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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华尔街”：一切都是因为贫富分化
乔继红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在全美范围愈演愈烈，并波及加拿大、英国、荷兰等国。随着这场抗议活动的声势和范围不断扩大，媒体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美国各界及其他国家对这场运动的反思也在不断深化。
在美国新泽西州雷克伍德镇，记者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土路走进丛林深处，来到了这个远近闻名的“帐篷城市”。这里生活着70多名无家可归者，他们身无分文，只能依靠帐篷和简易板屋遮风避雨，靠附近教堂和好心人施舍的食物果腹。而几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生活在城市，过着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一场金融和经济危机夺走了他们的一切。
生活在“帐篷城市”的玛丽莲•博朗茨威格两年前失业，原本是个设计师，年薪10万美元，丈夫是电台记者。她说：“金融危机是我的噩梦。”而她的困境在美国并不罕见。很多中产阶级原本收入颇丰，但却没有储蓄习惯，很多人甚至处于负债状态。因此，一旦失业就不得不为生计发愁。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依然保持在9.1％。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法伯的研究，经济衰退期的失业人群再就业时，薪资水平平均比之前低17.5％。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结果，到2011年6月，剔除通胀因素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为49909美元，两年间减少了6.7％。
“华尔街得到救助，我们却在变卖资产。”从9月底开始，华尔街上的抗议者非常愤怒。2010年，共有14.3％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6.3％深度贫困，收入不到政府贫困线的一半。到今年5月，全美共有4580万人申请政府的“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必须依靠政府救济才能填饱肚子。与此同时，依靠政府援助渡过难关的华尔街却在大肆分红：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斯顿夫去年拿到1760万美元，保德信金融集团总裁约翰•斯特朗费尔德拿了1620万美元，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芬拿到1410万美元。就连仍处困境的美国银行都给前首席财务官萨莉•克劳切克发了600万美元“遣散费”。
一边是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失去工作、失去房屋、失去所有积蓄和生活来源，一边是危机的始作俑者仍在给高管派发大红包。这种巨大的贫富反差，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美国1％最富有家庭的资产是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225倍，创历史最高。走进“占领华尔街”抗议人群，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我们代表99K的社会”。这正是99％对l％的不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与发展》杂志最新公布的报告，在本轮经济衰退之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个社会财富的23.5%（上世纪70年代时仅10％），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约40%。而80%社会中下阶层人群仅享有社会总财富的7%。
“我们的社会在分化，分化成两个阶级，”抗议者詹姆斯•魏泽贝说。在他看来，华尔街大银行已开始盈利，但对普通人来说，情况却越来越糟。“我有个儿子，已经21岁了，却找不到工作。”
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乌克对记者说：“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有效阻止了华尔街大规模破产，却未能让普通美国人受益，美国社会正在分化。”
相关链接：“我想要一份工作”
“我是玩朋克的”，这是42岁的卡皮诺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他已经流浪街头20年了，并习惯称自己为朋克一族。
卡皮诺的打扮具有有浓烈的“朋克风”：橘红色鸡冠头，耳朵上一串别针式耳钉，眉骨上还扎着一个铜眼，膀子上缠绕着一大堆彩带，手指上套着骷髅戒指，脚蹬马丁靴。“最让我自豪的是这件夹克”，卡皮诺强调说，并得意地秀出自己的手工活——夹克上所有的铆钉都是他自己敲上去的。
“谢谢！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卡皮诺对每一位施舍者都会表示感谢。他每天上午10点准时在市中心“开工”，一只已经褪色的黑包、一块格子布、一只用来装钱的小筒是卡皮诺的全部家当。据他自己称，平均每天的收入能达到30~40欧元，“我不酗酒，也不吸毒，这些钱足以支撑我的生活”。“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我才会去收容求助中心。那里有免费餐钦，晚上也可以在那里过夜。”在德国，流浪汉一般都可以申请生活救济金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他对街头生活表示无奈，但又不想靠政府的救济过活。持有“铁路维修”职业资格证书的卡皮诺，从毕业后就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至今，卡皮诺都搞不明白，找一份工作怎么就那么困难。
卡皮诺说：“政府向其他阶层提供了许多帮助，但是对流浪人员却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帮助。我对自己的未来真没有抱什么希望。”他认为，政府高官不应该一边挣着巨额年薪，一边只想着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手中征税，“政府应该付给社会工作者更多的工资，让他们能为流浪人员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帮助”。
卡皮诺说，眼下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政府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而且他对此满怀信心。
