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未来：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2009年02月0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见习记者 周馨怡
编者按
2008年末以来，欧洲各国失业率高企，罢工抗议的浪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欧洲各国将何去何从？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西方左翼知识界旗帜性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委、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运动家、评论家Tariq Ali，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崔之元先生。
“市场万能”意识形态的破产
《21世纪》：罢工和游行正在欧洲蔓延，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您觉得，当下令人悲观的经济对社会有哪些影响？
Tariq Ali: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华盛顿试图强加在整个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毁灭，没有人再会认真对待这种意识形态。在华尔街体系里，信奉钱的唯一用途是“以钱生钱”，而不是把钱投入到生产中去。华尔街体系得到了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不仅在华尔街，在华盛顿、伦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投资银行也都信奉这样的原则。该体系的另一面便是坚信“市场万能”，把一切留给市场，取消任何限制和监管。市场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医疗、教育等全社会各个领域。但是现在，在公众眼中，华盛顿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败。
在法国已经爆发了包括这次1月29日大罢工在内一系列罢工运动，希腊的骚乱已经引发了社会动荡，英国员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正在举行罢工，仿效美国的东欧经济制度已经深陷危机，俄罗斯爆发了反对普京的罢工及示威游行。我认为，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的支柱已经逐渐瓦解，人们希望寻求别的选择。
我们需要两个选择：第一，将公众设施和银行信用体制更多地用于生产，而不是“以钱生钱”的逐利行为。第二，建立新的多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新体系必须和现有的受美国帝国主义控制的IMF、WTO和世界银行不同，不再受某些大西洋国家、银行和欧盟的操纵。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无法向这个方向做出努力，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崔之元：分析欧洲首先要考虑到欧洲的特殊情况。欧元区各成员国都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限制，财政赤字上限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这就使得欧洲各国在进行经济刺激的时候受到更多的人为限制。不过，法国和德国都曾经突破过这个上限。而现在法国基本上也将再一次突破3%的限额。
此外，东西欧国家存在不小差异。乌克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不得不）接受IMF贷款，而IMF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这样在本该通过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保就业的时候，这些国家反而要缩减公共开支。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
欧洲民众的愤怒和不满
《21世纪》：现在有一个问题，像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欧洲各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等都把拯救金融行业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这引起了各国普通民众的极大不满。2月3日，在采访法国最大工会之一Force Ouviere的一位负责人时，他同样表达了对“钱生钱”理念的愤怒。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认为欧洲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将走多远？
Tariq Ali:很远。但问题是，民众在政治方面能有什么选择？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在美国， 中间偏左的奥巴马已经执政。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和布什政府所做的没有区别。布什为银行、企业注资纾困，奥巴马也在这么做，而不是像1930年代新政那样通过大力投资公共服务项目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办法来复苏经济。我不能确定现在的做法是否真的能拯救经济，因为人们已经不愿意再问银行借钱了。
崔之元：所谓的“救大银行” 政策已经激起了欧洲和美国民众非常强烈的不满。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救市资金里的180亿已经被用于支付高管奖金。欧洲也同样把巨额资金投向银行和大型企业。
向左转：西欧的趋势？
《21世纪》：在法国1月29日的罢工中，民众已经提出在公平分配、工人利益方面的诸多诉求。我们能否认为这是社会思潮左倾的一个现象？法国极左政党，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领导人Olivier Besancenot计划于下月成立一个新反资本主义党（NPA)，以联合法国极左力量共同反对萨科齐政府。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他甚至誓言将掀起新的1968年“五月风暴”。您觉得在法国极左政党能成功执政吗？
Tariq Ali:法国民众始终是不安定的，法国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法国民众对领导人总是充满着怀疑。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曾经在公开场合承认对法国弑君历史感到担忧。他知道他身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国家。法国人对政治远比其他欧洲国家民众敏感。所以毫无疑问，法国的民众已经转向左翼思想。
然而在野的法国社会党和执政的萨科奇政府在政策上并没有显著区别。当民众转向左翼思想时，社会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工具来满足民众的诉求，但是现在在法国还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工具。不光是法国，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Besancenot是位非常有天赋的左翼政治家，而且他的支持率非常高。（记者注：据《金融时报》，他的总统竞选支持率为1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法国民众会选择把选票投给新反资本主义政党，还是只把这个政党看作是换了个新名字的老极左政党？第二个问题是新反资本主义政党究竟能不能联合法国极左力量？极左力量在各个国家通常都是分裂的。而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新生的政党能否在重要城镇和全国范围内与社会党抗衡？
崔之元：左翼政党是否上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提出新的纲领。新纲领的关键点是改变国际金融秩序，并在欧盟内部进行改革。
欧盟各国政府对银行大规模注资，带来了银行国有化趋势。国有化意味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持有银行股份，那么持股以后的收益就应该返还给人民。我认为，这就为已经在欧洲持续十多年的“社会分红”运动带来了契机。（记者注：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最早提出“社会分红”的构想：国家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然后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化企业的再投资）
英国政府已经于2005年4月6日开始运行“儿童信托基金”， 一次性的发给2002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每人250英镑，由其父母存入储蓄账户或是低风险的股票市场账户，直至这些孩子成长到18岁时才可以取出。
但欧洲始终没有一个公有资产来为“社会分红”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英国将信托基金的受众限定为2004年之后出生的儿童，而不是覆盖更广泛的人群，也是和资金有限有关。然而现在大规模的银行国有化（就可能解决资金问题）给了“社会分红”运动难得的契机。
《21世纪》：左翼政党能够在应对经济危机问题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Tariq Ali: 左翼政党应该做的是：非常冷静理智地向中间偏左或者偏右政党指出，之前所捍卫的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已经失败，资本主义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方法。
相应的，左翼政党应该提交自己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并听取公众意见。方案将支持公共设施建设，国家干预和环保政策，反对大规模军事开支并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我认为这些都会得到群众很好的共鸣。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都需要群众的参与，需要左翼政治家的联合。在过去的25年里他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向右转：东欧的忧虑？
《21世纪》：在法国，人们愤怒的是政府没有把足够的钱用在保障员工利益和福利上。但是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问题却是遭遇财政危机的政府不得不采用削减社会保障援助金和减薪等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前苏联国家政府面临比法国政府更大的麻烦。在这些国家社会思潮可能发生怎样的转变？
Tariq Ali: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唯一的意识形态便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左翼思想。这些国家的宣传核心便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无比正确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在这样的信念已经崩溃了。现在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着民众日益增长的愤怒。
我担心的是，在这些国家中，一些可能会走向极右，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作为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死灰复燃。
崔之元：我前面提到，这次在为乌克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等国提供贷款时，IMF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其实，这些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美国比起来还是少很多。现在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已经达到其GDP的6%，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按照IMF的标准，美国更应该削减公共开支。但事实上，美国却在大举国债，以刺激经济。
这个悖论现象可能只有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制度变革才能得以解决。在今年4月2日的G20会议上，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出更大的声音，将是寻到一条解决之路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