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希腊11月12日爆发全国性大罢工，这是左翼政府今年年初上台后面临的首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国有和私有机构员工都 走上街头，致使学校、医院、银行、博物馆、药房和交通运输等陷入瘫痪。公共交通运行时间改变，铁路和海上交通中断，30多个国内航班取消。新闻记者同样参 与罢工，仅限于播报与罢工相关的消息，新闻网站停止更新，13日发行的报纸将不再印刷。雅典区中心的集会参加人数超过2万人。抗议中，部分无政府主义分子 朝警察投掷石块和汽油弹，并毁坏了雅典市中心的一些银行网点、公交车站和汽车，全国其他的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类似抗议活动。这次罢工对希腊生产和普通民众生 活影响非常之大。

　　大罢工捍卫的是处于守势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既得利益。根据希腊政府与欧洲债权人的协议，为换取债权人860亿欧元的贷款，希腊政府必须采取 严厉的紧缩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削减养老金和工资，增加已有税收并开征新税种，削减医疗保障及改革养老基金等。显然，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所维护的是既得的 福利。既得利益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其实，所有的现实利益都可视作既得利益，问题不在于利益本身是否既得，而在于是谁的利益。养老金、工资、医 保等福利的削减，打击的是工人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抗议势所必然。公务员工会Adedy主要成员格里戈里·卡罗莫利斯告诉英国《卫 报》记者，“今年冬天将地动山摇，现在是开端”。他说：“当平均工资减少30%，工资水平降到无法接受的水平，社保体系濒临崩溃，我们无法保持淡定。”

　　希腊工人罢工所维护的利益与中国新式工人阶级即农民工罢工所争取的利益有重大区别。后者是争取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是在 为将得利益而战，海量工人大罢工是如此，裕元工人大罢工同样如此;而前者捍卫的是长期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已经获得的经济政治成果，这些成果表现为工人阶级 和劳动人民的既得利益。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工人阶级只有在为将得利益而奋斗时才具有战斗性，现在从希腊的抗议活动看来，为了捍卫既得利益不致丧失，工人阶 级同样会采取行动。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如果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经济条件受到威胁，这种威胁无论来自将 得利益的缺位，或是来自既得利益的受损，工人阶级都“无法保持淡定”。

　　一些人在评价希腊工人阶级的抗议活动时，认为希腊人懒，不好好干活，还想享受好福利，过去靠借钱维持高福利，现在又要集体赖账。这种看法是极端 错误的。首先，懒惰的不是一般的希腊人，而是希腊国内外不劳而获的有产者，至于希腊工人阶级，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阶级一样，是勤劳的，他们是异化 劳动的承担者，他们不仅为自己劳动，也为剥削者提供剩余劳动。作为工人的希腊人怎么会是懒惰的呢?怎么会不好好干活呢?其次，希腊工人所享受的好福利，不 是上帝的赐予，不是资本的慈善，也不是其他民族劳动者利益的转让(所谓“借钱”)，而是希腊工人在本阶级组织领导下长期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希腊工人在自 己创造的价值中分享到较高的一个比例。这个“好福利”之“好”，是较自己过去的地位有所提高，但较不劳而获的资本家阶级来说，这个“好”其实是“坏”，因 为毕竟整个剩余价值部分被资本所无偿占有了。最后，大罢工绝不是希腊工人对所欠债务的“赖账”。我们已经指出，希腊工人得到的只是自己创造价值的一部分， 享受自己的创造性成果，与“赖账”无缘。实际情况是，由于在资本家和工人间分配比例更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资本为了不减少自身的利润，通过政府举债的办法 维持较低的税收水平。从现象上看是政府为工人福利体系举债，但本质上是资本家不愿意减少利润而在高福利下维护低税收，倒逼政府举债。这是欧洲工人运动尚未 根本改变国家政权性质的条件下，必然要出现的本质和现象的颠倒。政府毕竟是资产阶级政府，替资产阶级服务，即使是左翼政党上台，其政策仍然不能完全丧失这 一性质。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于2015年1月25日当选希腊新一届总理，9月20日举行的希腊议会选举中再次当选，他于7月接受了他曾激烈反对的总额 860亿欧元(924亿美元)的第三轮对希援助协议。援助协议附带苛刻条件，要求希腊出台进一步紧缩措施，包括削减福利和增加税收。

