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月肇始于突尼斯、随后蔓延到埃及和西班牙的抗议运动已经波及到了全球，抗议活动已经席卷了华尔街和美国各大城市。如今，全球化和现代技术使得社会运动如同思想一样可以迅速地跨越国界。世界各地都是社会抗议运动的温床：“体系”已经失败的感觉、即使在民主国家，选举也无法保证一切对头的观点，等等，都可以催生抗议活动——至少可以让人们走上街头施压。

5月，我前往突尼斯抗议活动现场；7月，我和西班牙的“愤怒者”们交谈；接着，我从西班牙启程前往埃及，与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年轻革命者面对面；几周前，我又与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交谈。这些运动有个共同点，即“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打出的简单标语：“我们是99%。”

这一口号与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异曲同工：《成为1%，为了1%，依靠1%》(Ofthe1%,forthe1%,andbythe1%)。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愈演愈烈的不平等：1%的人口控制着超过40%的财富，赚取着20%的收入。而这一撮极少数人获得如此优厚的待遇，并非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奖金和援助轻易地摧毁了不平等的合理性，而是因为(恕我直言)他们是成功(有时是腐败)的寻租者。

我并不是否认这1%中有一部分人确实对社会贡献卓越。事实上，许多真正的创新(绝非最终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浩劫的新奇金融“产品”)所带来的社会益处远远超过了创新者自己所获得的好处。

但是，放眼全球，政治势力和反竞争行为(通常通过政治得以持续)已成为经济不平等性愈演愈烈的主因。在我们的税收体系中，像巴菲特这样的亿万富豪所支付的税收(以占收入百分比衡量)比他的秘书还少；把全球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投机客所支付的税率也要低于勤劳致富者。这样的税制可谓助纣为虐。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公正是一个极其重要且已深入人心的概念。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抗议者的愤怒可谓名正言顺：在现行体系中，银行家获得了援助，而被他们玩弄的人却得自力更生。更糟糕的是，银行家现在踌躇满志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赚着大多数工人一辈子都不敢想的奖金，而努力学习、循规蹈矩的年轻人却面临着失业的前景。

不平等情况的恶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富有的寻租者用他们的财富左右立法，以保护和增加他们的财富以及势力。美国最高法院在其臭名昭著的公民联合会(CitizensUnited)判决中授予公司随心所欲地使用手里的金钱影响政治动向的权利。但是，富人可以动用手里的金钱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可警察却不允许我在街上用高音喇叭宣扬“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口号。

过度监管的民主和不受监管的银行家之间的矛盾并非没人关注。但抗议者可谓别出心裁：他们回应着我急匆匆穿越人群时所说的话，这样，所有人都能听见我说什么了。此外，为了避免“对话”被掌声所干扰，他们使用了给力的手势来表示他们对我的赞同。

他们说，我们的“体系”出了问题，这是对的。放眼世界，我们拥有未曾使用的资源——渴望工作的人群、被闲置的机器、空荡荡的大楼——也存在为满足的需求：比如消除贫困、促进发展、为全球变暖改变经济模式等等。在美国，近几年有数百万房子被取消了按揭赎回权，我们有大量的空房，同时又有大量无家可归者。

人们批评抗议者缺乏计划。但这样的批评没有抓住抗议运动的重点。他们在表达对选举程序的不满。他们在敲打警钟。

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后把人们的关注点吸引到了全球化及治理全球化的国际机构和协定的失灵之处，并成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的起始点。媒体在认真解读抗议者的指责时，发现他们所说的不乏真理。随后的贸易谈判有所不同——至少在原则上，这些谈判被认为属于发展回合(developmentround)，补偿了抗议者所提出的某些不足之处——而IMF后来也实施了重大改革。

与此类似，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注意。这一问题早已被克服，但奥巴马总统的当选表明，这次抗议活动对美国产生了多大的推动力。

从某种层面上说，今日的抗议者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要求：无非是想有个施展技能的机会，找到个收入不错的体面工作，以及生活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和社会中。他们的愿望是渐近性的，不是革命性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讲，他们要求得很多：一个由人民而不是金钱说话的民主国家，一个能按人们意愿运转的市场经济。

这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已经看到，不受约束的市场会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只有受恰到好处的政府管制框架的束缚，市场才能最好地运转；而这样的框架只有在反映普世利益——而不是1%的人的利益——的民主中才能产生。能用金钱收买的最佳政府早已无法担此重责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自由落体：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