（《环球视野》摘自2011年10月17日《国防时报》）
别把占领华尔街当“美国之春”
包丽敏
带有浓厚左翼色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出乎许多人意料，并未止步于小打小闹，反而从纽约向全美其他城市蔓延，并溢出美国，波及英国、意大利等众多国家和地区，形成巨大声势。
虽然批评者称，这些草根行动的参与者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却不知道想要什么，更提不出明确具体的措施，看起来像一场只破坏、不建设的盲目行动，但恰恰因为这种模糊性，这场“嘉年华”反倒吸引了多样人群的参与，有失业者、边缘底层人群、无政府主义人士、工会组织、自由派、环保分子，各表各的诉求。
美国一些保守派人士将抗议者称作“好吃懒做的家伙”、“被宠坏的孩子”甚至“暴徒”。但随着抗议滚雪球般蔓延，人们逐渐承认，这场运动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时代》周刊一项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对此运动表示赞许，只有23%的人对此有负面印象；而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联合调查也显示，37%的受访者倾向于支持抗议者，只有1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一方面，行动者将怒火、不满和挫败感泼向华尔街这一资本主义的象征之地，导致观察人士担忧这是对自由市场的极端化误读和伤害，但另一方面，运动对于华尔街的贪婪，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金钱影响政治等现状的抨击，却也赢得了跨越党派的广泛同情。正如《时代》周刊的调查显示的，对此次抗议运动，66%的民主党支持者和55%的中间派表示赞同，就连三分之一的共和党支持者也表赞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用的数据显示，美国20%的富有人群掌握着逾80%的财富。金融危机以来，失业率长期徘徊在9%以上，中产阶级受到挤压沦落到下层，而华尔街人士不仅无需为金融危机负责，反倒依旧领着令普通民众咋舌的高薪，这些都点燃了占领者的怒火。
国内外许多论者由此将“占领”运动与“阿拉伯之春”相提并论，但其实两者并不相同。“占领”运动不以更替政权和变更制度为诉求，同时示威民众和公权力行事之时也都保有界线，更不以流血为代价。这种理念和利益的博弈过程，恰恰是在美国宪法确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下展开。
要了解这一点，看看另一场同样由草根自发形成、声势浩大的“茶党”运动，会有所助益。与左翼人士通常要求向富人增税、加大政府监管、增加民众福利等主张不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起的右翼“茶党”运动，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保持极度警惕，批判政府权力干预经济和个人自由，抵制增税，等等。这两场都带有民粹意味的草根运动的勃兴，基本是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左右互搏、相互制衡和协商的脉络延续。
民众用大规模街头运动的方式来表达政见和诉求，进而影响选举。“茶党”运动便在去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成功助力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而“占领”运动是否能助力奥巴马向金融界“开刀”，目前还未可知。
占领华尔街，正是民主制度允许民众以这样的方式，让社会赢得自我修正的可能。正如纽约市议员斯蒂芬•莱文在评价“占领”运动时所说的：“这就是民主的本质。”
正是有不甘接受现状、起而行动表达自身诉求的民众，有宪法条款对表达权利的保证，美国历史上才有了以大规模示威游行方式进行的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等，一步步拓展民众权益，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目前还无法预测，占领华尔街运动能否像过去那些民众运动一样产生深远影响。或许，示威者接下来能明确和细化目标，进而推动立法进程；又或者，这场运动可能不了了之。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运动通过对财富鸿沟、金钱权力等“顽疾”的警示和批判，将在全球范围内对“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进行一次强有力的伸张和推广。
（《环球视野》摘自2011年10月20日《青年参考》）
世界文化名流大规模声援占领华尔街
康慨
众多世界著名作家联署公开信，呼呈支持正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OWS）。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印度裔英国大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两次布克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普利策奖得主、《紫色》的作者艾丽丝•沃克，以及凭借《打手队来访》获得今年普利策奖的女作家珍妮弗•伊根。
公开信简洁明快，仅一句话：“吾等签名作家及后续加入者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世界的占领运动。”
两位美国记者杰夫•沙利特和姬拉•菲尔德曼发起了此次签名。截至本周二下午，在“作家占”网站上签名的人数已逾九百人，堪称壮观。
“市里的工友和老师们动起来了，音乐人动起来了，那作家们也要做些事情吧。”沙利特告诉《赫芬顿邮报》，“可啥动静也没有。后来星期天（10月9日）晚上，我在推特上看见了拉什迪，我不认识他，我只是给他发了条留言，问他‘要是有封信，您签吗？’他马上就回了我，既热心又有想法。我就写了封信，按照我的通讯录发出去了。就这么着，雪球滚起来了。”
作家们可在网站的页面上签名，再由一个志愿者团队进行身份验证后便可公布。
文化名流在行动
签名的九百位作家大部分只是动动嘴，但不少知识分子已经付诸实际行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的两位作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已经开始了深入探讨。作家和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加拿大女作家、《No Logo》的作者娜奥米•克莱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均参与了街头抗议，并发表公开演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本月发表了立场声明，哥伦比亚大学逾200位教员亦联署请愿书，以示支持。学术界春潮涌动，以至于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不得不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逾越伦理界限，前往曼哈顿下城被抗议者占据的祖科蒂公园－一从前的自由广场。
