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原是写给《读书》杂志的。后被告知，这样的文章，偏自由主义右派的《读书》发不了，要发也要做大修改，那就只有先保留本来面目放到网上再说。
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代西方文字狱
——简评多梅克《没有艺术的艺术家》
“极权主义”（totalitarism），至邪至恶也，人人诛而伐之。当代艺术，极尽风光，至尊至贵也。拍卖行里锤声起落，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美元一件，被收藏而去。各式各样的当代艺术双年展、博览会，每年在全世界数十个地点隆重开幕。还有无数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在全世界到处开张。人们怎么也不会把这两个概念连带在一起。
但法国文化学者、艺术批评家让-菲利普·多梅克（J.-Ph. Domecq），却在他的一本叫《没有艺术的艺术家》（1994）的书里，公然把当代艺术比作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1）如此把“当代艺术”，与“极权主义”相连，若非苦大仇深，冤情似海，人们一般不会做如此激烈控诉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多梅克笔下，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极权主义”在西方，大家都知道，原义是指一个人或一党一派在政治上垄断国家机器，对全社会实行整体性控制，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同时压制或取缔任何质疑反对的声音，是一种近代形式的专制。而多梅克描写的法国和国际当代艺术的情状，竟然真符合上述“极权主义”的特征。
在当今法国和西方，当代艺术是批评不得的。君不闻，法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尔（J. Clair）斗胆批评了当代艺术，立刻在法国饱受谩骂，被打成“反动派”，“极右”，甚至“法西斯”！对当代艺术，只能赞颂，不能批评，是不能摸的老虎屁股。谁要是对当代艺术敢有不敬微词，那就是“文化上不正确”。
在法国和西方，当代艺术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10页），完全掌控了媒体，由此得到媒体的密切配合。许多媒体人对当代艺术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任何记者敢出位冒头”。他们担心自己的饭碗，要么迎合，要么选择沉默。这种情形与苏联记者听从“党的指示”毫无二致。（68页）克莱尔也多次提到在当代西方，存在与苏联一样的“新闻审查制”（censure）。（2）
当代艺术界形成了一个“网络”体系，势力无处不在，形成一种文化高压。多梅克坦露：要正面批评当代艺术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甚至非常冒风险。也正因为此，作为作家，我可以谈绘画批评，而不谈别的。事实上，谁都知道我们只能象百科全书派那样耍花招（ruser）。因为网络体系将让你付出高昂代价！”（58页）
一位当今西方的批评家，竟然要象当年生活于专制王权下的百科全书派那样闪烁其辞、曲言大义“耍花招”？这难道就是今天的法国和西方？不是都说西方“言论自由”么，原来大大地不是那么一回事。
多梅克激烈指控：几十年来，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界“强加了人类压迫史上一种新种类的精神压轧（laminage mental）。”（11页）不仅仅是“压迫”，而且是“压轧”！像轧钢机压钢锭、压力机压揉玻璃、橡胶材料，要你成什么样，就压你成什么样。太形象了，可谓今天西方当代艺术“极权主义”的生动写照。
当代艺术在法国和西方形成如此统治性“极权”，多梅克认为有三个因素：体制因素，市场因素，理论的同谋。
首先，在法国，当代艺术动用了国家机器，得到了文化体制的推助。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特例地政府设有文化部的国家。国家对各种文化艺术事业提供预算经费，国家养了一大批文化官员，对法国的文化艺术活动实施有效的管理。国家或文化机构要资助或订购某些艺术家或某类艺术，事实上起到非常大的推助作用。国家成了法国当代艺术最大的赞助人。法国学者富马罗利（M. Fumaroli）著有《文化国家》一书（3），专门描述这种“文化国家”制造了一种“国家文化”。
