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主席的一个著名论断。但是近年来，这个论断有被片面化、绝对化解读的趋势，一些自由派学者也故意渲染这句话，暗示中共夺取政权完全是靠武力。事实上，毛主席1927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讲的原话是“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当时的背景是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用屠杀政策对付共产党，中共虽然拥有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但由于缺乏“枪杆子”这一必要条件，而处于完全无法保护自己的境地。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对共产国际和陈独秀不重视枪杆子的一种尖锐批评。

关于枪杆子和政权的关系，毛主席后来有更加深刻的论述：“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1945年，毛主席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名言，在这里，毛主席把枪杆子视为夺取政权的必要条件。在毛主席看来，夺取政权的充要条件是政治路线：“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

辨析了毛主席的著名论断，我们再来看土耳其政变。政变的失败再次表明，单靠枪杆子，是不能取得政权的，枪杆子只有在获得民众政治支持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

谈到土耳其政变的原因，主流论述是“世俗VS宗教”，并把土耳其军队定位为世俗主义捍卫者。这个观点其实是人云亦云的皮相之论，并没有抓住问题本质。调查表明，土耳其虽然90%以上人口是穆斯林，但在宗教问题上，40%的人口应该算是“中间派”——对世俗和宗教都持包容态度，认为各有各的作用。极端的世俗主义和极端的宗教复兴，在土耳其均不占主流，都不到30%左右。这样的结构，类似印尼或马来西亚，世俗和宗教的对立不会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土耳其政局不稳定的根本原因，还是要到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中去找。

土耳其国土面积近8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三省之和，地跨欧亚两大洲。其领土97%在亚洲大陆西端的安纳托利亚半岛，3%在欧洲巴尔干半岛。不过，其西北部(欧洲和靠近欧洲部分)面积虽小，但却是面向海洋和欧洲的工商业地区，东南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90%以上，可见其地区差距之大。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土耳其也推行了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2010年12月20日，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发布该国人口收入调查分析报告，将土国居民按收入水平均分为5组按金字塔状排列，最上面一组的总收入是最下面一组总收入的8.5倍。报告显示，2010年土国家庭年均收入22063里拉(约合48161元人民币)，个人年均收入9735里拉(约合20464元人民币)。其中，东部伊斯坦布尔省人均年收入最高，达13382里拉(约合29211元人民币)，西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约为11116里拉(约合24274元人民币)，最低的是东南地区，仅有5144里拉(约合11232元人民币)。报告还称，土国长期贫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18%。

土耳其军方的政治基础主要在西部富裕地区。一方面，土军方接受美国和欧洲的援助，政治上亲西方，另一方面，土军方自身也拥有众多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及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自然要举起世俗化的旗帜捍卫自己的利益。而东部广大贫困地区的居民，则有被现代化抛弃之感，他们更多地投向宗教怀抱去寻找慰籍，同时举起伊斯兰“正义”的旗帜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利益之争就由此演变成了“世俗-宗教之争”。

在这一格局中，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采取了类似泰国被政变推翻的总理他信的政策：为了在选举中获胜，正发党向贫困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裕的大资产阶级征税。这种再分配机制有助于增加大资本的财富，同时也使贫困阶层得到了一定好处，由此确保埃尔多安连续执政14年。但这种做法会导致本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萎缩，加剧土耳其本就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这次土耳其政变，主要是土军总参谋部的一批少壮派中级军官发动的，高级将领并没有真正参与，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批政变军官一般出生于土耳其中产阶级家庭，对中产市民的痛苦感同身受，政变军官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受到埃尔多安政权挤压，所以借埃尔多安外出度假放手一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政变政治基础的中产阶级在几次抗议运动失败后已灰心丧气，尚未从失败主义情绪中恢复过来，政变军官也没有提出能够动员社会其他阶层支持的政治纲领，土耳其的大资产阶级冷眼旁观，得到过埃尔多安好处的底层百姓反而在埃尔多安的号召下走上街头包围了政变部队——政治上孤立的枪杆子没有能够得到政权，反而打倒了政变分子自己。

没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政变不叫政变，而是一种毫无目的的兵变。兵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在21世纪的今天还要玩兵变，未免太过冒险。

埃尔多安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胜利使土耳其的国内矛盾更加尖锐，而不是更加缓和了。埃尔多安两面讨好的骑墙政策已经走到尽头，对中产阶级竭泽而渔的政策已不能持续，他必须做出选择。这意味着政变不是对埃尔多安的最大考验，回到安卡拉豪华新总统府之后的日子，才是对埃尔多安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