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年底，日本媒体都会评选出“年度十大流行语”。今年的活动虽然尚未开始，但我想“天皇”或许是理解2019年日本的最重要关键词之一。这次平成天皇退位将皇位传给长子德仁继承，是明治维新以来首次皇位生前更替，因而备受日本国民瞩目。同时日本政府也有意以此为契机彰显本国的文化特色，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经过一番周密的部署，已经有多国政要宣布将出席作为日本天皇即位核心仪式的“即位礼正殿之仪”。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日本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崔世广教授所指出的：“21 世纪以来，日本开始全方位构筑其文化软实力战略，逐步形成了包括振兴文化艺术、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外交等侧面在内的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系。”

从日本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提升文化软实力并非是日本政府的终极目标，如何能让“软实力”为“硬政策”所用，才是其意图所在。此次日本政府如此隆重地向世界宣传“即位礼正殿之仪”，其背后文化外交的意味就若隐若现。这里所说的文化外交不仅仅是公共外交层面向民众发声，还包括为外国政要访日创造机会，给传统的领导人外交制造突破口。只要留心外国政要访日的日程就不难发现，很多国际政要除了参加仪式外，都安排了与包括安倍晋三首相在内的日本高级官员会谈。

当前日本外交中最需要打开突破口的问题非日韩关系莫属。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界都有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借机访日的传闻，并且这种声音不只来自日本国内。2019年2月19日，韩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KBS WORLD RADIO）刊发了一篇题为《韩国总统 是否会借新天皇即位之机访日？》的报道，足见当时韩国内部对此也有所期许。然而当本月初正式代表公布的时候，传闻中的文在寅总统却被换成了李洛渊总理。这自然会引起外界的猜想。

第一个疑问就是：韩国由李洛渊总理代表出席是不是一种反常的外交“降格”行为？笔者对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怎么营造气氛，“即位礼正殿之仪”本质上仍然是一项以日本皇室为主体的活动，因此世界上很多尚在实行君主制的国家的代表都是皇室成员而非政界要人，最典型的就是英国派出的代表是查尔斯王子而不是首相或内阁其他成员。德仁天皇即位是战后日本宪法和新皇室典范实行后的第二次天皇登基，其仪轨与第一次的明仁天皇即位相差不多。1990年11月12日出席明仁天皇即位仪式的韩国代表也是当时的总理姜英勋而非总统卢泰愚。因此，无论是从国际规则还是从先例上看，韩国派出李洛渊总理出席仪式都是合情合理之举，不存在“降格”一说。

第二个问题：是否李洛渊代替文在寅出席就意味着日韩关系短期内难现转机？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日本国内对于李洛渊的评价问题。其实，与文在寅相比，李洛渊在日本的评价似乎还要更高一些。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保守系媒体《读卖新闻》10月14日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知日派”韩国总理出席即位仪式 或将与安倍首相会谈》，文章将李洛渊称为：“作为媒体特派员有长期驻日经历的知日派”，更提出：“（李洛渊与安倍的会面）将为改善日趋恶化的日韩关系提出方案。”最高执政者的见面是领导人外交的“王牌”，虽然成效可能立竿见影，但一旦无功而返也有将使两国失去转圜的余地。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由李洛渊总理出席即位仪式未尝不是一招好棋。

第三个问题：是否只要“安文会”实现就意味着日韩关系全面好转。在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舞台，这种想法有些过于乐观。须知，决定两国关系的是当事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政策，而不是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其实在今年的大阪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安文会”已经实现。但当时安倍与文在寅在礼节性握手外再无交流，气氛十分冷淡。此次见面后，日本就出台了对韩出口禁令。由此可见，领导人会谈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用良方。

其实，现阶段两国领导人还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在韩国，文在寅执意任命的法务部长曹国在上任35天后就迫于压力辞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到文在寅政权。对日本来说，在国内首先要面对的肯定还是10月22日的即位仪式，而外交上日本其实已经把眼光放在了中国。

分析似乎走入死胡同的日韩关系不能脱离国际格局的背景。如今的国际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新秩序建立时，日韩关系也要相应找到新的定位。改善日韩关系最需要的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