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与俄罗斯”一文不过是想将当前乌克兰困境的背景梳理一下。一个纯粹的背景资料而已，没想到贴出后引得不少网友关注。这里先声明一下，文中多数内容摘自各种公开资料，免得有人控告我“抄袭”。我不过按一个逻辑框架将其整理了一下，有网友称其为“理科逻辑”，不知是褒是贬，我觉得挺好玩。
有网友指出文中缺了“乌克兰大饥荒和乌克兰独立运动”。我没涉及这个问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尖锐的分岐，且相关文章网上甚多。既然网友提到了，这里做个简单的介绍。
关于“乌克兰大饥荒”，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合作化运动时期。由于“富农”阶层抵制合作化，苏联政权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将“富农” 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 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据陶鲁笳回忆，这个事件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引为教训。他对陶说：“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6—217页。)
对这一事件，国内有各种相互对立的评价。
主流评价与西方舆论一致，认为这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证据是：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下达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共产党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
站在当今俄罗斯立场上的评价，则将这一事件视为斯大林政权粗暴地改造农村的恶果，它并不是针对乌克兰，而是在整个苏联农村广泛发生的现象。由于乌克兰是苏联重要的农业区，其危害显得更醒目。
站在传统共产党(不是今天的特色“共产党”)的立场，这是因工作粗糙而犯的策略性错误，对此应吸取教训，使工作更细致、更切合实际。
在网上用“乌克兰大饥荒”、“苏联大饥荒”搜索一下，能找到到许多相关文章。
由于立场不同，持这三种观点的人，谁也不可能被别人说服，也不可能说服别人。唯一能做的，是根据其观点，了解其立场。
“乌克兰独立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冗长的话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沙梨熊的文章“自由有多远--近代乌克兰的革命之路”(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251771-1.shtml)。这位小熊仁兄可能是个“普世价值”的拥趸，相信科学网许多网友容易接受他的描述，它的文风也远胜过我干巴巴的作文。
小熊的描写从波兰人统治时期的赫梅利尼茨基开始，对多数偶尔碰到历史(还是外国历史)的人，我以为还是从十月革命时期的“彼得留拉匪帮”开始更简洁，在当今乌克兰的硬币上，就有彼得留拉的头像。
2009年乌克兰硬币上的彼得留拉像
(面值2 Гривнi)
西蒙·彼得留拉是乌克兰政客，1879年5月10日生于沙皇俄国波尔塔瓦，原为乌克兰报刊《言论》、《乌克兰生活》编辑。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组织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并自任领袖。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率军与红军和邓尼金的白军作战。被称为“彼得留拉匪帮”。
战争失利后，不惜“引狼入室”，与德国进行政治交易，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中，苏俄被迫承认芬兰和乌克兰的独立，但乌克兰在独立的同时被德国人武装占领。德国占领军随即强行解散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扶持斯科罗帕茨基组建傀儡政府，并沿袭了乌克兰传统领袖称号“盖特曼”。彼得留拉被盖特曼政府逮捕入狱。
新成立的乌克兰民族同盟随即发动起义，成立执政内阁，尚在狱中的彼得留拉被选为领导机构五名成员之一。执政内阁在各大城市发动起义，斯科罗帕茨基被迫下台。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重新恢复。
但仅仅四十天后，执政内阁就被赶出了基辅，迁至文尼察，时年1919年2月5日。基辅落入苏俄支持下的乌克兰苏维埃临时政府手中。
执政内阁首脑彼得留拉等人遂与波兰达成秘密条约，以巨大的领土让步代价，换取波兰对乌克兰独立地位的承认。
随后，波兰和彼得留拉残余部队结成联军，向苏维埃俄国发起进攻，波俄双方10月在里加签署停火协议。波兰彻底抛弃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彼得留拉残余部队撤过兹布鲁奇河，被波兰军队缴械，“彼得留拉匪帮”寿终正寝。
彼得留拉本人在战后流亡法国，组织“乌克兰民族共和国”流亡政府，鼓吹 “乌克兰文化认同”。1926年5月25日为一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
这就是近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它鲜明的特色是投靠欧洲的德、波，却总是被欧洲出卖。今天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再次指望欧洲。然而，由于事关俄罗斯生存的底线，俄势必做出强烈的反应，德、波是奉行商业逻辑的理性经济人，焉知他们会不会重演历史?