二战以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冷战”或“心理战”，艺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第五共和国首任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是这场文化冷战统一战线的成员，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经费。（4）1958年马尔罗任文化部长以后，在法国全力宣传跟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抽象艺术，同时打压法国自己的写实绘画。以美国“波普”实物装置、行为概念为主要形式的当代艺术，旨在消解“美术”的概念，也得到法国官方的传扬。终于，到1960年代中期，有位美国人骄傲地在威尼斯宣称：“世界艺术中心已从巴黎移到纽约！”（5）
1970年代，法国总统蓬皮杜（当过6年法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裁，《货币战争》出版，国人皆知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谁），继续推助当代艺术，在巴黎市中心建造了模样怪异的“蓬皮杜中心”，里面设有收藏现代和当代艺术的博物馆。当国家的博物馆去收藏，国家的机构去宣传展览，当代艺术终于具有了国家和体制的威权，在法国成为一种“官方艺术”，一种体制的艺术。
事实上，不仅仅是法国，而是整个西方的主流文化艺术体制，都在推助当代艺术。拙著《艺术的阴谋》揭示，在文化冷战的背景下，当代艺术形成某种当代艺术“国际”：美德为轴心，英瑞（士）荷中坚，法意西臣服，苏东欧归降，亚非拉“国际”……当代艺术在西方文化艺术体制的有力推动下，唱着自己的“国际歌”，向全球各地播散，形成当代艺术“日不落”。
第二，当代艺术得到了国际艺术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的推助。
多梅克指出，1980年代，西方发生了一场“金融工具的世界革命”。（53页）这场金融革命，“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加速了金融投机”。而“艺术市场显现为货币保值特别有利的避风港”，大量金融资本进入艺术市场，形成投机“狂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下，终于制造了当代艺术的惊人神话。
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在当代艺术中司空见惯。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装置”一下，曰“波普艺术”，便可卖得天价。当今卖得最贵的艺术是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像广告一样的丝网版画，动不动上千万美元一幅。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曾经的流浪汉、酒鬼杰克逊·波洛克（J. Pollock）， 1948年“滴洒”出来的一张抽象画《作品5号》，2006年拍出1.4亿美元的天价，创造了世界历史最贵画作的记录！
在当代艺术价位坐火箭的同时，欧洲传统艺术却惨遭艺术市场的打压。多梅克追问：1991年一场拍卖，“为什么一张德库宁（当时活着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画，抵得上一件拉斐尔+一件提香+一件格里柯+一件拉杜尔+一件委罗内塞+两件普桑的素描？”（129页）以当今市场主义的逻辑，最贵的就是最好的。于是，这天文数字高价的当代艺术，当然也是最艺术、最有价值的了。
第三，当代艺术成就霸权，跟当代艺术批评的“诠释”“解说”是分不开的。道理很简单，要把一个小便池说成是艺术品，没有艺术理论的“说法”是不行的。因为前面两点已有别的学者作了研究分析，多梅克着重阐述这第三点，揭露当代艺术批评的诡辩术。
中国早有指鹿为马的典故。相当程度上，当代艺术正演绎了指鹿为马的现代故事。当代艺术，常常作品本身说明不了问题，端赖“理论”“观念”去诠释解说。作品变得可有可无，理论话语却越来越重要。到后来，甚至概念取代了作品，艺术家成了理论家，所谓“画家成了话家”。人类艺术史上没有任何艺术像西方当代艺术那样，动用了那么众多的艺术批评家。因为，当代艺术其实是靠批评家的文字和话语堆起来的。
多梅克例举：“艺术-理论家”维奈（B. Venet）摆置了一些钢弧条，曰：“赋予雕塑以新的定义”；地上摆一堆煤和沥青，称是一些“物质的自由放置”。多梅克愤然了，难道这就构成了维奈成为“艺术家”、一堆煤成为“艺术品”的充分理由？这些以所谓“自由”的名义取消艺术和生活界限的做法，其实不过是自我宣称为艺术家——“自我艺术家”（auto-artiste）。煤变成艺术品，本质是将艺术创造降格为“指认一件物品”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些“没有艺术的艺术家”。
当代艺术批评的一个重要诡辩术，是将以前的美术作品，绘画或雕塑，都看做是一件“物品”。然后将艺术“物品”与日常生活物品混同、拉齐。法国当代艺术批评家迪迪-于贝曼（G. Didi-Huberman）在称颂一位美国概念艺术家的单色画时说：“任何绘画都是一件物品（objet）。（任何艺术家）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制作一件物（chose）。”（21页）呜呼！艺术创造，在这里被蓄意等同为制造一件“物品”。
