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月革命的三大合理性

张  伟

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关于十月革命的争论从未停止，尤其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困难的时期，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十月革命是否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否具有理论合理性；二是十月革命是否合乎俄国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三是十月革命对俄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来讲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即十月革命是否具有政治合理性。这三个争论的本质分别指向十月革命是否可能发生、必然发生、应该发生这三个存在某种递进关系的问题。本文将分别回应这些质疑，以期澄清误解，彰显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一、十月革命的理论合理性

1.“早产论”的逻辑错误

对十月革命的理论合理性质疑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当属“早产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撰写的《四月提纲》中提出，要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对此展开了反对和攻击。他们认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只有到俄国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将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考茨基延续并强化了这种观点。他在1918年为否定十月革命而撰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认为，十月革命好比是“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1]。这一论点就成了后来广为流传的“早产论”。在“早产论”者看来，既然十月革命不具备发生的条件，它就不应该发生。

“早产论”者的重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592。】

“早产论”者认为，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强调了生产力在新旧社会形态转变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也就自然可以作为否定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那么，从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能否得出俄国十月革命是“早产”的结论呢？我们不妨先从纯粹的形式逻辑角度进行分析。

十月革命后出现了“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这与“两个决不会”中的第二个“决不会”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这里只讨论第二个“决不会”。我们可以将第二个“决不会”，即“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转换成一个逻辑命题——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未成熟，那么“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决不会出现。

那么，这个命题的逆命题则为——如果“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出现”，则表明“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原命题与逆命题为等价命题，即如果原命题成立，则其逆命题也成立。俄国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已经出现。那么我们依据上述逆命题，就可以得出“现实世界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的结论。由此可以从逻辑上证明：既然在十月革命后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说明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就不存在所谓的“早产”问题；同理，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并不存在矛盾。[3]

近年来，有人认为，苏联的解体从实践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的“早产”。这个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这如同将一个人英年早逝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早产”。我们知道，十月革命后，苏联仅仅通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要用一二百年时间才能实现的工业化，并快速崛起超越了英、法、德等传统资本主义列强。惟其如此，它才能成为二战中战胜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并且在战后成为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世界强国。实践充分证明了苏联及其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因而，十月革命并未“早产”，不是什么“早产儿”。

2.十月革命胜利的物质存在条件的理论说明

前面我们只是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从逻辑上证明了十月革命爆发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但十月革命爆发时俄国还是一个封建性很强、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俄国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那么，为何说十月革命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成熟了？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析。

首先，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4]564。由于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产生“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已经不再仅受限于其国内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还受益于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表面上看似乎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但如果进一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跨越”实则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有可能在俄国等落后国家出现。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各国摆脱了孤立状态，为俄国等落后国家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成果从而实现生产力水平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使其有可能跳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轨迹。

因此，马克思以反诘的语气深刻地指出：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5]】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实施的新经济政策，通过租让制积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主动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果，为其巩固革命果实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作了重要的铺垫。

其次，我们可以从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的作用来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存在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个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的主体。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655】

劳动者的素质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决定了其他两个要素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程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得以极大激发，使生产力水平得以实现跳跃性发展。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其物质存在基础即生产力的自我强化的过程，劳动者既是这个过程的关键因素，又为这个基础提供了重要的主体条件。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592】

十月革命的发生是建立在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准备的、成熟的物质存在条件基础之上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表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基本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并不存在一个用来衡量某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否够条件的绝对的生产力水平标准。促进社会形态变革的革命在何时何地首先出现，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早产论”的理论错误在于其机械地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形态的更替、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往往不是首先发生在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最成熟、最发达的地方。例如，封建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奴隶制度最成熟的古希腊、古罗马，而是首先产生于奴隶制度并不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制度并非首先出现在封建制度最发达的中国，而是首先产生于封建制度并不特别发达的西欧。可见，“跨越”在社会形态更替中并非罕见。当然，社会形态的跨越并非脱离一定生产力水平的任意跨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跨越是以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其巨大的生产力为前提的。

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物质存在条件只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物质存在条件不具备不可能发生革命，但具备了物质存在条件也并非一定发生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为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某个国家是否能够发生革命，还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因此，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合理性应从俄国当时的社会矛盾中去探寻。

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四大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俄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俄国“‘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6]。换句话说，沙皇政府的合法性日渐丧失，而不堪重负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承受力也日趋接近临界点，革命一触即发。对此，沙皇政府束手无策，失去了足以缓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资源。这种情势表明，除进行革命外，俄国已经没有其他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二月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俄历1917年2月19日，彼得堡因缺乏面包开始发生骚乱；23日，出现了自发性罢工，罢工规模在此后两天越来越大；27日，罢工升级为武装起义；3月2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让位给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在继位后即宣布自己退位，并将政权交给其间成立的临时政府。至此，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7]