杜克大学教授迈克尔•哈特在自由广场表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忽视了大众。“针对法人贪婪和贫富不均的愤怒既真且深。但针对政治代表权匮乏或失败的抗议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他说。
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批评美国政府无能：“要么我们的政府完全变成缩头乌龟或是失去功效，要么我们就要开始重逢文明。”
萨克斯的哥大同事斯蒂格利茨说：“我们正在承受他们的罪行酿成的苦果。现在是这样一种制度，我们一直在将损失社会化，将利益私有化。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畸形的经济。”
齐泽克发动人肉麦克风
10月9日，拥有明星地位的斯洛文尼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穿着红汗衫，在自由广场登台，对抗议群众发表演讲。
“我们什么也不要摧毁，”他说，“我们只是在见证体制的自我摧毁。”在一个小时的演讲中，齐泽克的言辞通过“人肉麦克风”（Humari Microphone）——即我们常说的“广播靠吼”，前排听众一句句大声重复，使人人听闻——达于两千名热情的群众，期间伴随着阵阵掌声和欢呼。“我们现在别管禁令，因为统治者总是在压制我们的梦想能力。想想我们看过的那些电影吧——很容易就能想像出世界末日，一颗小行星摧毁了全部的生活，可你没法子想像资本主义的终结。那咱们在这儿干嘛呢？”他说。
“他们告诉你们，我们是梦想家，”齐先生说，“我们不是梦想家。我们正在从一个要变成噩梦的梦里醒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我们在告诉华尔街那帮家伙——嘿，看看下面！”
他对群众说：他们会说你们不爱国，可你们都是圣灵，华尔街那帮人才是崇奉假偶像的异教徒；他们还会说你们是暴徒，没错，占领嘛，你们的确是暴徒，可这样一来，甘地也就成了暴徒；他们把你们叫作社会主义分子，可是在美国，只有富人的社会主义。
没有目标、纲领和领袖的革命
大胡子齐泽克的讲话极富鼓动性，可惜未能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即：我们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
“良辰佳地，大家休要自恋。”齐先生警告群众，不要贪图一时的革命快感，而忘记了远大的革命目标，“狂欢是廉价的，真正有价值的是日后留下的东西，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得以改变。要爱这艰辛而长久的工作——我们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传达出了一个基本的信息：禁忌被打破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可能最好的世界；我们得到了允许，也被要求，去思考可替代的选择。路还很长，我们很快就得面对真正困难的问题——不是关于我们不想要什么，而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的问题。哪种社会组织能够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哪种类型的领袖是我们需要的？”
他还说，“我唯一害怕的是，某一天我们会卷起铺盖回家，然后某一年我们会在见面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怀旧，遥想当年我们在这儿过得多么惬意。我们必须对自己保证，决不这么干。”
齐先生回顾了冷战期间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进而谴责了目前最野蛮的一种资本主义。他同时劝告革命群众善待茶党：“他们也许很蠢，可别把他们当作敌人。”
在演说的最后，他讲了一个老笑话，有个东德工人要去西伯利亚打工，他知道他的信一定会受到审查，所以他告诉朋友，他将采用一种简单的暗语：用蓝墨水写真话，红墨水写假话。过了一个月，他的第一封信寄来了，通篇以蓝墨水写成，热情地赞美了当地明媚欢欣的生活：“这里一切都棒极了：商品琳琅满目，食物充足，宿舍又大又暖和，电影院放映着西方影片，还有好多漂亮姑娘随时等着和你搞对象——只有红墨水买不到。“
“这不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吗？“齐先生说，”我们拥有了一个人想要得到的所有自由——而唯一找不到的东西是红墨水：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缺少精确的语言，来清晰表述我们的自由。缺少红墨水意味着，今天我们用以命名当前冲突的所有主流名词，如‘反恐战争’、‘民主和自由’、‘人权’等等，都是伪名词，它们把我们对现状的感知神秘化了，它们不允许我们对现状进行思考。”
“现在，你们，”齐先生大声说，“你们将把红墨水带给我们所有人！”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占领华尔街仍然是一场没有目标、没有纲领、没有领袖的革命，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们也未能提供有望实现的蓝图。但作为一种愤怒情绪的表达，运动已从北美蔓延到了全世界，且多与当地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产生出了五花八门的政治和经济诉求。活动是和平有序的，往往充满了节日气氛，只是罗马等极少数城市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
（《环球视野》摘自2011年10月19日《中华读书报》）
“占领华尔街”中的几个文化问号
李鹤琳 王位 杨柳
9月17日，一些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的美国民众聚集在纽约曼哈顿进行示威，意在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此次示威活动被命名为“占领华尔街”，由加拿大非营利杂志《Adbusters》于2011年7月发起倡议。10月8日，“占领华尔街”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华盛顿游行，抗议活动由此发展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等100多个城市都出现了运动的模仿和支持者。日前，加拿大、比利时、丙班牙、葡萄牙、挪威、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主要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活动，声援“占领华尔街”。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既有美国乃至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层原因，又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局势来触发和推进，而隐藏其中的一些文化问题，也引发着人们的思考和探求。
