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一个和平交往规律

张文木

　　如果说中国周边外交有规律可循的话，那么，其间使这种规律比较稳定地得到展现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界，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对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弃了顺水南下的打算。

　　与此相反的是唐贞观年间唐使王玄策令“天竺响震”却无所建树的例子。史载： 

　　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兵最强，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诸国皆遣使入贡。会尸罗逸多卒，国中大乱，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胡兵攻玄策，玄策帅从者三十人与战，力不敌，悉为所擒，阿罗那顺尽掠诸国贡物。玄策脱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书征邻国兵，吐蕃遣精锐千二百人，泥婆国遣七千余骑赴之。玄策与其副蒋师仁帅二国之兵进至中天竺所居茶镈和罗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走，更收余众，还与师仁战;又破之，擒阿罗那顺。余众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卫江，师仁进击之，众溃，获其妃及王子，虏男女万二千人。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以玄策为朝散大夫。[1]

　　此事发生在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间[2]。除了“天竺响震”浮功外，中国版图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罗那顺以归”的战果而在南亚次大陆得到像张骞远征西域那样的大幅推进：在天竺国地，既没有出现中国的附属国，更没有出现朝廷策封的藩王。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不可守。新旧《唐书》皆不为王玄策作传，其“不足为训”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证。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该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带着吐蕃的军队将天竺国统一政权打碎后，印度陷入为时长达五百多年分裂的历史中，吐蕃王朝的边界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3]，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4]

　　但是，“和平规律”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说，如果有，与中国周边其他地区相比，其冲突的概率、规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对边界线的影响也是最小的。其特点是，冲突的规模与时间成反比，即规模较大(比如1962年)的冲突时间短，而规模小的冲突则持续的时间较长。

　　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地洞见到这一“万年规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于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谷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还是敌对的，你们终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5]

　　毛泽东在这段文稿中将中印关系放到“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的历史大尺度中，认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6]但这并不排除会出现短暂冲突，但这即使发生，也不值得两国“为此而大惊不怪”，这只“不过是两国千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比较抗美援朝战争——是对这一规律的辩证运用。在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的第二天，即1962年11月23日，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找来除《宋史纪事本末》以外的其他各朝纪事本末。次日，又要《续通鉴纪事本末》。毛泽东说，读完《元史》，再读《通鉴纪事本末》，然后读《续通鉴纪事本末》[7]。基辛格写道：

　　难以想象，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役的战略方针作出一项牵动全国的决定。同样难以想象，他确信他的同事能够领悟他借鉴历史事件的深意。[8]

　　[1]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九卷《唐纪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7～6258页。

　　[2] 参见剪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公元前4500年—公元1918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5页。

　　[3]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4]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页。

　　[5]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6]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8] [美]基辛格：《论中国·前言》，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XI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