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一方面向西看，照搬西方的模式，在政治上建立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经济上实行全面私有化，恢复了私有制，迅速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而在文化上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们向后看，大搞复旧，恢复沙皇时代的许多旧东西，结果使得他们建立的资本主义带有不少旧俄的特点，可以称之为俄罗斯特色的资本主义。本文着重讲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复旧的某些表现。

    新的当权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给他们实行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抹上一层“合法”的色彩，便颠倒历史，把自己的行动称为“革命”，全盘否定十月革命，把它说成布尔什维克策划的阴谋和政变，说成俄罗斯历史上的悲剧性错误，把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称为极权主义政权，有人甚至把它同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等同起来。由于这次复辟是在十月革命后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实现的，当年的革命者早己去世，因此新的当权者已无可能像历史上的复辟势力一样对他们进行肉体上的惩罚，于是采取精神上判处死刑的做法。他们首先把矛头对准列宁和斯大林以及其他革命领袖，推倒他们的纪念像，否定他们的思想和全部活动，对他们进行恶毒的攻击和咒骂，甚至把其中有的人（尤其是斯大林）妖魔化。这一阵否定一切的恶风甚至殃及许多革命志士以及在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例如，有人肆意歪曲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师长恰巴耶夫（过去译为夏伯阳）的英雄形象，给他编了许多神话，使得他变得面目全非；有人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奥斯特洛夫斯基，骂他是“瞎眼的狂热信徒”，说他写了一本“歌颂精神上的瞎眼和道德上的瘫痪”的书；有人说什么著名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发起人矿工斯达哈诺夫的掘煤记录是伪造的。卫国战争时期出现的许多英雄人物，例如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青年近卫军政委柯舍沃伊和女英雄卓娅等，都未能避免受歪曲和遭诬蔑的命运。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共产党人遭到蔑视，被称为“共党分子”（“коммуняка”）。过去苏联人曾自豪地自称为“苏维埃人”，现在却获得了“苏联佬”（совок）这个带侮辱性的称谓[1]。

    与此同时，刮起一阵阵翻案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描绘成英明的君主，对他的被处死寄予无限的同情，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暴行。他的遗属在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下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给他“恢复名誉”。当年曾残酷镇压革命、杀害了大批革命群众的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被称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受到赞扬，甚至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章，授予“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方面作出贡献的人”。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被说成一场兄弟之间的残杀，当年的白军将领邓尼金、高尔察克等人得到了肯定。2005年邓尼金的遗骸被迎回国内安葬，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参加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有人发表了热情赞扬的讲话。2007年 鄂木斯克行政长官签署了在当地为高尔察克树立纪念碑的决定，2008年还拍摄和放映了影片《海军上将》，对他的反革命活动作了全面的肯定。有人甚至为卫国战争期间叛国投敌、充当伪军首领的弗拉索夫开脱罪责，并加以美化。他们这样做，是要把历史完全颠倒过来。

    记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2]今天的俄罗斯当权者也这样做。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名称――杜马。改变了代表国家的标志，重新使用沙皇时代的三色旗作为国旗和双头鹰作为国徽。在苏维埃时代，爆发十月革命的11月7日一直是苏联的国庆节，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叶利钦当政时期把这节日改名为“和谐与和解日”。后来把节日挪到11月4日，又把它改名为“人民团结日”。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否定十月革命，并且让广大群众忘掉它，忘掉昔日的峥嵘岁月和革命传统。同时，各种旧有的节日，其中包括许多宗教节日，纷纷恢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过去苏维埃国家为了奖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员，设立过许多奖章和勋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旗勋章。如今这些奖章和勋章早已被取消，恢复了沙皇时代的一些东西，例如，1997年叶利钦签署命令，恢复了沙皇时代的圣安德烈勋章，2000年普京又决定恢复圣乔治十字章。苏联剧变前后掀起了一股恢复旧地名热，很多以革命领袖和苏维埃时代的著名活动家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街道和其他地点，纷纷改回原名。例如，列宁格勒仍像过去一样称为圣彼得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恢复旧名叶卡捷琳堡，卡里宁恢复旧名特维尔，高尔基市恢复旧名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恢复旧名特维尔大街，原苏联作家协会所在地沃罗夫斯基大街恢复旧名波瓦尔大街等等。宗教活动和旧的习俗己全面恢复。

    在意识形态领域，复辟势力在否定十月革命及其成果的同时，也否定一直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论断，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接受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学说和价值观念，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他们把过去批判过的各种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和理论及其代表人物重新翻腾出来，尤其是把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政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请了出来并推崇备至。在这些人当中最受他们重视的有宗教哲学家、诗人和政论家索洛维约夫，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家别尔嘉也夫，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布尔加柯夫，宗教哲学家、学者和工程师弗洛连斯基，作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列昂季耶夫，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司徒卢威，宗教哲学家伊林，宗教哲学家和乌托邦主义者费多罗夫，哲学家、政论家和批评家罗扎诺夫等。苏联剧变后，大量出版了他们的遗著。尤其是那位自己承认改变信念像换手套一样的罗扎诺夫的著作更是受到欢迎并持续热销。不仅学界人士经常用赞扬的语气提到他们，而且有的政界人士对他们也很重视。