　　由此可见，大罢工是对全球倒行逆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狙击。新自由主义孕育于上世纪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滞胀危机，在冷战结束后独步全 球，但在2008年美国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声名狼藉。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应对滞胀危机，极力打压战后全球工人阶级所赢得的经济政治权利，不仅导致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丧失，他们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的终身就业权被剥夺，免费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制度被废除;而且使资本主义 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不能幸免。日本工人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被新自由主义政策废除了;美国工人较上个世界70年代以前，年工作时间增加了一个月，但工 资和福利并未提升;欧洲国家工人阶级的福利体系遭到重创。全世界无产者是命运共同体，不仅表现在一荣俱荣上，也表现在一损俱损上。令人玩味的是，苏联解体 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员没有一人是男儿，无人为自身的经济政治权利的丧失而勇敢抗争，今天希腊工人为自身的福利减损却举行了全国性规模的抗议。新自由主义政 策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遭到抵抗，在美国、日本也畅行无阻，但在希腊、西班牙却遭遇了狙击。

　　在大罢工中，希腊民众和政府的矛盾是通过政府分裂而求得解决的，激进的左翼激进联盟党站到了民众一边，号召人们参加总罢工。2009年后，全球 性经济危机肆虐欧洲，2010年债台高筑的希腊成为引发欧洲信贷危机的领头羊。面对为换取国际援助而勒紧裤腰带的普通希腊民众，齐普拉斯领导的 Syriza(左翼激进联盟党)打出了“反紧缩牌”，主张与债权人重新商讨救助协议，勾销此前债务，废除财政紧缩，甚至提出退出欧元区的要求，这无疑是在 挑战此前施以援手的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银行“三驾马车”的底线。如果说2012年希腊民众在主权债务危机最严重时还稍显犹豫，2015年 冬天注定“将地动山摇”。

　　有人把Syriza的成功翻身视为希腊民粹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这是替新自由主义政策洗地的无端指责。齐普拉斯和查韦斯都十分尊崇毛泽东，不仅 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查韦斯走了，齐普拉斯来了。左翼激进联盟党的上台是希腊资产阶级性质政府自我矛盾的产物。这种矛盾就是，希腊政府在国际共运处于 高潮时期向希腊工人阶级妥协所建立起来的福利保障体系，是通过举债和低税收来维持以讨好资产阶级。这个矛盾能够暂时共处的一个条件是欧盟经济和希腊经济的 繁荣。当金融危机摧毁这个条件后，新自由主义政策要在希腊推行就遇到了障碍。左翼联盟党利用这一国内国际矛盾成功上台后，诉诸希腊民众力量与“三驾马车” 叫板，令人想起毛泽东敢于动员全国力量抗美援朝，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一较高下。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又能够讨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希腊已经很难 找到存身之地了，不是忠诚地执行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执政，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上台，希腊在经济危机中已经成功唤醒了阶级斗争，而且 一开始就在政党代表的阶级搏斗水准上成功唤醒。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已经到来。

　　之所以是希腊，而不是别的国家担当起这个历史主角，有着深刻的内外原因。希腊大罢工的根因起源于主权债务危机。主权债务是以主权为担保向国际货 币基金和欧洲银行举借的债务，由于不能到期偿还而面临的债务可能发生的违约风险，就是主权债务危机，它是一种财政风险。2009年底，希腊政府披露的公共 债务高达3000亿欧元，世界各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主权信用等级。2010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降低到垃圾级别，就此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爆发。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并非偶然，就内因来说，希腊属于欧元区边缘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和制造业尤为落后。海运和旅游业是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来 源，但这种经济结构最易受到外部冲击，金融危机使得占世界运力总量20%和欧盟运力总量50%的希腊航运业迅速陷入萧条，靠海外游客支撑的旅游业也遭受重 创。支柱产业萎缩导致希腊财政收入锐减和应对外部金融危机的能力下降;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优越的福利制度导致财政刚性支出，财政危机不可避免。 高福利还引发自愿失业增加，进一步减少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而增加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加重了财政负担。作为欧元区成员国的希腊，在以最优货币区理 论为基础的欧元区内，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自主性，财政政策调控的空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在有限的财政自主权内，要维持财政平衡，不得不削减福利支 出，以减少赤字，问题在于，福利支出存在刚性，使得财政调控能力大受限制。加之为应对危机，希腊政府所发行的中短期债务积累的比例过高，以及衍生金融工具 的利用，都为主权债务危机买下祸根。

