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回忆录选译：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评价和思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维埃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金·阿·库纳耶夫回忆录《关于我的时代》选译[1]
当前，各大媒体都在忧虑地报道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在讲话中也纷纷指出这一问题，并呼吁大家应该尽快走出困境。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又该如何走出危机？却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冒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国家管理不当所致。国家领导人破坏并摧毁了多年来形成的管理结构，却没有建立任何替代方案。相反，他们将一切搞得一团糟，把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这时，各种关于“停滞”的说法便应运而生。
我们并未利用国家丰富的经验来振兴国民经济。大家都记得战后时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百上千被毁的城市、数千个村庄、工业企业在短时间内被恢复，国家开始生产新的工业产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得到了提升，取消了面包、肉类、黄油、糖等商品的配给制度。然而，在今天，国家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如商店货架空空、物价上涨、药品严重短缺等），并将这些问题归咎于所谓的停滞时期。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不同场合常强调：“我们批评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并将他们的工作留给历史学家去评判，但我们今天必须认识到对人民的责任。”我认为，勃列日涅夫是完全正确的。不幸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这些年里，我们的情况截然不同。
首先，改革引发了公众对迅速改善社会状况的期待，但这些期待并未实现。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改革进行得既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国家将走向何方，基本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我们在一端与另一端之间不断摇摆，优柔寡断、原地踏步，而这些又被仓促决定的冲动的行动所充斥。
其次，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国家领导人一直忙于从上到下对国家机关进行无休止的重组。在此过程中，经济管理和改善民生的杠杆被人为放弃了。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各行政机关动员了无数力量，去寻找前任领导人的抹黑材料。然后，这些有时带有诽谤性质的数据通过媒体广泛传播：这样做是为了贬低和羞辱前任，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优越，从而逃避在改革过程中自身所犯下的重大错误和失败。在公众面前，逐渐显露出大规模抹黑许多功勋卓著的党和苏维埃干部的真正原因。现在是时候诚实地指出，谁应为国家经济崩溃、犯罪率激增以及商店货架空空负责了。
第四，国家领导人背离了构建和巩固国家的民族政策原则。由于其主导下的不明智的鲁莽的行动，破坏了几代人之间建立的友谊。在许多地区，爆发了基于民族间矛盾的流血冲突，导致大量无辜人员伤亡。类似的事件发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巴库、费尔干纳、奥什、摩尔多瓦、南奥塞梯等地。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缺乏连贯性和深思熟虑，导致一些共和国产生了脱离苏联的倾向。遗憾的是，苏联的解体已经开始，并且日益加剧。令人矛盾的是，所有人都明白单独生存是不可行的，但同时却以某种激烈的方式撕裂了本已衰弱的联系。
第五，我认为，以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大规模更换党和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据我所知，全国没有一个地区没有经历过该地区的领导层的更换。在改革的幌子下，有才能的组织者被解职——这些人对经济、党和苏维埃工作有着深入了解，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在许多地方，领导层的更换甚至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这种现象无异于“干部大洗牌”。
第六，在此期间，国家对发展苏联科学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科学本应解决基础研究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这一点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多次提出。
改革期间，国家经济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各地形成的结构在高层空洞乏味的演讲中崩溃。各个行业几乎没有创新，没有改变生产技术或生产高质量产品。数亿美元被简单地“吃掉”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被破坏，物质技术供应系统也随之瓦解。
由于这种改革，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主要指标急剧下降。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着无法控制和混乱。专家们承认，我们已经破产，无法支付国外的工业和食品供应。总而言之，危机日益加剧。
作为本身就支持真正的改革的人——正如我在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所提到的——我必须指出，目前的改革是无计划且混乱的。因此，国家纪律和劳动纪律下降，普遍存在松懈和不负责任。而目前进行的政策，这种无情地抹去人民和党的显著成就，并把所有的缺点都归咎于“停滞”时期的做法，难以实现目标。这种做法既亵渎又不公平，这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证实，戈尔巴乔夫表示：“但确实如此，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在改革期间的作为和不作为有关。”
作为一个退出活跃政治活动，但仍密切关注上级党和苏维埃机关工作，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之后的共产党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决定的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总统职位合并的决定并没有实现政治上的成功。