当年马克思批判资本对劳动者的异化，是将劳动者“物化”（chosification）。如今的当代艺术理论，则是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将艺术“物化”。而这个“物化”理论，完全是为常用日常物品做“装置”的美国波普艺术做辩护。
多梅克专门用一章，揭露美国波普艺术教主沃霍尔，是靠艺术批评“闹剧”的吹捧功成名就，是一件“现代愚蠢的样本”（57页）。沃霍尔声称，任何东西都是艺术品。1964年，他指认了一堆康贝尔牌西红柿汤料箱和布里奥牌洗衣粉盒子是艺术品。然后，便有成群的艺术批评家出来为沃霍尔诠释解说，称其如何如何艺术。有了理论的辩护，又有犹太画商卡斯特利（L. Castelli）这位“艺术黑手党徒”的商业炒作，“沃霍尔-卡斯特利联合体”大获暴利。
当今法国大红大紫、专画红、兰、白条条的“概念艺术家”布伦（D. Buren），还有一位同样大紫大红、专搞白方块瓷砖装置的“概念艺术家”雷诺（J.-P. Raynaud，这位花匠出身的“艺术家”也到处展览放大的花盆）……也是首先靠理论诡辩而发迹。西方现代版本指鹿为马的故事，在大批理论家的喋喋话语鼓噪下，鹿终于变成了马。
多梅克认为，真正的艺术批评应该是“文学批评”，言之有物。而当代艺术批评是一种“玄理批评”。当代艺术本身就是概念先行，为之辩护的艺术批评，更是玄理的诡辩。多梅克黑色幽默地把这种“玄理批评”（théoriste）谐音称作“恐怖主义批评”（terroriste）！（29页）
能够把鹿“批评”成为马，而且不允许别人出来说这不是马，理论家们要么跟着说“是马，是好马”，要么只有闭嘴，这样的情形，可不就是“恐怖主义批评”？
上述三要素——体制、市场和理论批评，正构成了多梅克感到恐怖的“网络”体系。鹿最终变成了马，是靠了三个要素整体发生作用才得以实现。这三要素之说，与另一位法国学者西莫诺（P. Simonnot）称当代艺术统治集团为“三M党”，异曲同工。三个M——Market-Museum-Media（市场-博物馆-媒体），博物馆即泛指文化艺术体制，媒体即是理论批评。
当代艺术的“三要素”或“三M党”，是世界性的，完全控制了国际当代艺术。市场捧炒，博物馆收藏，理论宣传，三位一体，“网络”严密，由此形成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统治。
其实，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只是当今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一个小侧面。
与善良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想象西方“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当今西方的这种“统治性意识形态”极其不宽容。它的一些教条构成了绝对禁忌，不能冒犯。否则，你就得付出“高昂代价”。
比如，“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民族”（nation）的概念，不允许正面提。二战以后，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长期深入的洗脑“思想改造”运动（中国知识界也被深度洗脑），清算“民族主义”，以致今天的德国人被整得连唱国歌、挂国旗都难已为情，“我们德国”之类的情怀不可以公开表露。（参阅《艺术的阴谋》139页）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可以被轻易打成“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
再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史实，不允许讨论或研究。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当年广泛的群众基础，学界讳莫如深。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悲愤指控西方学术界的“不宽容气氛”：“如此禁止分析纳粹主义……，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有闭嘴沉默了，以免被控事后同谋。”（6）
尤其，对于大屠杀和毒气室，是最严厉地禁止讨论研究，更不允许质疑与否定。战后西方历史学界，事实上存在大量质疑、否定大屠杀的声音，形成一个“修正主义”（revisionism）学派，亦称“否定主义”。修正主义主要观点认为，当年德国只是“集中”，并未屠杀犹太人，就像同时期美国“集中”居美日本人，英国“集中”居英德国人一样。（7）