    “改革”年代发掘出了一本名叫《路标》的集子。这本书的作者除了上面提到过的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司徒卢威外，还有格尔申宗、伊兹哥耶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和弗兰克等，共七人。其中的多数人（别尔嘉也夫、布尔加柯夫、伊兹哥耶夫、司徒卢威等）曾是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宁在谈到这一类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在25～30岁时‘搞马克思主义’，在35～40岁时搞自由主义，之后就当了黑帮”。[3]其余的人的思想前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路标》是在1909年出版的，这正值斯托雷平反动时期。这位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于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残酷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大规模实行死刑，使得大批革命者惨遭杀害。而《路标》的作者之一格尔申宗在他的文章里居然这样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仅不能幻想与人民融合，——我们应当比害怕当局判处的所有死刑更害怕他们，应当为这个政权祝福，因为只有它才用刺刀和牢狱为我们挡开了人民的狂暴。”[4]这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些知识分子精英们反人民政治态度和他们的这本集子反动的政治倾向。当年《路标》文集出版后，在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反动报刊为之喝彩叫好，但是它也遭到革命者的严正批判，当时曾发生过一场热烈的争论。列宁专门写了《论<路标>》一文，对它痛加批判。列宁指出：“《路标》是俄国立宪民主主义和整个俄国自由主义同俄国解放运动及其一切基本任务和一切根本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道路上的最醒目的路标。”[5]他称这个文集为“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说它“包含三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宣布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怀有‘奴仆’感情（和宣布实行相应的‘奴仆’政策）”。[6]《路标》的作者们明目张胆地攻击唯物主义和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实证论，恢复主观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他们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竭力贬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反对1905年的革命，最后表示要投向沙皇政府的怀抱。这表明这些曾经在不同程度上与俄国解放运动有过联系的人已实行了彻底的背叛。《路标》也可以说是这些叛徒的自白书。他们的背叛行为当时起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十月革命后，《路标》的作者们除了格尔申宗和1920年去世的基斯嘉科夫斯基外，都于1922年被驱逐出国，这个文集也被封存了起来，在苏联国内未得到进一步的流传。它在“改革”后期被发掘出来后大量重印，广泛流传开来，受到知识界比较普遍的赞扬。这并不奇怪。在今天的俄罗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社会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遭到全面否定，背叛成为某些人生活的准则。因此相当多的人全盘接受《路标》这部列宁所说的“自由派叛变活动的百科全书”，内心里将其奉为经典。有人认为《路标》包含着能帮助人们思考俄罗斯及其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深刻内容和丰富养料，这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路标》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知识界自由派反复无常的恶习和敌视人民的本性，识破他们的真面目。列宁当年曾说过：“彻底、清楚、公开地划清民主派和叛徒之间的界限，对于争取民主事业胜利是最有益、最必要的事情。应当利用《路标》来进行这项必要的工作。”[7]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应当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做。

    下面讲一下复旧在文学领域的主要表现。大家都知道，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学观点，揭露了宣扬创作的“绝对自由”的观点的本质，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同时他根据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为正确理解和说明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源泉、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和社会作用等奠定了基础。列宁的论述为苏联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方针以及指导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苏联解体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思想遭到否定，能动的反映论的观点被弃置一旁。所谓的“纯文学”论、“自我表现”论以及“神的启示”论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的影响愈来愈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而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引进，它所宣扬的那个颠倒了文学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的“世界如文本”论也为许多人所接受。文学界某些人宣扬“文学私有化”的观点，强调作家只具有“私人身份”，反对文学“完成非文学的任务”，要求它“回到自身”等等。他们反对文学发挥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把它当作一种娱乐和游戏。至于说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它更是遭到完全的否定，受尽了嘲笑。这就是说，列宁当年批判过的名位主义、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的原则复活了，重新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学重新落到了列宁所说的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地位。

    在这一阵复旧风中，过去的各种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点也重新受到重视。在这方面，某些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例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别雷等人的论著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我们记得，在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所谓的形式主义学派曾一度走红。这个流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彼得格勒的诗语研究会，主要成员有什克洛夫斯基、艾亨巴乌姆、蒂尼亚诺夫、日尔蒙斯基等人，二是莫斯科小组，主要成员有雅各布森、维诺库尔、托马舍夫斯基等。到二十年代末诗语研究会的成员逐步放弃了形式主义观点，这个团体也就解体了。而雅各布森于1921年到捷克斯洛伐克定居，莫斯科小组的活动也大为减少，这样一来形式主义学派在苏联国内已无多大影响。而雅各布森在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他的活动，俄国形式主义的许多原则为该学派所运用。它的诗学和叙事学成为西方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的源头之一。不过在苏联国内形式主义理论也没有完全被遗忘，到苏联解体后重新受到关注。此外，六十年代“发现”的巴赫金的理论和创立的塔尔图学派的理论在苏联解体前后也都成为热门货，得到广泛的流传和高度的赞扬。就这样，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观点开始占有主导地位。而在过去几十年间作为主流的马克思文艺观点遭到了排挤，它的代表人物，例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以及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叶尔米洛夫、赫拉普钦科等人，受到了冷落，有的人简直被遗忘了。这一热一冷，说明时代发生了巨变。

