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伊朗人相比，中国人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 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 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自从2年半前来过一次伊朗后，我就希望能够再来一次。这个国度的迷惑力今天终于“得逞”了。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苛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一出机场，来接我们的德黑兰大学教授汉森姆就开始对这两年来伊朗的变化大加介绍，还大力地推崇德黑兰城市的“huge(巨大)”。我与同事J说，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多自豪感呢？要是中国人接外国人的话，会这么说吗？

    这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伊朗人觉得，伊朗已经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 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本科学古代中国史的人，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时是一样的吧。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伊朗人的深厚的民族自豪甚至文明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从1840年以来，尤其是1919年以来，中国过度式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对目前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影响深远。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泽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上一次，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

     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上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

    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国和伊朗，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区域内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20多年前，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30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

   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与伊朗人相比，中国人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 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

    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30多年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

   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

    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