由“彼得留拉匪帮”引发一个轻松的题外话。看过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网友，可能还记得其中有一首插曲：“德涅波尓河掀起了怒涛”，歌里就提到了“彼得留拉万恶的匪帮”，歌颂“伟大的列宁指引我们向前”。它本出自19世纪乌克兰世人舍甫琴科的诗《中邪的少女》，诗人去世后敖德萨一位中学教员为其谱曲，成为一首广为传唱的乌克兰民歌。这首歌表现一个精神崩溃的少女的心情，优美而压抑。这样的歌竟被后来的革命者改编成为战斗歌曲，其创新精神令人惊异。
随着布尔什维克占领乌克兰，苏联放弃沙俄的“俄罗斯化”，转而实施“本土化”即“乌克兰化”。1925年4月，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化的决议：“乌克兰化的目的，凝结成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盟”，以及支持一个全新的乌克兰苏维埃制度。“乌克兰化”政策成效明显。迅速发展的乌克兰语基础教育体系大大提高了乌克兰农村人口的识字率。到1929年，在乌克兰共和国有超过97%的学生获得高中教育，1934年文盲率由47%(1926年)下降至8%。
同时，新脱盲的乌克兰族移居到城市，使城市迅速大量乌克兰化。当时的苏维埃乌克兰首都哈尔科夫，乌克兰族人口比例从1923年的38%，提高至1933年的50%。基辅从27.1%到42.1%，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从16%至48%，敖德萨从16%至48%，卢甘斯克从7%至31%。
20世纪20年代底，乌克兰人已占乌克兰共产党半数。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国家构想开始继续发展，甚至传播到了广阔东部和南部乌俄混居地区，使之成为了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乌克兰化”导致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下一个高潮，其代表人物是斯捷潘·班德拉。
从1931年开始，斯捷潘·班德拉就成为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随后便被任命为“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地方委员会负责人和“乌克兰起义军”的司令员。苏联的反应是逆转“乌克兰化”政策。“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被宣布为乌克兰的首要问题。大量乌克兰报纸，刊物，和学校变换成俄语。乌克兰绝大部分著名学者和文化界领导人被清洗。
德军进攻苏联后，1941年6月30日，纳粹的傀儡“乌克兰国”在利沃夫宣布“独立”，斯捷潘·班德拉随即被选为这个独立政府的成员之一。随即在利沃夫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活动。以色列档案馆、美国大屠杀博物馆保存着“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起义军”屠杀犹太人的许多照片。《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图为利沃夫的殴打犹太妇女，
图片来自以色列档案馆。
裸体的犹太女子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包围，
照片来自以色列档案馆。
1941年6月30日至7月4日，
乌克兰利沃夫平民正在殴打一个犹太人，
照片来自于美国大屠杀博物馆。
1947年7月，乌克兰利沃夫屠杀犹太人现场，
照片来自于美国大屠杀博物馆。
乌克兰利沃夫街头，两名德国士兵正在拖拽一名犹太男子，
照片来自于美国大屠杀博物馆。
1947年7月，乌克兰利沃夫屠杀犹太人现场，
照片来自于美国大屠杀博物馆。
被屠杀的犹太人。
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第三次高潮发生在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早年长期在乌克兰工作，曾任乌克兰第一书记。卫国战争期间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曾参与指挥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及基辅保卫战。
身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赫鲁雪夫熟悉乌克兰，他任命自己信任的干部担任党的职务，同乌克兰文化界的杰出人物也十分要好。斯大林死后不久，乌克兰人基里琴科(Oleksy Kyrychenko)，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1954年，全苏联举行的庆祝乌克兰同俄罗斯“重新统一”300周年纪念活动，作为礼物，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乌克兰党的官员开始提升到接近权力杠杆的莫斯科党中央机关。
1955～1956年的大赦释放了集中营中的大多数犯人，数十万人回到了乌克兰。
1957年，基里琴科调往莫斯科，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他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波德戈尔内(Nikolay Podgorny)接任。1963年，波德戈尔内也调到莫斯科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党员人数在稳步增加，到1958年底已超过100万人，其中60.3%为乌克兰人，28.2%为俄罗斯人。
赫鲁晓夫还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上实行有限的权力下放。这些措施增加了乌克兰党和政府的领袖以及官员阶层的权力，也刺激了他们的野心，这反过来又招致莫斯科对“地方主义”提出警告。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迎来了第四次，也是迄今最大的高潮，其过程媒体一直在披露，网友们可自行搜检;对其评价则截然不同，甚至吵成一团。在下就不置喙了。
多民族共生是历史上广泛存在的现象。而“民族国家”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在西欧产生的政治构架。由于资本主义的强势，“民族国家”的观念被当做普世价值在全球推广，引发了无数的争端乃至战争。
以中华文明的经验看，民族融合一直都是历史的大趋势。今天的汉族就是历史上多次民族融合的产物。多年前和一位蒙古族朋友聊天，他对自己的蒙古族身份很是自豪，称只有那些说不出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才自称“汉人”。换而言乃至，“汉人”就是杂种。这话虽然尖刻，却符合事实。当我问他对“蒙独”的看法时，他却忧伤地说：“独立什么啊?大多数人连蒙语都不会说了”。到藏、羌地区旅游，发现当地年轻人十分主动地学习汉语。这却不是当局的说教之功，而是因为“不会汉语，到内地连保姆都当不成”。
从代际尺度看，汉语的普及和民族语言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央台正在羌族地区拍片，讨论如何保护羌文化。其实这里有两个主线，其一：如何改善羌人的生存状态;其二，如何保留已有的羌文化遗产(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前者显然更为重要。
在多民族国家广泛发生的民族冲突，背后是社会认同问题。
在毛时代，以阶级认同为主，新疆的阿凡提们、西藏的农奴和汉族的贫下中农在“劳动人民”的框架下获得认同，共同对付巴依、奴隶主、地主老财。“劳动人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样的认同保障了社会的基本稳定。那时民族矛盾处于可控状态，比现在小得多。 上个世纪60年代，有一首相当流行的歌《真像一对亲兄弟》，年纪大点的人都会留有印象，就是这种状态的艺术写照。
非毛化以后，阶级认同被抛弃，巴依成了争相标榜的光鲜称谓，以此为招牌的餐馆、旅馆企业比比皆是;前奴隶主成了宗教人士、统战对象;地主资本家成了“成功人士”、两会代表。而这些人只占人口的1%以下。了维护社会凝聚力，只好祭起民族主义的旗号。当年梁启超曾试图建立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但直到今天，一说到民族主义，仍被理解为“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内地的地主资本家本来是共产党的对立面，尽管搞了30年的改革，试图以“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来取得地主资本家的认同与支持，但地主资本家依然戒心重重。同理，民族地区的上层人士，更愿意依赖本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此他们自然将一切试图瓦解中国的外部势力，视为值得争取的资源。内地的地主资本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由此思考，或许能对民族问题有个较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