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文所述我们看到，赫鲁晓夫坚决要求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心要把斯大林完全抹黑，为此使用了各种手腕和手段，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和造谣惑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当年曾受过斯大林重用的人怎么啦?为什么他对斯大林有那么大的仇恨，非要把他过去崇拜过的偶像推倒呢?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了解这个人过去做了些什么，是如何登上权力顶峰的，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他这样做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等。

赫鲁晓夫于1894年出生于库尔斯克农村，14岁那年随全家来到乌克兰顿巴斯矿区，先在德国人开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后在矿区一家发电厂做金属装配工。应该指出，关于他当过矿工之说不确。1918年他参加了红军，不久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他本人曾在与剧作家沙特罗夫谈话时这样说：“您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共产党员的?那时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年轻的红军战士赶到一个剧院去开会，说有一位中央来的同志要讲话。出来一个矮小的，比我还要矮小的红头发的人，此人身穿一件皮上衣，他一开口讲话，我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起来。从这时起，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讲话的人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这就是说，他是由布哈林领进门的。他在回忆录里用赞扬的语气回忆起了布哈林，说他这一代人是读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成长的，说布哈林是真正的思想家等。

国内战争结束后，赫鲁晓夫在顿巴斯矿区工作。在20年代初党内斗争中，他曾站在托洛茨基派一边，这是他在政治上的第一次转向。根据卡冈诺维奇回忆，1925年他以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到顿巴斯视察，然后参加了州党代会。这时大会代表赫鲁晓夫来找他，求他帮忙。他记得赫鲁晓夫当时对他说：“我在这里工作很困难。原因是1923-1924年间我支持过托洛茨基分子，但到1924年底，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承认了，我甚至被选为区委书记。但是他们对我总是揪住不放……我请求您这位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帮个忙，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卡冈诺维奇见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便答应考虑他的工作调动问题，不久便把他安排到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来又把他派往基辅，他在那里被选为州委组织部长。1929年赫鲁晓夫萌发了上大学的愿望，想上莫斯科的工业学院，但知道通不过入学考试，便又去找已调回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帮忙，卡冈诺维奇答应了。赫鲁晓夫入学后，没有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立即投入到学院内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去，表现得非常积极。这时他已把他崇拜过的偶像完全抛弃了。当时担任莫斯科州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卡冈诺维奇便决定提拔他为学院党支部书记。他还碰上了后来对他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机遇。这时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正好也在工业学院学习，是党组织的一个干部，经常与赫鲁晓夫碰头。她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很好，常在斯大林面前提到他。当卡冈诺维奇要调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而同斯大林商量时，斯大林欣然同意，这与阿利卢耶娃常在他面前称赞赫鲁晓夫不无关系。从此赫鲁晓夫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步步高升。

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往事时说：

现在还有人问我，你举荐赫鲁晓夫后悔不后悔?我回答说，不，我不后悔。我是眼看着他从1925年成长为边疆区和州一级重要领导人的。他为我们的国家和党做了有益的事，同时也有错误和缺点，这是谁也免不了的。然而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的这个“高位”对他来说太高了……有这样的人，他们一旦登上了高位就头脑发昏。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他身居最高职位后头脑就发起昏来了，便开始胡闹，这对他本人、尤其对党和国家是很危险的，何况他明显地缺乏坚定性和文化理论修养。

卡冈诺维奇的这段话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说的，他在谈到那个忘恩负义、把他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赫鲁晓夫时还是比较冷静和客观的，而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却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卡冈诺维奇，他这样写道：

像卡冈诺维奇这样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只要斯大林眨一眨眼睛，说为了斯大林的某种事业的利益必须这样做，他就会把亲生父亲给杀了。斯大林不需要去拉卡冈诺维奇，此人不管需要不需要都会喊得嗓门比谁都大，竭力迎合斯大林，到处逮捕和揭露“敌人”。

把他们两人的话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人品格的不同。其实，赫鲁晓夫的种种表现恰好说明，他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用到他自己身上。

