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前，一个平静得被称为“死水一潭”的国家——位于亚洲中心的阿富汗，发生了它现代史上的首次政变。保守落后的封建王国一夜之间成了“共和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政变频繁不断，政权接连更迭，其间还夹着外敌入侵，在任总统被废黜的就有5人，其中3人竟被杀害。直到现在，阿富汗国内仍是战火不断，广大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表面上看是阿富汗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大都与前苏联有关。本文涉及的是最初的那两次政变。

突发事件

1973年7月17日，素称“红色亲王”的前任首相达乌德，联合一批亲苏的青年军官，乘查希尔国王赴英伦治疗眼疾之机，出其不意地发动了一场几乎是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把自己的亲叔伯、堂弟和内弟查希尔国王及其权力机构撵下了台(查希尔国王后来侨居在意大利的一个小岛上)，自己出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

红色亲王达乌德

达乌德自1953-1963年曾任查希尔王朝的首相达10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推行了初步的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阿富汗经济和社会发展。

阿曼努拉国王(左二)

20年代，阿曼努拉国王倡导但遭失败的妇女摘面纱运动，也在自愿基础上顺利发展;尤以现代教育的兴办，给这个沉闷的社会吹进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它对后来60年代末社会思想的空前活跃起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因之，达乌德在阿知识阶层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是远非他人所能企及的。

查希尔首次赋予了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以这一时期的阿富汗女性比较开放，但这也引起了保守势力的不安。

查希尔国王拥有苏联装备的近10万军队，其中精锐的中央军团由其女婿阿卜杜尔·瓦里直接指挥，镇守首都喀布尔市。王朝的统治似乎是稳固的。可是，自1963年因倡议削弱王权的君主立宪改革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的达乌德，一直闲居在家、远离政事，却以10辆坦克的微弱兵力就把这个握有重兵的政权推翻了。

事件是突如其来的，出乎西方政界和观察家的预料之外，我们使馆事前也毫无觉察。实际上要说偶然，仅是时机上，它的发生却有其必然性，这在后面还将谈到。

周总理深夜召见

事变发生后的一天深夜，我们全家都已入睡，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间有滚滚雷鸣、狂风呼啸，吹打着门窗“呯嗙”作响。豫王坟宿舍传达室的阿姨被不停的电话铃声吵醒，可不管她是大声喊叫，还是“咚咚”地敲门，我们一概都没听见。直到部里的汽车已等在楼下，才算把我们从梦中唤醒。我匆匆忙忙、懵里懵懂地赶到中南海。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在召集外交部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阿富汗的政局变化及对新政权的承认问题。总理得知我驻阿富汗大使馆有一位三等秘书正在国内休假，我才应总理的吩咐，临时被叫到会场。

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伏案疾书。(图源：央视网)

这时已是午夜12时许，周总理罹患癌症已年余，显得消瘦了许多，但两眼依然炯炯有神。总理为了缓和我的紧张心情，先同我聊了一些家常，过了一阵才进入正题，让我汇报阿富汗形势的一些情况。其间，总理不时插问几句，并把问题引向深入，聚精会神听我的发言。

我深知总理日理万机，终日忙碌且重病在身，时间多么宝贵啊!我暗恨自己毫无准备，未能讲得精练些，好让总理省出点时间去休息，不至于像我亲眼看到的那样，连吃两片烤面包的简单夜宵时还得继续谈工作。

可时间是无情的，在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了约两个小时，当我离开中南海时已经是凌晨4时了。

周恩来总理抓外交工作总是那么细致入微，亲自听取来自第一线的汇报，而且目光犀利、洞察秋毫，显然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并及时掌握多方面最新发展为基础的。

当我谈到支持达乌德发动政变的人民民主党旗帜派“不得人心”时，总理当即指出：“人们都上街欢呼了!”批驳了我的话。

总理的话言简意赅、朴实无华，却又发人深省。事后想想，道理很简单：

阿富汗人民遭受沉重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处于无权、贫困和落后的状态，经过60年代后期知识阶层的启蒙运动，在城市中普遍酝酿着变革要求，这就是事件或迟或早终要发生的必然性，所以一旦出现共和制度代替封建专制的转变，怎能不令人欢欣鼓舞!