由于他同时担任两个职务，新设立的管理机构，如总统委员会（现已解散），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无法有效运作。现在，重要决策完全缺乏集体性。这进一步加剧并复杂化了这些机构的工作，许多领域的经济成就被丧失。这也反映在基层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他们今天表现得缺乏纪律、缺乏信心，处处观望。
今天，经过多年形成的国家管理原则被彻底否定，被视为腐败的。但为什么呢？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管理杠杆，而这些杠杆是有效的。撇开空洞的言辞，我们应该承认，在改革前期，没有一个最困难或次要的领域是党组织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同样重要的是，党不仅指出了错误和失误，关键是它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对有过失的人进行了严格问责，奖励和培养了有创新精神的党员。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党，并且它对一切负责。现在有很多党派，但没有一个对任何事情负责。也许将来，每个党派都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但那是未来，甚至是遥远的未来。
目前，国家已经陷入混乱。人们已经厌倦了阅读和听到关于行政命令系统和对前领导人活动的批评。国家领导人在改革过程中犯下的重大错误和失误需要尽快纠正，否则无政府状态将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
我们必须立即解决加盟共和国提出的问题，给予它们相应的权利，这些问题是因为宣布了主权而提出的。
进行了许多经济体制的重组，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必要和徒劳的。被放任自流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农业企业由于得不到国家的实际帮助而迅速衰败，多次提高农机价格使它们处于灾难的边缘，严重影响了农田和牧场的生产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苏联国家农业生产委员会不得不紧急重整，大部分的共和国和地方的农业领导机构都被改组，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戈尔巴乔夫人提出的口号“将所有权力集中在人民代表苏维埃手中”本身是正确的，但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连贯性和坚持。
同样，我们必须承认，从上到下将党和苏维埃机关领导人的职位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虽然我基本上支持总统制，但我要指出，它不仅覆盖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甚至覆盖了一些自治州。很矛盾的是，我们的总统数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位居第一。遗憾的是，这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其他指标。在我看来，赋予总统特别权力的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会损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许多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此表示了公正的批评。
改革时期的许多其他重组也未能成功（如大规模实行国家认证制度、临时打击犯罪委员会、某些部委从联盟-共和国部改为全联盟部、反酗酒行动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无系统、未经深思熟虑、未经认真论证和预测可能后果的。更甚的是，这种轻率的态度已成为国家最高领导层，尤其是总统及其团队的政治和实际工作的特点。
如果讨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国有化和私有化。我认为，可以同意这样的一个现实——国家财产在我们这里形成的形式确实未能激发高效生产劳动，也没有真正实现人们的主人翁意识的建立目标，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对经济成果的漠视。但在我看来，不能走极端，局不能盲目挥霍人民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
总的来说，我认为，最大的错误之一是没有明确的改革概念，没有明确需要放弃什么和追求什么。没有对现状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以制定未来的政策。
所有这些导致了我们的经济崩溃，社会分裂，六个加盟共和国拒绝签署新联盟条约。结果，几代苏联人民创造的成果在短短几年内丧失殆尽。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从上到下越来越不稳定，卷入争吵、冲突和混乱，失去了稳定性和持续发展能力。现在它实际上已濒临解体。
在我看来，应该区分造成当前局面的两类原因。第一类原因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时代的“自治”政策，这实际上导致了在国内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忽视了各民族的实际需求，有时甚至粗暴地践踏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在我在领导机关工作期间，我不断感受到现行制度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不仅是关键的共和国的事务，甚至是次要的小问题都需要在莫斯科解决。尽我所能，我反对这种绝对的集中，努力扩大共和和地方机关的自主权。但旧有的体制按照自己的法律和要求行事；它与不断增长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越来越矛盾，因此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和更新。
多年来，我一直与中央保持着不断的联系，与其互动有时无忧无虑甚至温暖，有时正式且克制，有时几乎是对立的。总的来说，无法简单地对中央在共和国生活中的角色作出单一的评价。
首先，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几十年来，中央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给予了哈萨克斯坦巨大的帮助。这种帮助以各种形式进行，涉及开发自然资源、资助工业和农业的前景产业、建设城市和其他居民点、交通干线、培训合格人员、创建文化中央等方面。
然而，中央在我们共和国生活中的作用也存在一些负面方面。
例如，管理的集中化逐渐发展成了超中央集权。它涉及共和国生活的许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发展的步伐。
即使在跨共和国关系领域，中央也未曾放弃其强制性的政策，有时甚至是粗暴的压力，正如我在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一章中详细描述的那样。
