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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碧眼的白人教师在上字母课，这时他发现有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学生听得十分认真，并且不停地做着笔记。
“你把我刚才教的内容复习一遍。”白人教师对这名学生说。
“是！”东方学生刷地一下站起，毕恭毕敬地大声回答道:
AP、AFP、ABC、BBC、CNN、NHK、RTR......
“Perfect！”白人教师非常满意：“What"s your name？”
这名学生因受到了表扬而激动万分：
“My name is CCTV！Sir！”
没错，这正是CCTV、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CCTV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的可悲面貌。中国“主流”媒体的实态就是在国内报道上站在权势一边，躲在“大裤衩”里对潜在的“暴民”做“理性”和“文明”的启蒙；在国际报道上靠舔食世界垄断媒体的残羹剩菜，模仿世界垄断媒体的盎格鲁—撒克逊腔调来自慰。在西藏、新疆发生事件的时候，它们装模作样地指责世界垄断媒体如何的虚伪，事件一旦过去，又毫无任何批判力的引用来自对方的新闻报道，甚至经常借“国际主流媒体”的嘴来吹捧自己那些需要认真反思的东西。
看看它们在入侵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问题上是如何报道的：
入侵伊拉克被称之为“攻打伊拉克”，好象是发生在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事，连“入侵”两个字都不敢提；
入侵阿富汗是“反恐战争”，至少是好心办坏事；
拉登被杀叫做“击毙”，海豹突击队被杀则叫做“阵亡”、“遇害”......
这次的利比亚报道同样丑陋不堪——尤其是那位“身处一线”的记者H氏的表演——不过，把责任都算在CCTV头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报道方针也不是几个主持人或者记者就可以决定的。
其实中国从“第三世界领袖”转向“掏光养灰”，从“革命外交”转向“市侩外交”，出现这种委琐的姿态当属合理，CCTV也不过是将这种转向通过其报道方针具体表现出来而已。
奉行“市侩外交”的中国在表面上是谁也不支持，谁也不反对，只是使用在“市侩外交”下发明的一系列高深莫测的辞令——如最著名的“尊重某国人民的选择”——但实际上是逐步追随着西方列强。在利比亚战事进行到中期时，中国已经有要把卡扎菲政权给“蹬”了的动向。当时寸秒寸金的CCTV一套新闻联播节目在其大概不到五分钟的国际部分中，一改原先的流水帐风格，罕见地对利比亚官方关于平民遭到北约轰炸的“宣传”进行了近乎揭发式的质疑。
有人举例说卡扎菲对中国很不“恭敬”，他不仁，所以我不义。卡扎菲也许是在言行上“冒犯上国”，但是比卡扎菲出格得多的国家“冒犯上国”，中国怎么依然一脸的谄笑？而且既然卡扎菲“冒犯上国”，怎么利比亚动乱后，中国能一下子接出那么多的“侨民”来？他们原来在那儿干嘛呢？既然双方的关系就是建立在纯粹的利益交换之上，那还是不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来指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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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卡扎菲！）
利比亚情况复杂，对卡扎菲个人的争议也很大。很多人往往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支持卡扎菲，要么支持西方列强。当利比亚动乱还局限在国内时，包括埃及共产党在内的马格里布地区的共产主义和进步组织都对卡扎菲表示谴责；但是当西方列强武力介入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西方列强才是更应该受到谴责的一方，而这与之前的立场并不矛盾。这个道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老佛爷和蒋委员长再不是东西，我们也拒绝八国联军和大日本皇军来“解放”。
不过卡扎菲毕竟还不是老佛爷和蒋委员长。穆阿迈尔·卡扎菲是20世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仅存下的几个“老人儿”之一。我过去曾把那个时代称为“神话时代”，所以即便是在那个时代中并不算最一流的领袖卡扎菲，也绝非等闲之辈。不知道卡扎菲是否读过亚当·斯密和《国富论》，但据说他“博览群书，包括叙利亚政治理论家米歇尔·阿弗拉克的著作、孙中山的文集、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与林肯的传记。他还阅读了与纳塞尔、埃及革命、法国革命有关的很多书籍。”⑴“穆阿迈尔·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说这话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位“革命偶像”纳尔逊·曼德拉（1999年6月）⑵。当年“利比亚援助非洲解放运动，支持那些激进的、反西方国家的政府，并多次指责由南非少数白人控制的政权......1973年，利比亚取消了到南非的航班。”⑶我们因之也理解了南非政府何以在卡扎菲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还如此的“不识时务”。而在卡扎菲为南非被压迫人民的人权大声疾呼之际，那时“自由世界的领袖”又上哪儿去了？
卡扎菲是纳塞尔主义的继承者，他也有过雄伟的阿拉伯统一的梦想，他领导下的利比亚也曾是世界左翼运动——主要是来自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左翼人士——的根据地之一，他或许也在某一时期里真诚地想要建设一种“伊斯兰式的社会主义”，但随着纳塞尔主义的衰落和世界左翼运动的历史性退却，当然还有国力与卡扎菲自身的问题⑷，卡扎菲的处境愈形孤立。而纳塞尔主义的几名继承者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腐败堕落，他们只是在大难临头之际才又条件反射式的召唤出以往的革命语言，但它们已经结满了蛛网，其感染力早已今不如昔。