这些“修正主义”学者教授，一直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长期遭到媒体封杀，人身迫害，甚至判刑入狱。除了自由主义传统最深厚的英国和美国，许多西方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都先后立法规定：否定大屠杀和毒气室是触犯刑律，属于犯罪。于是，当代西方的言论罪和文字狱，几十年来常年发生，不胜枚举。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修正主义学者、前里昂大学教授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1970年代开始认定毒气室并不存在，并质疑《安娜·弗朗克日记》的真实性，结果长期遭到人身威胁。1989年被暴徒严重殴伤，头破血流（8）。之后不久，被革除教职，把他的名字从《Quid》年鉴辞典中删除，还遭到罚款，冻结银行账户，搜家。他到外地旅行时，在许多国家遭到拒绝入境或被捕驱逐出境。2005年，福里松被判缓刑三个月（根据法国1990年通过的Gayssot法）。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为福里松辩护，英国的罗伯特·约翰（R. John）甚至将福里松比作新时代的左拉。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伊尔温（David Irving），二战史专家，因否认大屠杀和毒气室，好几次在德国被判罪。2005年他去奥地利旅行，结果被奥地利警方逮捕，判刑三年。尽管上诉，还是坐了一年多（400多天）的牢。2007年底，牛津辩论联合会组织了一场讨论，邀请了伊尔温，结果会场闯入一批抗议者叫喊唱歌，干扰会场，最后出动了警察。用警察来保护一场学术讨论会，真是一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奇特风景！伊尔温的名言是：“我不说他们想听的，我只根据档案说话！”
近年最重要的文字狱，是德国出生、长期生活于加拿大的出版商恩斯特·尊德尔（Ernst Zundel）案。他主要因出版了一位英国人写的小书 《真地死了六百万？》而获罪，被迫离开加拿大去了美国。2003年在美国逮捕，驱逐回加拿大，在加拿大关押了两年，又在2005年被驱逐回德国，同年6月被判刑5年，至今一直关押在德国曼海姆市监狱。尊德尔的判刑，引起了西方许多国家众多人士的声援和抗议，甚至出现了“尊德尔”的专名网站。
1999年，德国哲学博士菲德烈克·托本（F. Töben）因否定大屠杀，被判刑9个月。2004年，瑞士退休教师阿芒德鲁兹（G-A. Amandruz），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1年。2007年，德国生物科学家格尔马·鲁道夫（G. Rudolf），主要因出版发行修正主义书刊，被判刑2年半，直到2009年7月刚刚出狱。2008年，奥地利工程师沃夫冈·弗洛里希（W. Frohlich），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6年半。2009年4月，奥地利作家、抒情诗人宏西克（G. Honsik），因否认大屠杀被判刑5年，是最新近发生的文字狱……
曾亲身经历德国集中营的法国历史学家保尔·拉西尼叶（P. Rassinier），是法国最早的“否定主义”学者，一直被主流媒体封杀。美国重要修正主义者亚瑟·布茨（A. Butz）教授，写过《20世纪的欺诈》（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也寂寂无闻……
媒体封杀还算是客气的。事实上，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势力对修正主义学者和传播者，一直实施严厉清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978年，法国修正主义者弗朗索瓦·杜普拉（François Duprat），曾否定毒气室，被汽车里安放的精密炸弹炸死。1980年，英国一家印刷修正主义书刊的印刷厂被焚毁。1981年，法国青年博士生盖聂（M. Caignet），因为把“奥斯维辛的谎言” 翻译成法文，被人脸上泼硫酸毁容。1982年，美国修正主义历史学教授乔治·阿希莱（G. Ashley）的住宅，多次被砸，遭燃烧弹袭击。1984年，设在美国加州的修正主义学术机构“历史复审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Review）遭纵火，所有原始档案资料、手稿和六年的研究成果被焚毁。1987年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多名法国修正主义学者被打伤。前面提及的德国历史学家诺尔特，主张不应当用法律治罪来禁止质疑大屠杀，而应该用事实来论证，只是“半个修正主义者”，结果也受到电话恐吓和人身威胁，1988年他的小汽车被人焚毁。1992年，比利时一家售卖修正主义刊物的书店遭焚毁，法国巴黎等地也出现多家书店被砸……（参阅www.vho.org法语版akribeia/6，上举事例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由于整个西方的主流媒体，都掌控在这个“统治性意识形态”势力的手中，此类事件和文字狱案件，都被媒体封杀得几乎没有什么传闻。而媒体不报道，就等于没有发生。