全苏部长会议的各部长期忽视了共和国的需要，其数量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它们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大型工业、能源、交通等项目，但往往只关注生产事务，而不充分关心当地居民的需求。它们几乎不关注工人和职员的生活设施，少建住房、学校、医院、托儿所和其他社会文化设施。我们的请求和要求，即全联盟各部及其下属企业和组织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关注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的均衡发展，通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回应，我们不得不费力推动这些请求。
严格的中央集权贯穿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基础是资源和财务的集中。任何有关共和国行政区划的改变、经济、文化、服务业发展的措施，都必须依赖于财务和物质技术支持，而这些几乎完全由莫斯科控制。实际上，任何重要问题都需要中央的决定。共和国甚至不能部分地使用自己赚取的外汇资金，尽管哈萨克斯坦在贵金属开采中占有重要地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集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在民族文化的形成、民族自觉的觉醒、地方语言的使用、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报道等问题上，对共和国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中央严密监控共和国的情况，并迅速对任何偏离官方路线的企图作出反应。这样的举动被坚决制止，往往被定性为民族主义等有害倾向。许多“整肃”运动都是从《真理报》和其他中央刊物发表的关于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开始的。中央对这些“运动”的严格控制实际上排除了共和国为被定罪者辩护的可能性。此外，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长期以来，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由唯命是从、完全忽视本民族利益的官员负责。这一切都抑制了民族文化的发展。
我要说的是，在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领导国家的第一个时期，中央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和压力进一步加剧，并伴随着用从莫斯科和其他地区派来的干部替换本地民族干部的行动。但其中许多人不了解共和国的民族特性，未能完全履行他们的职责。
总之，中央对共和国权利的剥夺和微观管理限制了我们的主动性，未能让我们展现必要的灵活性和差异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文化和共和国其他领域的发展状况。
然而，迈向民主化和克服超中央集权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制定全面而平衡的行动计划，并有条不紊地逐步实施。而我们却做到了什么呢？转向导致全国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民族紧张局势的第二组原因时，我必须指出，摆脱旧秩序的过程，遗憾的是，并未伴随新条件的确立，导致最普通的无政府状态普遍盛行。几十年积累的生产经济、供应生活、贸易等联系迅速瓦解，有计划的供应被原始的易货交易取代，许多集体失去了原有的原材料、物资和零部件来源。国家的经济生活陷入瘫痪。
我不同意那些只在遥远过去寻找当前苏联联邦制实践所遇困难根源的政治家、意识形态工作者和学者。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负有不小的责任。他们的无能，甚至可以说是无助的政策实践，不仅加剧了民族关系危机，还引发了民族间战争的“连锁反应”。在恢复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苏联德国裔的自治问题、满足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和许多其他大小民族的利益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团队的决策的犹豫不决和政策不确定性事显而易见的。
有时我甚至会觉得，戈尔巴乔夫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不解决任何问题”。
中央权力的明显削弱甚至“瘫痪”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主权战争”和联盟法律与共和国法律的对立，各国家机关的行动也因此不同步。争取共和国实质性主权的斗争是正当的，我全力支持并自认为是其倡导者之一，但这场斗争不应演变成自给自足、民族隔离和封闭，不应导致一个民族对抗另一个民族，更不应对抗我们多民族的联合体。
谈到对“民主改革运动”的态度，我认为首先要指出，这一运动的创建是政治多元化的体现。多元化，尤其是多党制，本身是有益和必要的。多党制，包括反对党、政治运动和组织的存在，使执政党的行动受到广泛的日常监督，至少可以减少其滥用职权、违法行为和不法行为的可能性。当执政党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运作时，往往不考虑其决策的后果，如果出现失误，可以将其归咎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而在每一步都受到反对派密切关注的情况下，执政党会三思而后行，不会轻易采取可疑和明显错误的行动。
目前，国家内部局势急剧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仓促作出的关于大幅提价和引入五个百分点的商品销售税的决定，这引发了工人们的正当愤怒，导致矿工们提出经济和政治要求的罢工。在这个阶段，国家实际上变得难以治理。但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缺乏一套清晰明了的国家摆脱危机的方案。
意识形态和教育工作完全放任自流。目前，大量的别有用心的人借着公开性和民主的幌子，将最低劣和最廉价的资产阶级的文化元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党和苏维埃机构却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来维护基本的公民权利，反而在不断进行无休止的、无用的活动——制定和通过模糊、不具导向性的工作计划。而产生目前的危机的原因，正如现实生活中已经明确的那样——来源于戈尔巴乔夫团队的错误的战术行动和管理方法，以及在实施改革政策时的重大失误。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的党事实上是被排斥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之外。由于领导层的原因，党在国家正在发生的进程中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被动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近年来召开的中央全会和其他活动都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或实际益处。许多曾借助党的力量上升到高位的领导人，现在根据形势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并积极主动地去分裂将他们推到高位的苏共——他们退出党的队伍，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党证。