2000年以降，卡扎菲开始“与国际接轨”。“2003年6月，他向总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演讲，要求启动经济政策的大规模改革。他宣布利比亚国营部门失败了，呼吁石油工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展开大规模私有化，并保证利比亚加入WTO。”在2005年5月，“利比亚政府将油价提高了30%，将居民每月500千瓦的消费用电价格涨了近一倍”，结果“公众批评政府的自由化政策，形势逐渐恶化。”⑸卡扎菲政权积极支持所谓的“反恐战争”，表示要“尽我们的一份职责。”萨达姆·侯塞因——纳塞尔主义又一个继承者——被杀后，利比亚政府宣布哀悼三天，但在此之前卡扎菲却把萨达姆称为“战犯”，如今想来非常讽刺。而那位接受西方教育，擅长多门外语并被视作“改革派领袖”的贵公子塞义夫不是也协助其父干了很多自废武功，引狼入室的事吗？卡扎菲执掌政权40年，在其最困难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末期）没有瓦解，却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之后一朝倾覆，岂不令人兴叹。
利比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利比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病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存在，甚至在有些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病得更重。但是卡扎菲长期以来是作为碎片式国家利比亚的一个统合象征，而这个统合象征的负面意义在人们不能从宏观上把握国家问题的症结时就会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卡扎菲成为一切不满的发泄口，叛乱者简单地认定只要打倒卡扎菲一家，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不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正的统治阶级隐蔽在其代理人资产阶级政府之后，前台的政党轮替或总统选举一般都无法动摇幕后真正的统治者；而民族解放政权却既是革命者又是资本家，要为一切失败承担责任。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胜利”之后的失败：民族解放政权的意识形态困境、殖民主义宗主国的阴魂难散，以及弗朗兹·法农的箴言：“只有当一切事物都在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重新就位，才有真正的解放。”⑹
没有了卡扎菲的“新利比亚”会是怎样的国家？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新利比亚”一定很旧。利比亚本来就权力林立，如果叛乱者再采用资本主义的分权体制，那必将造成一个极其软弱无力的“政权”。叛乱者本身鱼龙混杂——2006年2月，就在今天叛乱的源头班加西发生了反对欧洲丑化伊斯兰先知的暴力示威，结果意大利领事馆被砸，11人丧命。难道我们还要天真地相信今天欢呼北约空袭的那些叛乱者是真想拥抱欧洲的“自由民主”？——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暂时拼凑在一起。如今“共同的目标”已去，接下来就是各自的目标了。当然，这种软弱无力的“政权”最受西方国家和西方大资本——看来也包括中国——的欢迎。因为此类“政权”最大的“能力”就是满足西方国家和西方大资本基于“合同关系”的要求。至于经济民生方面，叛乱者的领导层中有着美国背景的新自由主义忠实信徒，如果他们决定实施这样的经济政策，将使利比亚原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恶化。
无论卡扎菲最后的命运如何，他终究已是一种过去时：他象征了纳塞尔主义继承人的彻底死亡，象征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迟来的终曲。他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阶段）对旧殖民主义的清算和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反抗；第二阶段）革命热情的退潮与逐步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收编；第三阶段）因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而引发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问题导致上层建筑瓦解。
3
（你好，卡米拉！）
智利从今年开始的大规模学生运动目前已演变为全国性大罢工，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右翼政权面临严厉挑战。
学生运动的目标是改变智利的教育体系——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教育体系之一——要求终结那种建立在商业化和利润之上的教育制度。包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内的拉美众多著名知识分子现在都对学生运动表示了支持。在这场政治斗争中，1988年出生的少女卡米拉·巴列霍，作为智利最大学生组织（FECh）⑺的主席和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家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学生抗争运动中的偶像——当然，像这些事情自然不会引起CCTV们的兴趣，它们热衷的是某国动物园里的大猩猩逃到马路上袭击行人一类的重要新闻。
卡米拉目前是智利大学建筑和城市化系地理专业学生，可能是由于家庭渊源——父母都是阿连德时代的共产党员——另外在学期间与左翼学生建立了政治联系，2007年加入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具备着领袖气质和毋庸讳言的美貌，卡米拉在去年当选为FECh的主席，今年则是正在进行中的学生运动的发言人及主要领导人之一。卡米拉现在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风云人物，但她同时也受到了右翼分子的死亡威胁。
