虑。与埃隆·马斯克不同，我不是到美国来发财的。财富不是我的美国梦。但我的确来了，因为当初我信奉美国的精英政治，并且确信听我讲课的世袭特权受益者会比我在牛津遇到的要少。

　　现在我不那么确信了。

　　(英文原文刊载于6月26日《新闻周刊》网站，原题《美国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