    再说一说文学创作。过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苏联文学取得了重大的创作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可是到苏联解体前后，文学界的自由派对苏联文学大张挞伐，说它充满着谎言，认为它缺乏“全人类价值”，有人把它称为“临时代用文化”，有人则称之为“伪文学”和“污水垃圾文学”，说它是“靠预算拨款养活的文学”等等。苏联解体前夕，有一个名叫叶罗菲耶夫的人抛出了一篇题为《悼念苏联文学》的文章，迫不及待地为它“送终”。不少学者提出重编文学史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把苏联文学逐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与此同时，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恢复历史真相”和“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进行了所谓的“发掘”工作，把过去发表后主要因政治原因未得到重版机会而未能广泛流传以及没有能够发表的和流往国外的作品统统发掘出来发表，形成了一股“回归文学”的大潮。在各种“回归”的作品中，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

    应该说，这个时期是俄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时期。在这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它，走上了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把俄国的解放运动推进到第三个时期——无产阶级时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从西方搬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维尼的唯灵论、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俄罗斯的旧思想和旧文化情有独钟，致力于它的发掘。因此当时知识界思想比较活跃，同时又显得比较混乱。从文学创作来看，批判现实主义的雄风犹在，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开始兴起。与此同时，在西方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成为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现代主义诗歌分为象征派、未来派和阿克梅派等三个主要派别，各派都拥有一批著名诗人，这些人各自在创作中都有所建树。后来有人把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称为俄罗斯诗歌发展史上的“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十月革命后，“白银时代”的诗歌作为一种面向精英的文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思想倾向存在着严重问题以及艺术表现过分追求奇巧和朦胧晦涩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由于不少诗人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其中相当多的人后来侨居国外，继续采取反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因而一度受到冷落和排斥。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情况逐步有所变化。某些诗人的作品开始重新出版。 “改革”开始后，对“白银时代”的发掘立刻形成了空前的规模。除了报刊上发表当年的大量作品外，开始出版一些诗人的文集和回忆录，出现了所谓的“白银时代热”。到苏联解体后，“白银时代热”继续升温。有的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专集和全集，同时出现了一批研究他们的生平和创作的著作。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随着“白银时代热”的升温，对它的创作的评价也愈来愈高。有人引用别尔嘉也夫的话，称白银时代为“俄罗斯的文化复兴”。文集《俄罗斯的白银时代》（1993）的编者在其中看到了“精神惊人地再度爆发”以及“奇才和雄才的充分展示”等等。一顶顶“大文豪”、“经典作家”、“诗歌巨匠”、“艺术大师”的桂冠扣到这些“奇才”和“雄才”头上。这样不仅否定了在它之前的时期，而且否定了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有的人为了突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地位和否定其他文学的成就，用本来表示现代主义诗歌的“白银时代”这一术语来表示这整个时期。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尼瓦、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斯特拉达以及侨居国外的俄罗斯学者谢尔曼和埃特金德四人编写的七卷集《俄罗斯文学史》第四卷《白银时代》就是这样做的。这一卷重点介绍各个现代主义流派的创作，根本不提这个时期出现的传统的和新的现实主义文学，根本没有新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的地位。这一卷于1995年译成俄文出版后，受到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批评。

    以上简要地讲了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些复旧现象。那些热衷于这样做的人打着恢复历史真相以及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的旗号，颇能迷惑一些人。如果真是要恢复历史真相的话，那么他们首先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前提下对各种历史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这样才能描绘出历史发展的真实图景。可是他们受阶级偏见和反动的历史观的支配，全盘否定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及其成果，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把颠覆这个制度和恢复早已过时的旧制度的行动称为“革命”并大加宣扬，这根本谈不上“恢复历史真相”，而是对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极大歪曲。如果他们真的要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传统，那么他们就应该以真正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分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也就是说，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可是他们对旧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癖好，把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的、甚至宗教神秘主义的理论观点发掘出来奉为圭臬，把这些思想和观点的代表人物尊为贤哲，竭力抬高这些人并加以效法。他们在排斥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同时，完全肯定各种旧的文化现象，甚至给各种陈规陋习贴上文化的标签加以兜售。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他们竭力糟蹋社会主义文学，不加分析地肯定旧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学，将其奉为正宗和主流。这样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解体后复旧的倾向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这种倾向既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又反过来为其服务。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倒退现象。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它进行分析，认清其实质，对它采取坚决批判和反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