从了解情况的人的描述以及赫鲁晓夫的实际表现和他本人的自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虽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但缺乏一个领导人必须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道德观念，谈不上有什么思想信念。他为人粗野，有时蛮不讲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善于变化。他文化水平不高，连一个小学生都应掌握的拼写法也没有学好，谢皮洛夫曾嘲笑他在批文件时把“οзнакомиться”(意为“知悉”)写成“азнакοмица”。无怪乎他从不亲自动笔，只进行口授。但是他练就一张利嘴，能滔滔不绝地发表煽动性很强的讲话和编造各种故事。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容易激动，有时达到失去理智的程度。有些缺点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在与剧作家沙特罗夫的谈话中说：

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而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尤其是得罪了你们当中的人。

这些话是他晚年说的，总算还有一点自责的意思。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他呢?斯大林一方面信任他，看重他的工作干劲和能力;另一方面又不那么尊重他，瞧不起他这个缺少文化的大老粗。据了解情况的人说，斯大林邀请政治局委员们到他的别墅聚会时，常常拿赫鲁晓夫取乐，强迫他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这时赫鲁晓夫只好扭动他胖乎乎的身躯，跳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余的人在一旁拍着巴掌。有人说，斯大林常让赫鲁晓夫扮演小丑的角色，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是不那么看得起他，这似乎是确实的。由此看来，斯大林在给自己的《传略》填写的话中没有把赫鲁晓夫列入党的领导核心的名单，并不是偶然的。而赫鲁晓夫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头全心全意地忠于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首先是忠于斯大林本人，对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和领袖怀有崇敬之心。但是随着直接接触的增多，对斯大林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承认斯大林有高人一头之处，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有“某种无法归入任何范畴的野蛮的东西”，逐渐产生一种敬畏和恐惧的心理，在斯大林面前小心翼翼，胆战心惊，担心出差错而获咎。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和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对斯大林的揶揄都忍受着，心里肯定是不满的。同时他把自己与某些受到处置的人相比，觉得斯大林对自己还可以。因此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充满矛盾的。当剧作家沙特罗夫问他是什么促使他批判斯大林时，他回答说：

不是个人恩怨，不是!斯大林对待我要比对待别的人好。政治局里有的人几乎认为我是他的“宠儿”。我家只有儿媳一人坐过牢。他有时把我称为波兰特务，叫我赫鲁晓夫斯基，强迫我跳舞，总的说来，就这些。与别人的遭遇无法相比。

那么这里又要问，究竟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作那个否定和丑化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呢?一位名叫阿尔帕托夫的学者的说法比较简单，他把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行为称为“奴仆找死去的老爷报仇”。曾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米恰斯内依也说，斯大林常常取笑赫鲁晓夫，甚至糟践他。可以感觉到，长期积累的怨气一旦得到发泄的机会，他什么话说不出来?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里实际上是在与斯大林“算个人的旧账”，说他“没有真正谴责破坏法制的行为和赫鲁晓夫自己也参加的30年代的镇压行动，对斯大林作了绝对主观的评价，把发生所有消极现象的责任全部推给斯大林”。

政论家布尔拉茨基在不止一次地听了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的录音后说：“赫鲁晓夫深受斯大林主义的伤害。这里什么都搅和在一起：既有对领袖的神秘的恐惧，又有无辜者的鲜血引起的心悸。这里有感到自己对被毁灭的生命负有责任的感觉，也有几十年来蓄积在心中、就要像锅中的蒸汽那样喷发出来的反抗。”他还说，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也双手沾满了鲜血”。赫鲁晓夫自己在同沙特罗夫谈话时也承认这一点。当沙特罗夫问他对什么事感到后悔时，他回答道：

最感到后悔的是让许多人流了血。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当时我虔诚地相信斯大林，什么都干……这是我心中感到最可怕的事。

在布尔拉茨基看来，赫鲁晓夫发动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是为了卸掉多年来压在自己心头的重负，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也是对斯大林的反抗。

