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革命理想，也就是人类的意识形态，现在已基本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新自由主义、伊斯兰和社会主义。把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是极有远见和科学依据的，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头号国家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把中国、伊斯兰世界、俄罗斯、欧盟作为战略遏制的对手。包括所谓的“G8”、“G20”，在世界环境发展大会上形成的美日韩澳伞形集团、欧盟、77国集团等等，都是这种战略划分，利益结盟的变形与组合。作为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的“带头大哥”，美国的头号敌人仍然是伊斯兰和社会主义。60年来，它运用的主要利器就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垄断资产阶级就利用民族主义实行对内的压迫和对外的侵略。民族主义以追求血统和地缘认同为特征，民族主义的这一特征被垄断资产阶级称为“现代世界宗教”，使追求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盛行世界。美国用这一利器，在欧洲等国分裂出许多小国；把中东切割成数十个小国，完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肢解和分化；将苏联分割、解体；把南斯拉夫肢解为若干个单一民族的小国。六十年来所向披靡，屡试不爽。但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与社会主义的宗旨是不融合的。伊斯兰的纲领是建立一个超越信仰、种族、地域、文化的和平理想。乌玛（共同体）的组成，是一切和平人类，不仅是穆斯林，还包括全世界一切和平的非伊斯兰信仰者。而社会主义奉行国际主义，最终目标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现世界大同——共产主义。　　

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阿拉伯革命，是一场抛弃伊斯兰理想的“革命”。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谋求独立建国，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反抗殖民主义与全世界反帝阵线之间的联系，没有认识到自身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伊斯兰理想之间的关系。那次革命的成果无论是建立了落后的　封建　君主统治，还是建立现代形式的共和政体，本质上都对内实行专制的独裁统治，对外依附并听命于帝国主义。这一本质就决定了本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牢牢捆绑为一体，也决定了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出卖国家利益，镇压一切反抗力量，并最终纷纷背叛巴勒斯坦事业。因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可能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和巴勒斯坦，到1919年巴黎“和会”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再到二战结束之后由美国等西方列强在没有阿拉伯人在场的会谈决议的基础上，按照殖民利益划分边界，将整个中东切割成数十个小国。而被利用的就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和家族主义情结，对阿拉伯世界完成了从肢解、切割、分化到二战之后的政治整合，并最终实现了控制。从此中东地区不再是伊斯兰理想笼罩下的和平家园，成为帝国主义以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和裹挟之下的火药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聚集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广泛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在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中，相对贫穷落后的非洲首先起来革命。埃及人民发起了要求废除英埃条约并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民组织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西非人民提出了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解放的口号；南部非洲反对种族主义的黑暗统治。在那次革命浪潮中，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中国坚决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在万隆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支持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斗争；主张世界各族人民都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主张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享有基本人权。在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间，先后有苏丹、摩洛哥、突尼斯、几内亚、喀麦隆、多哥、马达加斯加、刚果（金）、索马里、塞内加尔、贝宁、尼日尔、尼日利亚和毛里塔尼亚等20多个国家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势不可挡。那一次革命浪潮的结果，使非洲大陆基本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了自主、自我发展的权利。到了1980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国家达到90个，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在世界范围内的终结。　　

但是，那次革命浪潮不是民主革命，不是伊斯兰革命，也不是要求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争取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权利之后，尽管民族矛盾缓解，但阶级矛盾并没有解决。在世界范围内，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依然处于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这些国家里，广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也依然处于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基本稳定期，各种矛盾在不断深化和激化，突出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由少数权贵和精英控制社会财富并向资本主义列强输血的局面不可持续。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的终结，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新殖民主义。二战之后，美国开始领导资本主义阵营，并最终迫使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美国挟“冷战”胜利之威，使世界单极化趋势更加明确，试图控制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新殖民主义达到了高峰。新殖民主义国家把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作为首先要控制的“猎物”，美日欧联盟更是把新兴经济体作为掠夺目标。而综观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都有明显的新殖民主义特征：一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培养西方代理人，不断制造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控制新兴国家的目的。不断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进行心理攻击、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并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而达到高峰。二是通过各种附加条件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等，获取进入新兴市场的各种特权，用所谓“世界顶尖投资公司”的金融渗透大肆进行新殖民主义扩张。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占领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三是廉价购买发展中国家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进行不等价交换；利用所谓的知识产权保护进行技术垄断，对新兴国家实行技术封锁或敲诈。四是进行军事威慑、建立军事基地或进行军事占领。　　

近期发生在非洲、中东等伊斯兰国家的革命浪潮，会不会重入民族主义的窠臼，现在还很难作出明确判断。这次革命浪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反腐肃奸，争取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二是都发生在深受新殖民主义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危害很深的发展中国家。这两种显著的特征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浪潮的开端，更大的革命风潮正在酝酿形成。因为受到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和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危害最深重的，是被称为“世界的新兴经济体”，即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　　

