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商业周刊》于10月26日正式出刊，本期封面文章是《占领华尔街的另类领袖》。文章介绍了一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最初策划者，他曾是耶鲁大学最优秀的人类学学者，就在将要获得终身教职的时候，被学校解聘；他将一场无助的小型集会转变成为举世瞩目的大型示威活动，但却决绝承认是活动的领袖；他质疑亚当-斯密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主流的经济学观点相左，但他的观点正在被人们接受，他就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戴维-伯尔格。

　　戴维-格尔伯今年有三个目标：宣传他的新书，学会开车，引导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第一个目标进展的很好，第二个存在一些挑战，而第三个能否完成要视情况而定。

　　伯尔格是一位50岁的人类学家，有人说他是他那一代人中最聪明的。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却在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教书。他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激进活动的组织者，他是过去十年很多左翼抗议活动的发起人：魁北克城和热亚那的抗议，在费城和纽约针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还有2002年纽约世界经济论坛时的抗议活动和今年早期伦敦反对学费上涨的示威游行。今年夏天，伯尔格成为一个小的激进团体的主要成员，他们正在秘密策划占领下曼哈顿的祖可蒂公园，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轰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称伯尔格是抗议活动的领导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坚持无等级的理念，而领导人一词和这个理念格格不入，称伯尔格是抗议活动的发言人也不对，因为目前他们一直没有提出具体的诉求。甚至在祖可蒂公园，知道他名字的人也不多。但伯尔格确是这个活动中最善于表达的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可以将人们希望和抱怨表达的更有条理。10月25日，他在《卫报》发表的评论这样说道：我们正见证着新一代美国人开始变得更加自信，并开始挑战强权。这一代人迫切希望结束完成学业后没有工作没有希望的现状，他们无法在承担巨大的无法偿还的债务，人们希望和那些偷走他们未来的金融大鳄当面对质的要求并不奇怪。

　　除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中，伯尔格还是一个出色的人类学家。他的新书名为《债务：第一个五千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前两个月出版。在一个虚构世界里，这本书的视角横快了人类的全部历史阶段，从西非的猿人到和古苏美尔，到中世纪的爱尔兰，再到当代的美国。他试图探讨人类一直以来对债务所抱有的矛盾的态度：既是一份责任又是一种罪恶，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又是压迫的工具。在书中，他试图回答为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中，这么多人即认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同时又觉得那些靠发放贷款谋生的人是罪恶的。

　　伯尔格的主张一直被人们忽略，因为他和主流的经济学存在分歧。但是这次运动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他的著作正在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理论框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早期的愤怒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二是债务问题：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以及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处理大金融企业债务和普通借款人债务问题上的巨大差异。

　　8月2日，当伯尔格和他的朋友来纽约，他们发现这次活动只是一次普通的集会，抗议者简短会晤后，将举着事先准备好的标语去华尔街走一趟，比如要求扩大就业，停止压迫和战争之类的。在无政府主义者的行话里，这是一场垂直运动(自上而下组织的)而不是伯尔格和他的朋友所希望的水平运动，他们为此非常生气。

　　伯尔格和Kohso召集了其他对这次集会不满的人来到公园的南段，开始商讨9月17日的占领活动。尽管集会的组织者试图让他们返回集会的队伍，但是经过一番拉锯战后，更多的人加入了伯尔格的阵营。Kohso回忆说，那些召集这次集会的人也加入了我们，直到深夜，大家还聚在一起商讨下一步的对策。

　　尽管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但是伯尔格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抗议将演变成水平运动，并且决定不选取领导人，或者是指定的政策联络人。在祖可蒂公园的抗议活动的核心仍然和日常的集会和各种各样的小组会议。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伯尔格忙的连轴转。每周都有大的集会，第一次是在炮台公园城的爱尔兰饥荒纪念碑附近举行的，以后都是在纽约东村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举行，这些集会很多都是伯尔格促成的。剩下的时间他主用于参加工作小组会议(8月14日他在推特上留言说，快要累死了，这下我的驾校课程又要泡汤了)。他还组织了法律和医疗培训以及非暴力抵抗的课程。他们一直在讨论应该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或者是不是要有诉求，但是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后还没有解决。

　　9月10日，他们决定了占领的目标：第一大通曼哈顿广场，他们还选了几个备选地点。所以当警察用栅栏把曼哈顿广场团团围住的时候，集会者早有准备。9月17日，比预定开始的3点提前了大约一个小时，人们得到消息，改去祖可蒂公园，随后2000多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那里。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祖可蒂公园是一个私人公园，纽约市政府没有权利把示威者从那里驱散。伯尔格组织了当晚的集会，并且决定在公园露营，而不是立刻前往华尔街游行。三天后，当伯尔格飞回奥斯汀的时候，占领活动的影响还没有超出纽约市。

　　伯尔格16岁起就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在纽约长大，从小就住在一个工会资助的合租公寓里，那里充斥着激进的政治思想。11岁开始，他就沉迷于玛雅象形文字(现在只有部分被破译)，他把自己翻译的玛雅文邮给了这一领域的一位著名学者，那个人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并且帮助伯尔格获得了安多佛飞利浦中学的奖学金。