美国媒体为何一度集体失语？
自“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爆发一个月以来，其一直是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并被许多国外媒体称为“美国式的革命”。法国法新社称：“由于对政治和商业精英的幻想破灭，现在该抗议运动似乎决心继续走一条极具特色的道路。”英国路透社则评论说：“如果‘占领华尔街’运动演变成强大的力量，可能会影响到2012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及国会选举。”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从最初的只是一个无组织的散漫街头行动，发展成蔓延美国各地、声势越来越大的运动。专家指出，事态发展表明，美国神话正逐步粉碎，美国不再是以往的天堂乐园。”
该事件在其他国家频频见诸报端，相比之下，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却一度集体“失声”－－从一开始的视而不见，到事态扩大后的轻描淡写，此般反应与他们在别国发生类似事件时的兴奋、积极截然不同。据了解，直到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周，美媒才“不得不”零散地对游行进行了报道，但仍将其描述为“街头话题”，企图以此拖延和控制活动的社会影响。10月1日，“占领华尔街”才真正作为一条新闻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下半部分；而对于10月1日下午纽约700多名抗议者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时因涉嫌阻碍交通被捕一事，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均未报道；向来以开明著称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直到游行第9天都没有报道，而对抗议者的投诉，NPR台长的回应是“没有新闻价值”，因为“参加人数有限、没有名人参与、没有影响城市运作，也缺乏清楚目的”。
美国媒体一向热衷报道他国的动乱、革命，为何在此次事件上表出如此态度？其实，在资本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各媒体已沦为资本的奴隶，成为供利益集团驱使的工具。华尔街作为金融资本的大本营，从来都是媒体的老板，而不是受媒体监督的对象。美国媒体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表现，深刻揭露了其为资本服务的本质，戳破了所谓“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假面具。
面对美国媒体无视本国制度弊病和社会矛盾的作为，以及其所体现出的美国新闻舆论的真实状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特里普说出了许多抗议者的心声：“我们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自由。”和其他人一样，特里普表示无论是否有主流媒体的参与和支持，都会努力把这场抗议活动坚持下去。值得一提的是，抗议活动开始后，在美国著名的慈善网站Kickstarter上，一条“为9 9％的人们创造自己的媒体”的创意迅速获得了支持。项目介绍称，“占领华尔街”运动是一种全新民主的开始，这是由99％的美国人领导的民主，而民主的实现迫切需要拥有代表99％的人们的媒体。项目的发起人是一群支持“占领华尔街”的记者、编辑，他们打算先做一份4页单面报纸，聚焦参加活动的人们以及人们参加抗议活动的真实原因，还打算通过长期的报纸、尖锐的海报、大胆的贴纸以及盒片、传单等继续宣扬属于99％人群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的真实心声。
“美国梦”不具备现实意义？
1931年，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如此定义“美国梦”：“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变得更美好、更富有。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取得成功的机会，这与他们的社会阶级、生活环境等无关。”对美国人来说，“美国梦”是一种民族信仰，是全社会的理想。奥巴马当选总统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梦“美梦成真”的证明。
然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却让人们惊醒并发现，美国梦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距离现实依旧非常遥远。“美国梦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在我们父母的时代，也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美国梦比现在容易很多。”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抗议者詹姆斯说。
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实体经济的低迷、居民失业率的陡增以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此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认为：“人们对现在的经济状态相当不满……当然，9％的失业率以及非常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不是一个好的状态。”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更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收入状态相当不平衡，大部分人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此外，金融机构的无良以及政府在经济危机中无节制地救助金融机构的行为彻底激怒了人们。“金融危机爆发后，布什政府拿出7000亿美元‘救市’，其实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救济华尔街，为投机商的巨额坏账买单。”北京某高校一位经济学教授对记者说，“奥巴马在竞选时就曾表示要惩罚华尔街，立法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共同意愿。