　　就其外因来看，欧元区始终存在成员国独立的财政政策和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欧洲央行只负责制定区内统一的货币政策，无法约束成员国政 府预算和财政政策。统一货币政策的执行还缺乏中央机构管理和监督，导致成员国权利与责任失衡，各成员国有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失去利率和汇率两大工具的成 员国只能借助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把可能刺激经济的好处留在成员国，而把通胀的责任留给欧洲央行。这种制度设计必然导致一旦外部发生金融动荡，欧元区国家普 遍出现高额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同时，单一货币制度使一国金融危机很快扩散到整个欧盟。总之，希腊特定的产业结构和高福利制度，以及欧元区的金融财政制度 安排，使得希腊处于欧洲一体化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类似的薄弱环节还有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爱尔兰。

　　希腊的这次大罢工具有深厚而广阔的国际背景。本月9日，欧元区债权人拒绝向希腊划拨一笔20亿欧元(约合21亿美元)援助贷款，理由是希腊未能 推行以削减福利和增加税收为内容的紧缩性改革，从而引发了12日的抗议活动。可见，希腊民众的抗议尽管形式上对着政府，实际上对着欧元区债权人，甚至在左 翼激进联盟党执政的中央政府支持总罢工后，抗议政府在形式上也不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夹板气”。左翼组织Antarsya主 要成员彼德罗斯·康斯坦丁努说得好：“现政府承受来自债权人和民众的双重压力，而我们的愤怒将是无情的，没有界限。”抗议者的对象是希腊政府为换取救助资 金而采取的提高税收、减少开支等紧缩措施。但与以往历次抗议活动不同的是，中央政府号召民众积极参与这次总罢工，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党认为，大规模的反紧 缩抗议活动能够帮助政府在谈判中向欧盟债权人施加压力。

　　希腊民众大罢工的国际联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无产者的世界联合，一个是资产者的国际联合。显然，第一个联合在此轮抗议中是不存在的，美国金融危 机后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占领者们，没有对希腊工人的罢工有任何的实际支持和声援，“占领运动”波及欧洲后也曾引发欧洲抗议浪潮，但欧美的工人阶级 此次没有组织起来，也没有联合行动支持希腊大罢工。希腊工人所维护的福利体系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支持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运动联合 斗争的产物，失去方知珍贵，苏联解体后，这种世界工人的国际支持已不复存在。相反，欧美有产者的联合却不断巩固，且有创新。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欧洲银行正是有产者的国际联合组织，它们以新自由主义政策瓦解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联合，剥夺了他们在历史上获得的经济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但是， 资本的联合统治永远有效吗?能够被打破吗?齐普拉斯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欧洲，以激进的姿态挑战资本主义的欧洲一体化。这个一体化构建了垄断资产阶级控制 资源、奴役和剥削劳动人民、维护有产阶级特权的欧洲体系，如前所述，希腊无疑是这个体系的边缘，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正如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链条薄弱环节 的俄国首先取得了胜利一样，齐普拉斯领导的左翼激进联盟党一上台，就明确提出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维护本国底层民众利益的系列政策，提出重新召回在市场经 济体系下失业的各类员工。齐普拉斯对欧洲一体化的突破，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战场，此次大罢工正是在这一战场上对人民力量的一次检 阅。

　　希腊的全国性总罢工具有重要国际政治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齐普拉斯领导的极端左翼力量的崛起，赓续了希腊共产党的事业。二战时期， 希腊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成为希腊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雅尔塔会议上成为苏联向西方妥协的牺牲品，希腊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被剿灭，组织被取缔。此 次大罢工，不仅是希腊民众力量空前团结的标志，也是希腊共产党复活的标志。二是在低潮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反击，并且成功逆转了“颜色革命”。苏联解体 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此满足，在原苏东地区以“颜色革命”为手段，以建立完全西化的附庸政权为目标，制造动乱，推翻现政权，兜售西方宪政 民主。希腊极端左翼反对私有化、市场化的政策主张，大打“反紧缩牌”，通过全民选举上台，成功逆转了“颜色革命”，此轮全国性大罢工是左翼力量的一次反 击，令欧洲的默克尔们惊慌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