　　多年后，伯尔格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了，他的研究领域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接触。他的论文研究的是一个马达加斯加的乡村社区Betafo，那里的人是由贵族和他们奴隶的后代组成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对马达加斯加的援助经费(这也是伯尔格抗议的一种微调政策)，中央政府抛弃了这个社区，让他们自生自灭。后来当地人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那里不管达成什么决定都必须由当地10000人经协商达成一致后才能执行。如果必要，刑事审判可以由民众来执行，但是如果处决被告，还要得到他父母的许可。

　　直到1999年发生在西雅图爆发了反抗世界贸易组织的大规模示威后，伯尔格才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还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副教授，正在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渴望参加的运动正在出现。伯尔格说，如果你真的决定做什么事情，那么很快就会有进展。第一次行动，你完全就是个外行，什么都不知道，可是第二次，你就知道了一切，当第三次的时候，如果你想，那么你就可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只要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每个人都能做到。

　　对伯尔格而言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在纽黑文他是一名学者，而在纽约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在那里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他联合激进分子、艺术家以及自称为“直接行动网络”的人一同创建了一个新的团体，并且定期举行集会和游行。

　　2005年底，在伯尔格即将获得终身教职的时候，耶鲁大学解除了和他的合约。伯尔格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的案子在耶鲁和整个人类学界都引起了轰动。他坚持认为他的政治主张是被辞退的重要原因。有人认为这件事说明，现代的大学就是某种伯尔格一直反对的等级森严的组织。

　　Thomas Blom Hansen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他曾经和伯尔格在耶鲁大学一同共事并是非常好的朋友，据他的回忆，伯尔格非常尊敬学校里的长者，但是他并不是那种圆滑的人。他在人类学领域里很有成就，但是如果把生命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学术领域，这种单调的生活他一定不会喜欢。

　　每一个参与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从伯尔格到杂志《Adbusters》的编辑，再到反对削减预算的纽约人，都对这场运动的成功表示吃惊。美国的左翼运动世界，掺杂着激进份子与和平主义者，民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他们经常因为争吵和相互的误解而处于分裂的状态。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显著的一点是，它的出现要归因于这种趋势，而不是避开这种趋势。在伯尔格看来，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的策划者的能力，而是要归功于运气、时机还有美国普遍存在的愤怒和梦想破灭的情绪：缺少就业、政治进程陷入停顿，个人和国家一样负债累累。

　　伯尔格看待债务问题并不是仅仅认为有太多债是坏事。在他的书里，他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债务扭曲了人们互相帮助的天性。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经济学教科书通常认为钱和市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天性。亚当-斯密指出，在没有货币之前，人们会利用七只鸡交换一头羊，或者用一袋谷物交换一双凉鞋。然后一些有远见的商人意识到，用一个共同的交易媒介给这些物品定价，交易起来将更容易，比如使用白银和贝壳。但是人类学家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关于教科书里讲的这个故事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伯尔格的书中引用了人类学家Caroline Humphrey的一段话这样写到：没有一任何个关于纯粹的、简单的物物交易经济的例子曾经被描述过，更不用说由此产生货币了。

　　人们在没有货币的社会并不以物易物，除非是和完全陌生的人或者是敌人进行交易。他们通常是互相赠送物品，有时候是以进贡的方式，有时候为了以后得到回报送出一些东西，或者有时干脆就是礼物。因此钱不是商人创造出来简化物物交易的，他是诸如古埃及的国家或者是古苏美尔的庙宇创造出来的，为了更有效的征收税款或者可以更容易的衡量所拥有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引入了价格的概念以及一个客观的市场，并且摧毁了以前存在的所有互相帮助的网络。

　　这就是古代历史，为什么要说这些？伯尔格表示，因为钱将责任和义务的社会属性转变成了债务这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现在我们认为还债是至关重要的，而这种意识正摧毁着我们彼此照顾的冲动。债务不是神圣的，人际关系才是。如果理解了债务产生的社会根源，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将更加愿意重新思考债务，是否还有抵押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或者整个国家的负债。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如果认为产生这些债务的体制非常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免除这些债务。国家并不真正属于人民，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我们给了银行制造货币的权利，然后银行再把钱借给我们。是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一切，我们也可以让它变得不同。

　　伯尔格的书受到了人类学界的好评，并正在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只有个别主流的经济学家认同他的观点，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文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伯尔格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他认为伯尔格的观点是对的，而亚当-斯密是错的。

　　在书的最后部分，伯尔格给出了一条政策建议：就像圣经中所提到的“大赦”，免除所有国际的和消费者的债务。大赦在当代社会已经绝迹，但是在古巴比伦、亚述帝国以及古埃及都非常普遍。如果不这样，统治者会发现当收成不佳，很多农民负债累累的时候，将会出现骚乱和暴动，第一次书面文件上记载的是一个闪族的国王颁布的债务削减法令。伯尔格认为，这样是有意的，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免除很多人的痛苦，也是因为这样可以提醒我们金钱不是万能的，欠债还钱并不是道德的实质，这些都是人为安排出来的。如果民主真的有意义的话，那么应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安排。

2011-10-31

鹿城/编译

图为最新一期《商业周刊》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