然而，奥巴马政府酝酿的金融监管法案一再受到共和党的阻挠，最终，于2010年7月通过的金融法案的核心内容已经被抽调，华尔街的问题基本没有触动。”华尔街频繁传出的金融高管“天薪”的新闻也刺激着人们，并最终促使示威人群选择华尔街作为抗议的目标。当然，“我们并不是针对那些通过辛勤劳动取得房子、汽车等财富的人，而是针对那些因不当收益，发家致富的人，包括互相勾结、滥用权力的政府人员以及金融高管。”一位名为“失意者”的发帖者在“占领华尔街”论坛上发表的言论迅速获得了6000多人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并不是严肃乏味或者剑拔弩张的，唱歌跳舞的人群、从远方赶来拍照留念的人们，志愿者免费发放食物的“临时厨房”……这一切让不少人怀疑示威人群的目的是否鲜明、决心是否足够。其实，这种“嘉年华”式的抗议形式也是由美国的文化特点决定的，信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的美国人一直崇尚自由、快乐，以及追求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尽管抗议活动已让不少人对美梦的现实意义产生了质疑，但或许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放慢美国梦渐行渐远的脚步。
文化艺术界人士何以冲锋在前？
2010年，一部名为《华尔街：金钱永不眠》的好莱坞电影席卷全球票房。影片中，由奥斯卡影帝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男主角出狱后准备重新投身到华尔街的商战中，但他很快就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为现在的华尔街比当年更加贪婪和凶险。电影中的经典台词如今想来犹在耳边－－“华尔街必须给全世界一个说法”。影视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的折射，反映了人们的想法和诉求，对于这场声势渐长的抗议活动，究竟有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呢？
“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动力源自美国社会底层民众，他们多为各行各业竞争中的失业者。随着活动的不断扩大，知识界、政界、工会等也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值得关注的是，受金融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影响，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中产阶级加入到了活动中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认为，现实的失业者和潜在的失业者发起了这场抗议，其内在诉求具有合理性，而抗议所表达的社会情绪，美国很多中产阶级都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月来，多位学界和文艺界名人表态支持该运动并参与其中。向来以“向权力讲真话”著称的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黑人哲学家康乃尔•威斯特、加拿大女作家纳欧米•克莱思等都向抗议者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还现身祖科蒂公园，对抗议活动表示赞同。他说，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扭曲状态，“金融系统正在让美国社会承受损失而使得私人获利。”约翰•列侬的遗孀大野洋子也在个人微博上留言：“我很高兴看到‘占领华尔街’。正如约翰所说，‘一个英雄无能为力，我们每个人都得成为英雄！’”不少好莱坞明星也加入到普通民众的队伍中并肩作战，如知名唱片制作人拉塞尔•丙蒙斯、喜剧演员亚力克•鲍德温、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奥斯卡影后苏珊•萨兰登等。热衷社会运动的萨兰登还向抗议者就“如何更有效地组织行动”提供了不少建议。“对于华尔街本身，我知道的并不多。然而，如果我是一家企业的主管，自己犯下严重错误而让很多员工蒙受损失，那我就一定不会去拿年终分红。”她说。
对于一些曾经极力鼓吹美国价值观和“美国梦”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也加入到“占领华尔街”的行动中，本刊评论员诸葛龙认为，少数精英用大多数人的财富去“冒险”，通过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和舒适生活，这种损人利己的“价值观”和做法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心生不满。文化艺术界人士“冲锋在前”，既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体系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也可以通过文化艺术的感染力和文化名人的影响力，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思索。
不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民间也存在着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对声音。如一批保守派人士创建了一个名为“我们是53％”的网站，寓意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税，而参与“占领”行动、在“占领”行动的网络阵地“我们是99％”网站上活跃的人群中，很多人是不用交税的46％。这拨“53％党”以网站为阵地，强烈批判“占领”行动只是无用的抱怨。
（《环球视野》摘自2011年10月20日《中国文化报》）
1%的“民有、民治、民享”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编者按 本文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发表在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猛烈抨击金融垄断寡头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认为美国具备社会动荡的客观因素。果然，在本文发表4个月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华尔街之秋”。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喊出“美国早该来一场革命了”的口号。作者于10月4日来到纽约示威者聚集地声援抗议。现将全文主要内容刊登如下：
美国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
