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26日，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未经当局批准的游行。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乌法、乌拉尔、托木斯克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十多个大城市均有民众参与游行。此次游行事件中，莫斯科有约500人遭警方逮捕。

俄罗斯政治出现不稳定迹象，根本原因在经济。受国际油价下滑和西方制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俄罗斯GDP自2013年达到2.15万亿美元的峰值之后，便开始逐年下降。2015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3.75%，是苏联解体以来最差，GDP总量降至不足1.2万亿美元，通胀则达到令人恐怖的12.9%，失业率达到5.3%。2016年俄罗斯经济继续下跌，如今俄罗斯的经济规模甚至小于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体中排名第15位（人均GDP排名第75位），人均工资收入也第一次低于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6年12月发表的国庆咨文中承认，俄罗斯经济2016年全年降幅为0.3%，通货膨胀率为6%，预计2017年通胀率为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统计表明，俄罗斯近4年来在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行榜中的排名下滑了20位。2012年俄人均GDP为1.51万美元，今年为8800美元。

经济下滑不可能不影响到俄罗斯民众生活。据俄罗斯媒体的调查显示，最近一年，有4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家庭经济状况有所恶化，其中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帮助，将很难支付诸如购买药品、还贷、住宅公用事业费、教育服务费等必要的生活费用。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基层视察时，面对民众关于退休金太低的抱怨，居然回答：“没有钱，你们先挺住。”引发俄罗斯网民大吐槽。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因为经济困难，一些城市出现了奇怪的新社会现象——妇女们开始寻求用身体来支付家庭的一些必要的开支和费用。比如一个26岁的姑娘在网上发帖：“寻找一个可以给房间布线的电工，共两个房间，我将以2-3次不可描述来作为回报。”而另一位23岁的姑娘则表示，可以用一次“上门约会”换取一件家具。

媒体把这种社会现象的一切归因于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导致部分民众连水管破裂这种日常问题都无力支付。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出现一些示威游行之类的活动是很难避免的。何况俄罗斯已经按照西方的模板，建立起了多党制、“自由”媒体、定期选举等一系列“宪政民主”制度。

在一定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困境表明，俄罗斯仍然处于“后苏联时代”，仍然在艰难的消化苏联解体的后果——从经济崩溃到政治动荡。

尽管特朗普对推动“颜色革命”的兴趣似乎不如小布什、奥巴马，但美国还是本能的表现出了要在俄罗斯煽起一场“颜色革命”的冲动。3月26日，莫斯科的游行因为没有得到批准而受到警方干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立即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政府拘捕抗议者，并要求立即释放所有人，称此举是侮辱民主价值，拘押和平示威者、人权观察员和记者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的蔑视。华盛顿对纳瓦里内被捕感到不安。欧盟发言人则表示，俄罗斯警方的这一行为阻碍了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表达，而这些都是俄罗斯宪法赋予民众的根本权利，并呼吁俄罗斯当局能够遵守国际承诺，立刻释放和平示威者。

从美国和欧盟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西方鼓动颜色革命的一贯套路：把经济社会问题引向政治问题，把非对抗性矛盾引导成对抗性矛盾，最终使矛盾激化到一种无法解决的状态。显然，西方的真正关心的不是“颜色革命”目标国家抗议者的权益，而是目标国家的现行政治经济解构解体。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掌握了政治话语的解释权——主要是“民主”、“法治”的解释权，所以，当目标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之后，西方也就掌握了“颜色革命”的主导权，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者宣布“民主胜利”，或者宣布“民主遭到践踏”。

从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的经过和后果来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其中存在的悖论——

在起点上，抗议群众的要求往往是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但是，在西方介入并获得主导权之后，这些合理的要求就被“仍到床下”，运动的目标悄然转向“炸毁”现行的政治结构。基本策略是不断提出当局绝对无法答应的条件，彻底排除妥协、和解的可能，最终以“国家失败”而告结束。而在“国家失败”的格局下，无论“颜色革命”的发起方还是目标方，均两败俱伤。

为什么发生过“颜色革命”的国家基本都变成了失败国家？概因为西方主导“颜色革命”所追求的就是摧毁目标国家的独立性和国内团结，以便于自己操纵目标国家的内外政策——从逻辑上说，一个依赖西方支持的政治派别在掌权后，不可能成为国内团结的中心，也就不能不接受西方的操纵——因此“颜色革命”成功则意味着目标国家国内政治的“粉碎性骨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修复。

西方支持“颜色革命”的更隐秘考虑，则是中断目标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而保持西方的经济、技术和军事的绝对优势，保持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对任何一个“颜色革命”的目标国来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自己对解决国内矛盾的主导权，排除西方的介入，同时把因势利导，解决矛盾作为推动自己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进步和全民团结的有利契机。总的规律是解决矛盾越快、越有效，西方就越没有机会渗透和介入。

在此次“俄罗斯游行”事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迹象是中国的新右派知识精英如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连篇累牍的抛出文章，诸如《俄罗斯人面对专制和腐败：走上街头》、《俄罗斯人为什么抛弃普京?》、《俄爆发大规模反腐示威游行，中国官媒集体失声?》、《俄罗斯：帝国返照与偶像黄昏》、《大游行!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何时到来?》、《普京的下场会比戈尔巴乔夫惨吗?》、《“普京主义”与俄罗斯新抗议运动的兴起：“去普京多数”正在形成》、《政权若垮，普京不可能有生路》……等等。

这些文章有三个共同特点——

第一、预设立场，对普京进行妖魔化，只字不提西方的介入和干预，用起哄的方式制造普京即将垮台的印象;

第二，完全排除了俄罗斯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解决矛盾的可能性，断言只有普京垮台才能解决;

第三，利用俄罗斯的形势，含沙射影，暗指中国，试图在中国煽起“颜色革命”。

从俄罗斯的情况看，尽管这次游行一开始显得来势汹汹，但很快就被平息了，游行没有得到俄罗斯公众的广泛支持是根本原因。毫无疑问，尽管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绝非白璧无瑕，但目前支持普京仍然是俄罗斯的主流民意，况且俄罗斯社会经过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对颜色革命心有余悸，并没有胃口再体验一次解体的“阵痛”和叶利钦式的“病夫治国”。所以，普京仍然有从容处理的空间，只要政策得当，完全可以在排除西方插手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新右派知识精英的那一套自由主义话语虽然仍是主流，但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们已不复当年的垄断地位。只要中国的政策能够一方面积极向社会主义回归，不断解决社会矛盾，一方面严格防范西方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则西方试图在中国煽起“颜色革命”的企图一定失败！新右派知识精英的结局只能是向隅而泣，继续他们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百年边缘”的命运。

中国要彻底消除“颜色革命”的威胁，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转守为攻，不仅要建立比西方更为优越的政治经济体制，而且要有足以和西方的“普世价值”相抗衡的论述、话语。我认为，这一切的内核是而且只能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