然而，二月革命虽然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但它并没有缓解俄罗斯的各种社会矛盾。二月革命胜利后，饥饿的工人、农民和疲惫厌战的士兵都期盼着一个新社会的出现，形势稍为平静了一段时间。然而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并没有着力去解决劳动人民迫切关心的和平、面包、土地等问题。临时政府为得到协约国支持而继续对外进行战争，对工人关于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对生产进行监督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对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运动进行镇压，致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由于受到人民群众的激烈反抗，临时政府危机不断[8]并很快成了革命的对象，再次发生革命已不可避免。

于是，革命的领导权又历史地落到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当时在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中，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多个党派，那么革命的领导权何以最终又落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与其长期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以及革命时机来临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是分不开的。列宁从建党初期就反复申明，必须建立一个组织严密和纪律严格的职业革命家组织：

【“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即一个能把政治上的反政府态度、抗议和义愤的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汇合成一个总攻击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9]95】

列宁主张，党要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就应当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善于对一切专制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列宁提醒全党要为时刻可能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

【“我们应当时刻进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同时又应当时刻准备着应付一切情况，因为爆发时期和平静时期的交替往往是几乎无法预料的。”[9]168】

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当时最具号召力和组织性的政治力量，从而使它拥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优势在革命时机到来时势必会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积极发挥自己的组织优势，充分利用推翻沙皇后的社会自由形势，十分注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工作，致力于在工厂、工会、农村、军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各大工厂组建工人赤卫队。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队伍随之迅速扩大，到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已拥有10万名党员；而到七八月间布尔什维克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布尔什维克已经成为拥有24万党员的政党组织。正是布尔什维克艰辛而又卓越的基层组织和宣传工作积累起来的领导力与影响力，使其在平息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并因此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的苏维埃中占居了多数。而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苏维埃中的胜利加速了其他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进程，进一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到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员已激增至35万人。随着布尔什维克实力与影响力的迅速增加，二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脆弱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力量对比迅速朝着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方面发展。[7]叛乱平息后，列宁曾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堡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因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夺取政权的领导任务自然落到布尔什维克身上[10]。于是，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实施自己的纲领，兑现对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承诺，由此赢得了俄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从而使其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赢得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抵御外国干涉战争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由此可见，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而不是某个政党或某个领袖人物的主观选择，更不是什么“密谋”“政变”“冒险主义的结果”。布尔什维克能够成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是俄国广大工农群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12]

三、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革命需要打破原有的国家机器，冲破原有法律制度的限制，而统治者则会通过暴力来维护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和法律制度，这就决定了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会有成功的革命。人类历史上的各种革命，包括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不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站在封建特权阶级的立场上看是非法的，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本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它们无疑是具有政治合理性的。考察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同样不能抽象地站在某个落后阶级的角度去看其是否合法、是否使用了暴力，而应该看它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的解放和进步。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十月革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制度创新

十月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重大制度创新。资本主义制度是“物支配人、金钱支配一切”，而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制度，则以“人支配物、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它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文明的制度。这种制度追求并初步实现了绝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公平、就业、福利、教育、民主、和谐，展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公正、自由、平等、民主、互助、和谐的新社会文明。它通过建立公有制经济，铲除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使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从而为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提供了条件；它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组织社会生产，避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的无序和盲目而造成的巨大资源浪费；它建立起了包括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在内的全民普遍享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所能实现的最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公正。[13]在新自由主义泛滥导致全球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西方国家政府穷于应付的今天，回望这些具有革命性的制度创新成果，令人更加认同十月革命伟大的开创意义。

2.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

马克思曾指出：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690】

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野蛮的殖民掠夺和奴役基础之上的。残酷的殖民掠夺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造成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极端贫困与落后，使其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能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有推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才能摆脱被剥夺和被奴役的状态，才能走向自主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和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觉醒和革命意识，提振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摆脱被奴役地位的信心，从而极大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后，一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普遍将“走俄国人的路”“以俄为师”看作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有效途径。1918—1923年，中国、朝鲜、蒙古、越南、印度、印尼、土耳其、伊朗等国都纷纷掀起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以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猛烈打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并为二战后进一步摧毁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3]

3.十月革命迫使资本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全世界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削弱社会主义俄国的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对工人阶级作一定程度的让步，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在改良过程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要素被吸收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的改良在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同时，客观上提高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地位，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政府开始承认工会的地位和工会活动的合法化，设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禁止雇用童工，取缔血汗工厂，一些国家左翼政治力量也得到快速发展，有的还上台执政并主动推行某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和调节，在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产业设立国有企业，对私人垄断资本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减少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经济波动。在社会方面，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就业救济，实施累进收入所得税，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贫富差距。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改良，虽然并没有改变其根本性质，但也减褪了其原来野蛮的本色而变得“人性”“文明”起来，劳动者阶级的权益和生存状况得到一定的提升和改善。苏联解体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下降，削弱了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地位又开始下降，工人的很多福利和权利被削弱或被取消，而对资本的管制则以自由化的名义不断放松，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在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人口却在增加。这些现象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削弱后开始向野蛮方向倒退，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十月革命的政治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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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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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曜.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J].科学社会主义，2009(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