中国的“精英”们企图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随着他们的舆论引导，眼睛只盯着“经济发展”和旅游贸易。央视新闻的阿拉伯报道似乎只有“撤侨”一件事。少报甚至不报道阿拉伯人民革命的矛头所向是反帝反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的“新中东计划”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这仍然难以掩盖以下事实：以中、俄、印、巴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中，中国借鉴吸取了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文明成果”，俄、印、巴则全面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新兴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政府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积聚的严重危机。然而中、俄、印、巴与美日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状况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个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新兴大国没有经历过掠夺殖民地的过程，也没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经验和发展空间。而且中、印、巴等国家还曾经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本身就是对新殖民主义势力的消弱，这是发展中大国维护本身利益的必然结果，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文明冲突”，发生严重矛盾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发生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印度、巴西等借助美国打压中国的机会，梦想着与美帝国主义建立统一阵线，在贸易保护主义，逼迫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将所有矛头都对准中国，围攻中国，从而为自身争取更为有利的发展空间。但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只要俄、印、巴等国不甘愿被奴役，不愿做新殖民主义的附庸国，那么他们也必将面临和中国一样的困境，成为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攻击目标，成为被“颜色革命”、“鲜花革命”颠覆的对象。　　

我们再来看“巴勒斯坦问题”。这是一个表面公平实质凶残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误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怪圈的问题，是一切受压迫受剥削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罪恶奴役、追求自由解放的问题。以 “美英犹太”为代表的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轴心，抓紧实施全球控制战略，牢牢控制中东伊斯兰这个与西方对抗了近千年，拥有巨大石油资源的战略要地。这不仅意味着控制地区局势，镇压整个地区的反帝运动，还意味着源源不断地吸食血液养肥自己，来对付与之相邻的中亚、远东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反抗力量。因此，“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罪行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更是全世界反帝斗争最艰苦、最惨烈的前沿阵地。它集中展示了军事侵略，种族屠杀、驱逐与隔离，殖民奴役，经济掠夺和文化灭绝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的罪恶。　　

由于美国等的离间和误导，一部分穆斯林对伊斯兰的教条主义解释和保守主义实践，为世界舆论塑造了一个僵化、落后，甚至反文明、反人性的伊斯兰形象。并借助强大的媒体力量，制造和强化了民众的恐慌心理。这种恐慌同时存在于外部世界和穆斯林社会本身，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没有人身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正如妇女们更欢迎戴头巾或不戴头巾的权利回到自己手中一样，穆斯林更希望把信仰或不信仰、如何理解和实践信仰的自由还给信仰者自己。人民更欢迎一个对外自尊、对内柔和的政权，“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不仅适用于非穆斯林，也适用于穆斯林社会内部。1968年，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拿下了非“激进伊斯兰”的埃及纳赛尔政权。穆巴拉克当政后的埃及率先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它立即成为全世界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国第二大军援国。而作为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源头和中心的沙特，却是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的主要盟友。沙特和以色列，又历来是穆巴拉克最坚定、最露骨的支持者。由此不难看出，谁是中东民主的真正敌人。对美国而言，“民主”只是一个借口，谁试图摆脱它的控制，谁试图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谁就是敌人。无论是“激进的伊斯兰”还是世俗的民族主义概莫能外。这一霸权原则在中东强制施行并推及全世界。　　

“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穆巴拉克宣布任命其爪牙苏莱曼为副总统时，埃及抗议的人群立即齐声喊道：“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莱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在今天的埃及人眼中，推翻屈从于美国霸权的独裁政权，与追求民主是一回事。尽管目前世界上正义的力量处于消沉，邪恶的势头正在高涨，美国可以在中东以致在全世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像西方一位著名新闻评论家说的那样“有一个剧本可以照着演：每当某个亲美的独裁者陷入困境，就试着支持他撑下去，直到不能再撑的时候，就换边支持，假装站在人民的一边，扶持新的代理人、尝试延续双方的紧密关系……”但在世界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现在的中国迫切需要有毛泽东主席当年的气魄和风范。毛泽东在谈及“巴勒斯坦问题”时指出：“问题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的问题。”“我们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我们互相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你们。”　　

由于资本主义世界难以治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了世界其它新兴大国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也正是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促使美日欧同盟强力推行新殖民主义，抓紧对新兴大国进行控制与掠夺。在这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中，中、俄、印、巴等就必然成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对手。中国相对其它新兴经济体而言，发展速度最快，国际地位日渐提高，美日欧就愈发感到难以控制中国，新殖民主义就无法在中国进一步推行，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激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中国，也同样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美国未来所面对的矛盾会更加广泛和突出。一旦新殖民主义受到阻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财富的能力就会减弱，内部就会爆发出各种矛盾和问题。为转移这些内部问题，它们就会不断在外部制造动荡，转嫁国内债务和社会矛盾。作为战争策源地的帝国主义不甘心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经济战略受到阻遏，必然通过转嫁经济危机，策划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对新兴经济体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掠夺，以制造输入性通货膨胀来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动荡、物价飞涨，进而引起民怨沸腾，再通过网络媒体等手段让人们迁怒于社会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等社会积弊，引发社会动荡。　　

这一次革命浪潮起于突尼斯和埃及，最突出的爆发点和诉求就是“民生”和“民主”权利，包括平等的生存权利、平等的经济权利和平等的政治权利。都与底层民众收入微薄、物价高涨，饱受外国列强的经济剥削和压迫，无法忍受当权者的腐败，官商合谋欺压国内民众有直接的关系。其中埃及示威者打出的口号就是“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进一步表明这一次革命浪潮的实质是民族矛盾、阶级斗争的大爆发。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剥削制度埋下的祸根，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酿下的苦果。这一场波及世界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它的最终结果将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一种是形成单极化世界，美日欧新殖民主义用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将世界重新瓜分完毕，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统一世界。另一种是中、俄、伊斯兰等强势崛起，形成多极化世界，民主、自由、平等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