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对这个现象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创新和积极性给这些人带来了好运，并声称大河有水小河满，所有人都沾了光。这种解释是误导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过去10年增长了18%之时，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显——在过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的所有经济增长及其他好处，都汇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国落后于曾被小布什总统嘲笑过的“老的”、“僵化的”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地位相当的是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当拉美许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几年快速发展，成功改善穷人的困境、缩小收入差距时，美国却在放任不平等状况加剧。
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试图合理化在19世纪中期时显得非常棘手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简言之，这一理论把高收入与高生产力和对社会贡献大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对这种理论情有独钟，然而，能证明这种理论的证据却少得可怜。众多企业高管对过去三年的经济衰退难辞其咎——他们的“贡献”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们的企业都是极其负面的——却照样大领红包。有时，公司还不好意思管这笔钱叫做“绩效奖”，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红”（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业绩）。那些为我们社会贡献了伟大而积极的创新的劳动者，从遗传研究的开拓者到信息时代的先锋，他们的所得与那些几乎毁灭全球经济的“金融创新”的发明家们相比，不过是一点残羹冷炙而已。
有人耸耸肩，觉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态嘛。我赢你就输，你想怎样？这话打骨子里就错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长会导致机会不平等。无论何时，机会平等的减少，都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们最有价值的一种财产——人。
其次，许多导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垄断势力和优待特殊利益集团的税收政策——侵蚀经济活动的效率。而这种新的不公又会继续制造新的扭曲，对效率的侵蚀更胜一筹。举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天文数字的薪酬，宁愿挤进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创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经济领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它要求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美国及世界都从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浅，这些研究使互联网得以诞生、提高了公众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国长期遭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各级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来这些领域的经费还将遭进一步削减。
这并不令人惊讶。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严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钱。富人无须在公园、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方面依赖政府，他们完全可以用钱为自己买到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脱离了群众，背离了人民。富人还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会动用权力调节平衡：取走他们的部分财富并投资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们现有的美国政府，现在这个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缩手缩脚，内讧不断，除了减税什么也办不成，其实他们拥护它还来不及呢。
为什么美国社会不公会愈演愈烈
经济学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释美国的社会不公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规律肯定有一定影响：节约人力的技术减少了对许多“有益无害的”中间阶层的需求，也减少了蓝领岗位。全球化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使昂贵的美国低技能工人与便宜的国外低技能工人竞争。社会变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会衰落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国工人，而现在只有大约12%是其成员。
但是，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税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资本收益，下调资本收益税率相当于让最富有的美国人搭乘免费顺风车。
从上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纪末的比尔•盖茨，垄断和准垄断企业一直是经济权力的一个来源。对反垄断法的马虎执行，对于1%的塔尖者来说不啻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金融行业对金融系统的操纵，这一操纵由金融行业花钱改变规则得以实现——这是它有史以来最好的投资之一。当其他手段都失效时，政府会贷给金融机构几乎无息的贷款，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则视而不见。
