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揪动世人心弦、虽败犹荣的独立公投刚刚落幕。接近半数的苏格兰公民渴望独立，背后有多重的推波助澜力量。独立运动既根源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历史恩怨情仇，也得助于北海石油收入提供的财政诱因。但这场让英国濒临分崩离析的政治危机，更透露出当前欧洲主权国家普遍面临的双重合法性危机。

　　第一重合法性危机是欧洲主权国家的核心统治职能已经泰半由超主权机构所替代;第二重合法性危机是主权国家的权力运作逻辑越来越无法摆脱跨国资本家集团的宰制。前者让苏格兰这样规模的寡民小国有机会选择脱离英国，后者让处于边陲地区或边缘地位选民产生强烈的政治疏离感。

　　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大多数欧洲的弱小族群都会选择或被迫归附于像英国这样规模的“列强级”国家。除非正好处于列强竞争缝隙下的缓冲地带，否则小型政治单元很难在国际体系高度剧烈的生存竞争下存活。

　　能够存活的主权国家都须具备相当的人口规模与版图，才能有足够的经济腹地与市场规模来发展现代工业，才能建立厚实的财政基础与科研体系来支撑现代国防武力与军工产业，才能拥有起码的远洋军事投射能力到世界各地争夺资源与殖民地，才有足够的经济与军事筹码运作权力均衡游戏、进行外交折冲，或参与国际秩序建构。

　　苏格兰公投引发骚乱，英国政府出动骑警

　　但自从欧盟与北约出现以后，小型政治单元就有机会摆脱原来的国家结构。因为寡民小国可以依赖欧洲集体安全体制保护而不须自己拥有军队，可以藉助欧盟架构下的单一货币、共同市场与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并可以在欧盟的庇荫下享有各种双边与多边互惠协议下的权益。

　　当超主权机构的政治职能越来越完备时，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形成的主权国家结构就逐渐丧失其存在目的。乃至于像卢森堡这样的微型国家也可以独善其身，甚至还有机会神气活现地担任欧盟执行委员会的轮值主席。

　　在欧洲整合的架构下，历史形成的主权国家结构已非无可取代，现在更需要依靠共同历史记忆，文化与语言统合，以及社会相互扶助机制来维续其凝聚力。但这些维续社会凝聚力的机制正饱受全球化的摧残，福利国家体制不断被削弱，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共同历史记忆被网络虚拟世界掩没，身份认同出现漂流。

　　尤其在保守党执政下的英国，政府决策都是以照顾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为首要考量，政客的关爱眼神都集中在伦敦金融区。大伦敦以外的英国选民在经济上日趋边缘化，政治疏离感不断上升。原来就存在身份认同冲突的苏格兰人之感受自然更为强烈。类似苏格兰人这样的边陲或边缘群体在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但他们未必有机会透过独立公投来宣泄自己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