现在的问题是，谁该为此负责？令人惊讶的是，所有当前的问题都归咎于党。所有错误的领导行为的责任都压在普通共产党员的肩上。目前，基层党组织与党的领导层是脱节了的，对党的领导层的信任几乎降到零，这一点在全国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声明中得到了明显体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完全失去了政治作用和全党的信任，这一点也在一些政治局成员的言论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认为，可以借鉴邻国中国的经验。在那里，经济改革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而且这些积极进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除非民族间的冲突停止，否则任何摆脱长期危机的计划和方案都不会奏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共和国，民族关系一直受到极大关注。共和国的党组织始终致力于消除任何可能引发多民族哈萨克斯坦内部冲突的原因。这些民族间的友谊由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奠定，其根基深深植入过去。没有什么能摧毁这种友谊。
总结我的工作历程，可以说，我经历了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点读者们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每个时期都有其优点和缺点。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个时期是斯大林时期，初期的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二战的起始与结束，以及原子时代的开端。这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
第二个时期是二十大之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破除。这是取消许多国家机关，成立经济委员会，改变农业结构，第一位宇航员飞向太空，反党集团的粉碎，完全的个人领导的时期。这是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随意决策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始于1964年十月全会。赫鲁晓夫被免职，勃列日涅夫上台，随后是被称为“停滞时期”的年代。
第四个时期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的年代。
第五个时期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被称为“改革”时期。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时期，对我们人民70年历史道路的无情和不公正的批判时期。
由于实施列宁的民族政策，巩固了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友谊，五年计划的任务得以完成，特别是自垦荒运动以来，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农业地区，科学文化先进，各领域有高素质人才的地方。而这也为进一步发展燃料、冶金、化工、机械、轻工、食品、地方工业、电子、仪表制造业、运输和能源创造了实际条件，这将进一步提高共和国在全国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在农业生产方面，共和国现在拥有相当大的基础，以增加田间作物和畜牧产品的产量，满足人口的食品需求，并为工业提供原料。这也就是说，共和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进一步改善工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促进文化和科学的进步。
目前，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国民经济综合体，这是因为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都是按国家统一计划发展，而这种计划是在考虑到每个共和国的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的。
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创意和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工人阶级也在成长。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顺利，有错误、有疏漏、有失败。我们应巧妙地克服这些问题，共和国可以继续成功发展。
现在，国家主权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被提升到了原则性高度。是的，哈萨克斯坦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如果将进一步加强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这些成就将更加显著。
各共和国实际主权化的必要性早已成熟，扩大其自主权，赋予其一整套权利和权力。必须将中央的大部分权力返还给各共和国，更加公平合理地重新分配权力，显著提高各共和国在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然而，完全贬低中央的角色并将苏联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实体是不对的。我不赞成“国家的封建式分裂”，因为，首先，这将会妨碍涉及全苏联人民利益的问题的解决，其次，这将会巩固和加强一些共和国层面的领导集体的权力的过度集中，第三，这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平等保障公民权利和民主方面制造一些额外的障碍。我深信，国家结构的深度民主化和更新应当使苏联和各共和国的主权权力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对立。它们需要相互平衡，通过多种有效的物质和法律保障措施，以及组织上的支持来实现。
我对国家未来的设计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只有在这些原则下，我们才能克服或至少减少国家内部的对立，从而使苏维埃国家走上经济、社会和精神进步的道路，确保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为各共和国的互利合作创造条件。各共和国将在中央真正关心和尊重每一个共和国的发展的基础上保障联盟作为实现其共同利益的中央政权的正常运作。如果没有这种制度性安排，我们的国家将很难在现代世界中走在前列。
今天，讲述我的时代，也就是叙述我的同代人——他们经历了我们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
今天，想到这些人的长期建设性劳动没有白费，我就心中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我们不能丢弃这些宝贵的经验，不能失去它们，尽管我们的历史道路上有许多缺点和遗憾，但我们所取得的许多成果现在依然是值得骄傲。实际上，这些经验和成果也在今天为哈萨克斯坦在民族自觉基础上走向真正民主、主权国家的改革道路奠定了基础。
1991年7月
[1] 译者注：本文选译自1992年出版的金·阿·库纳耶夫的回忆录《关于我的时代》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和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