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9日在台湾世新大学“保卫钓鱼岛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俞力工

　　今天主要想谈谈“认同”问题。或许，这个概念经过解说之后，在座的年轻朋友便能理解我们这些老保钓40年后再度聚集一堂的原因。

　　1960年代，全球最贫穷的20%人口与最富的20%人口之间的收入比，大约是1:30。到了1990年代，该差距扩大到1:60。如今，2010年左右，已进一步恶化到1:100上下。这说明，自二战结束后，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贸易等结构对穷人、穷国不利。

　　穷人能够做什么呢？穷人的问题简单，要么等死，要么造反。需要探讨，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富人在做些什么？

197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上为了投机目的而投入的“热钱”金额仅仅占总交易金额的5%。2000年代后期，该比例已高达95%。也就是说，此时只有5%的金融市场投资与发展实业、服务业有关，其它则多为投机买卖，且其总交易量已是全球国内总产值的400倍。有钱人的投机手段推陈出新，以至于官方监管单位目不暇接，完全无法洞视股市“衍生手段”的正当性、合法性、规模、技巧与后果。如此规模庞大又不受管制的经济活动其实就是造成1990年代以来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以2006年国际市场稻米价格提高300%为例，其原因除了发展乙醇燃料之外，以高盛银行为首的农产品期货投机买卖金额，于2003年至2008年之间突然由130亿激增至2600亿美元便是最好的证明。试想，对我们而言，每个家庭的食物开支不过是收入的十分之一。粮食价格不论如何涨价，均能轻易应付过去。然而对第三世界食物开支占家庭收入的50%，或50%以上的贫困家庭而言，食物价格突然剧增2、3倍，其日子又该怎么过呢？当前全球性的不安与骚乱不正是富人投机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吗？

　　199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个具有500人 规模的全球企业家、战略家精英的“吹风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二、三十年后，全球两极化将出现80%人口贫穷化、边缘化的现象。商议对策时，卡特总统任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辛斯基提出了tittytainment办法。titts即是奶头，tainment则是entertainment，即“娱乐”的后半部。布热辛斯基把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我所翻译的“奶头乐”，意指，用色情、麻痹的办法，诱使边缘化人口把精力消耗在床上，而不是在床下对富人造反。从这位战略家所提出的构想，我们也不难理解，在他们眼里，全球80%人口的生存价值究竟是如何的卑微。

　　实际上，80%人口的边缘化，以及，该广大群体与国际市场的生产、消费锁链完全脱钩的现象不用等二、三十年，早在2004年，即开“吹风会”的9年之后已经形成。大家若是稍加留意当前面向劳苦大众的电视节目、文化商品的空洞、无聊、醉生梦死，多少可以知道，所谓“奶头乐”正在通过各个地区的“文化巨鳄”之手精心打造中。

　　1990年前后，即冷战结束之初，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行地如火如荼，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内容便是大幅开放金融市场，而其结果也必然是加促两极化的普遍形成，而且无论是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尽皆出现贫富两极化的严重社会问题。处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两岸四地，情况也大同小异。于是乎，问题便涉及到我今天的主题。在座诸位先生女究竟是与那20%“核心人口”认同呢？还是认同于边缘化的80%群体？

　　我无意在此做任何道德呼唤，或进行什么良心批判。我也相信许多来宾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确，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确是没有需要在文化、经济、政治、民族甚至部落认同问题上做一选择。之所以不做选择，原因在于，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下，我们并不十分在乎主观上愿意归属哪个集体。譬如，我个人既可算是浙江人、上海人、河南人、台湾人、外省人、中国人、奥地利人，又可自诩为国际公民，因此谈及文化、民族等归属问题，硬要做一认同选择是件相当无聊的事。

　　但是，如果今天李登辉硬性指定我这外省人为“新台湾人”，而且要求我放弃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一切以台湾至上，那等于是赤裸裸地干涉我的私人权利与自由。这时，就产生了张力，一旦情绪激化，就要打架、打仗了。

　　古今中外，对认同问题非常执着的人口少之又少。例如，井冈山上失败，继续在延安窑洞策划游击战的毛泽东；或推翻古巴巴蒂斯塔政权之后，又在玻利维亚流窜、进行颠覆战并遭枪决的切.格瓦拉；以及当前高举西方“普世价值”大旗，批判台湾；又借台湾的“文化价值”批判大陆的龙应台…。这些人，若是风云际会，或可成为英雄人物；万一时运不佳，甚至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不论如何，钟鼎山林各有天性，他们无论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出于个人自由。我们即便不敢苟同，也姑且尊重与冷眼旁观之。