至于这个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一时还来不及判断。而我却只从苏联及其扶植的亲苏派别“不得人心”这个偏重于理性的片面概念出发，对“人心思变” “人民渴望改变现状”视而不见，并且把这些人暂时还只是在少数知情的知识分子中不受欢迎夸大为“不得人心”，显然是对旗帜派及其所处的实际地位缺乏深入了解，因而不仅不能对政变有所预计，对喀布尔普通市民一片欢腾的场面也不能给予恰当的解释。

过后不久，我国即承认了阿富汗新政权。其后，我国与达乌德政府继续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久，达乌德的胞弟纳伊姆作为他的特使来华进行访问。

达乌德之死

20世纪60年代末，以喀布尔大学为主的“阿富汗向何处去”争鸣的局面虽然平息，可是70年代伊始，阿又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要求变革的声浪重又掀起。

上世纪60年代，阿富汗民众的精神面貌(上)和阿富汗街头的场景(下)。

如上所述，达乌德在五六十年代执政期间建树良多，尽管他深居简出，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销声匿迹，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全然消失，可是百姓，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许多人仍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达乌德与毛主席会面并握手。

而达乌德本人也不愧为“有识之士”，不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目睹60年代世界的迅速发展和阿富汗的依然如故，他坐不安席。尽管他个人头顶亲王封号，拥有大量的财产，过着至尊至贵的王族生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他仍不惜铤而走险，采取果断行动，一举推翻他所隶属王室的封建统治，以图改变国家长期停滞的状况。

60年代，阿富汗高层政府会议，与今天人们印象中的“长胡子” “头巾” “长袍”的形象有很大不同。

当然，达乌德政变之所以轻易地取得成功，是与前苏联支持密切相关的。查希尔从阿苏两国的长期交往中，已逐步感到苏联在日益加深对阿的控制，遂开始同伊朗等中东产油国发展关系，引起苏联的不满。

苏即唆使旗帜派同达乌德合作，并且命令其在阿军中的专家顾问阻挠驻守首都中央军团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忠于查希尔的大驸马阿卜杜尔·瓦里将军身为军团司令，却调不动一兵一卒的真实原因。

无独有偶，达乌德的悲剧也是由苏联一手导演的。在摆脱苏联控制这一点上，达乌德与查希尔没有根本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更激进而已。

达乌德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借助亲苏势力达到清除苏联影响的目的。他上台不久，即开始清洗其内阁中的旗帜派分子，同时着手发展同周边国家及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争取各国援助，以便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迅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创造条件。

这自然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遂撮合人民民主党长期对立的两派——人民派和旗帜派采取联合行动，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喀布尔的各个战略要地，最后攻进了达乌德的总统府。

达乌德面对敌人的利诱和威胁，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表现出非凡的民族气节，为阿富汗人民所崇敬!

达乌德葬礼上，人民民主党高层亲自为他抬棺。

关于达乌德及其一家的最后时刻，我从喀布尔大学一教授处得悉这样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总统府内火光冲天，总统卫队正在顽强抵抗，达乌德在其主持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郑重宣布：“愿投降者请即刻离去!”几位部长起身走出会场。

这时，两名政变上校指挥着两辆坦克冲进达乌德所在的院内，劝他投降，不仅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还许以相当地位。达乌德不予理睬，转身命令其次子向聚集在那里的他的和其胞弟纳伊姆的全部家眷，以及几位内阁成员开枪。

随着集体自杀的枪声，宁死不屈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去。达乌德本人则横眉怒目立于坦克之前，喝令坦克从他身上碾过。

就这样，当初打开阿苏关系并引进苏联军事和经济“援助”的“红色亲王”竟葬身在苏“援”坦克的履带下。

这一幕极为壮烈的悲剧无可辩驳地证明：达乌德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而死的，无愧于其国人对他的信赖。

可惜的是，无论他“以苏联火柴点燃美国香烟”的“苏美平衡术”，还是借助亲苏派摆脱苏联桎梏，都不是成功之举。

美国人投资在阿富汗修建的大坝

我们当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面对的抉择常常是困难而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关于达乌德的历史功过，自有其同胞给予评论。

告诉我上述故事的喀布尔大学的那位历史教授，当他从从事医务工作的妻子那里得知达乌德及其全家壮烈牺牲的情景时，就决心在他有生之年为达乌德撰写传记。人们期待着有一天能看到有关这位虽然失败但不失英雄本色的阿富汗民族英雄的传记流传于世。

（作者简介：洪希成 1928年生;曾任驻阿富汗大使馆临时代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