当你审视这个国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财富时，就不禁会感叹我们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国“成就”。而且我们似乎还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扩大这一“成就”，因为它会自我巩固。钱能生权，权又能生更多的钱。在上世纪80年代的存贷款丑闻中——这桩丑闻的涉案金额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少见多怪微不足道——银行家查尔斯•基廷被一位国会议员讯问，他花在数位当选要员身上的150万美元是否能买到权势时，查尔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取消了竞选经费上限，赋予企业买通政府的权利。现在代理人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事实上，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大体而言，美国历任贸易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也来自这一人群。当制药公司获得万亿美元的大礼时——通过立法禁止作为最大药品采购方的政府讨价还价——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除非给富人大幅减税的条款已经到位，否则一份税收法案就不会在国会出现。鉴于塔尖儿的能量，这才是应该预料到的体制运作方式。
不平等扭曲了美国社会
美国的不平等以每一种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着我们的社会。比如，大肆宣扬的生活方式效应。先富带动后富的“滴漏型经济”可能是一个妄想，但行为作派的向下“滴漏”却已经实现了。
社会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对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过兵役的——事实是“全志愿兵”军队的工资吸引不了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也就那么多。此外，最富有的阶层在战时也不会为高额税收头痛：多发国债不就行了。对外政策，从定义来看，是实现国家利益与国家资源之间的平衡。可当家的1%者不知柴米贵，什么均衡、约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没有什么险是我们不能冒的，企业和承包商等着发财。
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似乎也是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励国家间商业竞争为名压低企业税率、弱化公众健康和环保要求、侵蚀过去视为“核心”的包括集体协商权在内的劳工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塔尖1%者认为他们无须关注这些，他们为我们社会带来的最严重代价或许莫过于：对我们身份认同感的侵蚀，其中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都是如此重要。美国长期以来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会而自豪，不过统计数字可不这么认为：贫穷的美国公民，甚至中间阶层的公民，能挤进美国上流社会的机率比很多欧洲国家都要低很多。他们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们对一个没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识酿成了中东乱象：食品价格上涨和青年长期失业率高企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美国青年失业率约在20%左右(某些地区和某些社会族群为40%)；每6个需要全职工作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所需就业机会；每7个美国人就有1个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无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样的数字)——所有这些就足以证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种吹嘘的能从塔尖1%者手中“滴漏”给所有人的好处。从而疏离感的产生就可想而知了——20-30岁人群在最近一次选举的投票率仅为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中东民众上街，抗议他们所在不公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当我们注目这些街头民众的力量时，一个问题浮上脑海：什么时候美国也会这样？我们国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经和某个遥远的动荡之地差不多了。
法国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描述过他眼中的美国社会独有的主要优势——“适度的利己主义”。“适度”两个字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狭隘的利己主义：我要我想要的东西，马上!“适度的”利己主义则不同，它意味着重视所有人的个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实上是实现个人最终福利的前提。托克维尔并不认为这一观点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义，事实正相反，他认为这是美式实用主义的标志。狡猾的美国人明白一个基本事实：替别人着想不仅有益灵魂，对钱袋也有好处。
塔尖1%者拥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金钱买不来的：即意识到他们命运和其余99%的人生活得怎样息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上塔尖儿们最终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为时已晚。美国人民已经看到对不公政权的反抗，这种政权把巨大的财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这样一种不平等最终也会让富人后悔。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6期，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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