贵为美国前总统的吉米·卡特，2007年出版新书《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种族隔离》（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认为今天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残酷程度大大超过了当年南非实施的种族隔离。结果遭到《纽约邮报》的谩骂：“这么个家伙怎么可以成为美国总统？”（9）可见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势力有多么强大。
其实，对有些“历史”，是可以用常识去“修正”的。即便那位最激烈指控全体德国人民都迫害犹太人的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也不得不尊重常识，“修正”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犹太人不可能有400万或后来常说的250万：“这个数字不可能超过100万。（几年以后，这个修正变成了正式说法：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牌上，400万被换成100至150万。）”（10）就是说，600万已经被“修正”掉一半！
我们暂时不能判断修正主义学派是否有理。但，起码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总应当保障吧？只要有史实根据，任何历史都应该可以研究和讨论。如此对修正主义学者滥加迫害，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迫害异端何异？这般大兴文字狱，难道不是一种当代极权主义，尽管它隐形看不见？
事实上，西方世界真正的主人，并不是那些看得见的政府和政客，而是躲在暗影里。 布迪厄称他们为“统治者们”或“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宋鸿兵的《货币战争2》也指称一个幕后的金权“世界政府”。这些世界的真正统治者们，控制了世界的金融、跨国大企业和主要媒体（11），相当程度影响甚至控制了美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也操控了与金融投机紧密相连的“当代艺术”。
当我们看到当代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如此大兴言论罪和文字狱之后，回过头来，终于可以明白多梅克所说的“冒风险”和“付出高昂代价”是怎么回事。尤其明白，当代艺术界的“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只是小意思啦……
注释：
（1） Jean-Philippe Domecq : Artistes sans art? Edtions Esprit, 1994, Paris, p.9
（2） Jean Clair: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 des Beaux-Arts, Gallimard, pp.86, 92。也见河清：《艺术的阴谋》，第333、336页。
（3） Marc Fumaroli : l’Etat culturel, Paris, Fallois, 1991
（4）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2002年，第81页。
（5） 河清：《艺术的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6） 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136
（7） 最早发明“集中营”的是美国人，发生于美西战争、美军镇压菲律宾人民反抗期间。越战时，美军在南越修建的“战略村”也是名副其实的集中营。
（8） 被殴惨状见http://www.fpp.co.uk/Auschwitz/Faurisson/
（9） 见Le Monde diplomatique，septembre 2007, p.26
（10） 见François Furet/ Ernst Nolte : Fascisme et communisme, Plon, 1998, Paris, p.90
（11） 当我们看到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骚乱、支持达赖和热比娅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口径一致，我们才能真正体会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对西方主要媒体的控制是何等有效，体会布迪厄揭露西方“舆论的一致性，构成统治性言论象征力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