历史学家叶麦利扬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制造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目的有三个：第一，通过秘密报告首次披露大规模镇压的行为，推脱自己对许多无辜者被杀和被关押的责任;第二，力图表明是他使国家摆脱了恐惧，让代表们相信，只有他当政，才能保证不发生各种违法行为;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名单上抹去斯大林的名字，给自己腾出位置，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俄罗斯社会学研究部门“列瓦达中心”主任列瓦达在回答是什么促使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问题时说：

对赫鲁晓夫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可作不同解释，他本人也多次试图说明这一点。但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些解释当中最合理的是这样的说法：他和他的同伙懂得，他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保持住自己的地位。这是主要的。

以上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赫鲁晓夫宣布他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报告的，本来应该客观冷静，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可是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大段大段地即兴发挥，对斯大林进行无端的攻击，这确实像是一个受了半辈子气的奴仆发泄对已故主人的愤恨，或者像布尔拉茨基说的那样，是多年来蓄积在内心的反抗的总爆发。当然，作为当年大规模镇压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着重讲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争取主动，并把全部责任都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为自己开脱。这样做，也如同列瓦达所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曾谈到过。据他的回忆，他在劝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同意他作秘密报告时曾说：“甚至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哪怕一辈子有一次能够认罪，那么这即使不能使他完全得到谅解，也能受到宽容对待。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待是否应该作关于斯大林滥用职权的报告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报告只能在现在的二十大就作。到二十一大时再作就晚了，如果我们能活到那一天和不提前要我们回答的话。因此最好现在再作一个报告。”这里他也把进行劝说的时间说成“在代表大会开幕后”，实际上可能是在会前讨论是否决定作秘密报告时说的。另据他的女儿拉达证实，赫鲁晓夫在家里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唯一的机会，要么我们现在就讲，要么让人民把我们消灭掉，而且他们那样做是对的。

至于说到他批判斯大林抱有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这一点，也有一定的根据。上面提到过，他口头上虽然说个人崇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然而实际上根本不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他虽然提出要恢复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然而实际上他在准备作秘密报告的过程中就严重违背党内生活的准则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后来当他把党政大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后，更是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并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自己做宣传，唱赞歌。当时也有一些人对他阿谀奉承，赞扬他的“功绩”，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赫鲁晓夫却是一个丑角一类的人物，他的种种表现，使他获得了不少雅号。人们根据他的愚昧和无知，称他为“登上宝座的傻瓜伊万”;根据他善于滔滔不绝地说空话大话和造谣撒谎，称他为“饶舌的人”。他对玉米情有独钟，不问自然条件如何，要求在苏联广阔领土上普遍种玉米，因而被称为“玉米迷”。他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开始时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后来仓皇撤退，遭到国际社会的耻笑。而他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皮鞋拍打桌子的精彩表演，使他一时名扬世界。当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在谈到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曾说，毫无疑问，有过个人崇拜，但是也有过值得崇拜的个人。言下之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也搞个人崇拜这一套，确实有点滑稽。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他的剧本《济金根》时说：“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实际存在的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知道，在十月革命前后有一大批来自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被革命的潮流卷了进来。其中有许多人在革命的洪炉里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自觉的学习改造，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但是也有人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队伍，放松甚至不进行自我改造，凭着自己较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和迎合领导的本领，在革命队伍内扎下了根，甚至步步高升，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方面在正确路线的指引和斯大林严格的管束下，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赢得反侵略战争胜利出过力;另一方面在政策出现偏差和错误时，由于他们的过分热心和努力，给事业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同时由于制度上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由于未能很好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未能建立一整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他们逐渐形成一个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赫鲁晓夫就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他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这个集团的愿望和意志的表现，是这个集团为维护本身利益而采取的行动。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在“冷战”中做法有所改变，开始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思想宣传和思想渗透，并在其内部培养亲西方势力和寻找代理人。而在苏联国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30年代和战后镇压行动中的冤假错案需要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党内和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在西方的影响下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这在知识界表现得尤其明显，而领导集团中相当多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他的同伙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否定斯大林，是为了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本文原载张捷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3月出版的《从赫鲁晓夫到普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