但是，后冷战时期，或说，新保守主义时期的问题却并不是那么单纯。因为早在1990年代之初，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杭廷顿已经明确地把世界划分为七、八个文明圈，甚至认为基督教文明圈今后仍旧一枝独秀；而儒家、伊斯兰教文明圈则对世界文明做不出什么贡献。我们，即华夏人民，即便物质生活现代化，也无法参悟西方的文化价值，也无法避免文明圈之间的冲突，因此为了防范未然，必须对儒家文明圈采取文化围堵政策。这也就是说，不论其它文明圈如何努力，终究要停留在“不太文明”的田地中。突然间，龙应台之流，就像是个钢管舞女，正在高潮上却让后台老板指着鼻子说：“钢管舞是西方文化，妳这东方女子跳的舞徒具形式，真正的钢管精神却无法揣摩，无法发挥！”台湾的处境，基本上也大同小异。过去，在冷战时期，或可充当前沿阵地，成为“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成员。冷战结束后，台湾政府即便表现得再积极，在新保守主义的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利用来以夷制夷的外圈打手。

令人费解的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源于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这说明文化是可以融通的。不料，一旦西方基督教文化奠定后，便将此文化据为己有，并从此否决了文明圈之间的融通性。如此这般，张力便产生了，以至于一轮新的十字军东征也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我们只消观察这次西方世界是如何地团结一致对付利比亚，就知道杭廷顿对其他文明圈的批判和围堵建议，已演变为武器的批判。

四十年前，我们这批老保钓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美国把属于全中国的钓鱼岛交由日本管理。如今，我们散居世界各地的老保钓再次聚集在这个会议厅，除了重申我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志向之外，也坚决反对新保守主义的文明冲突政策。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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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间即席发言二则

（一）

郑村棋先生刚刚提到的“老保钓重生”的期许，我个人也常做思考。我们都是当年全球性学生运动的产物。40年后，不妨回头观察一下当年西方进步青年的发展。

大多数西方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于运动结束后，均自然地融合于本地的社会民主左翼，并形成一股有别于保守势力和共产势力的第三股社会力量。直到今天，譬如德国的绿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甚至在许多地区提升为第二大党。

反观我们老保钓，当年由于一头栽入统一运动，或者受到当时国民政府钳制而滞留海外，无法及时回到台湾，使得台湾直到今日依旧缺少一股社会民主左翼或自由主义左派的力量。就这方面而言，的确是件非常遗憾、非常痛心的事。

今天，若干主讲人提到对当前台湾年轻人的政治冷感，以及缺乏民族、国家观念而感到痛心。就这方面，我想提提自己的观感。

如果我们前往热带地区，很容易发现其居民动作缓慢。若采用温带地区的劳动习惯为价值标准，则难免给热带地区人口强加个“懒惰”的定性。

许多来自温带地区的欧洲游客，不了解热带地区的特殊气候条件，渡假期间活动过于频繁，因此发生病变或意外事件的频率非常之高；而本地人则无法理解，为何欧洲人不远千里而来，为渡假而“拼了性命”。

如果看看伊斯兰教世界的情况，也可发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即什叶派为了回避收到逊尼派的迫害，而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也是种自卫措施。最初可能是种政策。久而久之便成了什叶派的深层文化表现或生活习惯。

其实，所谓“懒惰”、“回避”、“冷感”，不过是种保护措施，是上千年、甚至多少万年人们积累的智慧。台湾年轻人也是如此，在政治暴力、族群议题泛滥当头，唯一避免引起家庭纠纷、朋友失和，甚至影响前途的自我保护办法，就是回避政治，回避敏感议题。

这时候，我们要是强加“统一”观念，期盼他们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明确表态，似乎是给予双重压力。我觉得，应当避免。

但是，如果能够从整个国际大环境加以解说，尤其是把台湾的政治暴力现象加以剖析，譬如，如何更改教科书内容、如何滥用语言暴力等等，以至于让年轻人的自发保护措施提升至自觉程度，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权益选择。那么，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应当知道如何掌握自己的选票，也会采取适当办法消除政治暴力。

（二）

对王晓波教授刚提出的“保钓运动是个失败”一语，我有略微不同的看法。

40年前，一批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做出了极大奉献。一是在短短时间内，挖掘出大量相关的政治、法律、地理、历史方面的资料。以至于直到今日，继续发现的新证据并不太多。这说明老保钓曾经体现了读书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就因为当时已挖掘了大量的史料，使得马英九先生能够加以利用，并顺利地完成了以保钓为题的博士论文。因此也可这么说，保钓造就了目前的马英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