革命归根结底是以年青人为主体的运动。在拉丁美洲，新一代的革命者已经崛起。与其它一些地区“白发苍苍的左翼运动”不同，尽管也经受了许多失败、挫折，拉丁美洲左翼运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她始终没有丧失革命的想象力，始终保持了她的年青性。她的革命形式丰富多样：古巴革命（传统的武装斗争）、智利人民阵线（尝试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马克思主义者与进步基督教徒的并肩作战）、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利用资本主义议会制夺取政权后推行社会主义革命）......你可以认为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但你无法否认她所具有的那种生生不息的活力；而这与那些在革命受挫之后，就举国犬儒、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地方不啻是云泥之别⑻。
全球资本主义在冷战结束后的那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恰是日暮途穷之时，继续痴梦着过去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下的“好日子”，幻想危机就会过去，“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显然是在自欺欺人。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这样的二个动向：一方面极右翼在欧洲抬头，北欧福利国家的模式走向没落；以欧洲议会，尤其是原东欧集团国家为首的势力则日益反动化——原东欧集团国家掉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深渊，却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纠缠着它们不放。于是在波兰这样的“民主国家”，甚至将T恤衫上的格瓦拉头像也定为“极权主义标志”予以禁止，难怪当年那位持不同政见者的“巨头”雅采克·库龙在面对采访时要痛哭流涕了；“自由世界的领袖”虽然江河日下，但还在那里竭力地张牙舞爪。
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造就的诸般“奇迹”：贫富的巨大分化、忘乎所以的剥削、对人类共同资源的少数人垄断、环境的严重破坏、高失业率、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民族文化的危机、对于“他者”的歧视、年青人郁积着的怒火......虽然现在还显得有些稚嫩和盲目，但希望彻底埋葬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也正集结起来。
尽管对于那种海燕式的呐喊要慎之又慎，但是自从上世纪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全世界反资本主义高潮结束以来，一个新的人民造反的时代似乎已经呼之欲出，而资本主义正用尽一切手段来阻止她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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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运动，但是几乎所有的民族解放政权最后都没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解放”出来，结果一个个地窒息而死；卡扎菲也无力超越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局限，而只能走向之前所提到的宿命般的三部曲。
卡扎菲的时代已经结束——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很早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卡米拉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这些年青人赤手空拳，但是充满希望。她们也许不会重蹈包括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20世纪革命运动中那些失败的覆辙，她们也许会认真地对待20世纪革命运动正反二方面的遗产，并且她们站在一个关键性的时刻：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正处于历史性的瓦解过程中。
革命的精神永恒，但革命的形式应当、也必须被超越。
你好，卡米拉！
⑴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利比亚史》，p119，东方出版中心，2011。
⑵上引书，p165
⑶上引书，p158。
⑷关于卡扎菲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关系，有如下有趣的记载：“1970 年8月，卡扎菲派他的副手总理贾卢德突访中国，这一访问当时没有公开。贾卢德代表卡扎菲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原子弹，目的是为了帮助苦难中的巴勒斯坦人,为了帮助整个阿拉伯世界挽回颓势,干掉以色列。只要中国卖原子弹，利方马上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8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贾卢德时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制造原子武器的数量上，我们即使把全部预算都用上，也赶不过超级大国，我们不干这个傻事，我们不怕原子弹，也不拿原子弹吓人，更不会拿原子弹做买卖搞核交易。毛主席说中国不能为了和利比亚建交就卖原子弹。毛主席因此还很生气，这么讨厌的卡扎菲，太狂妄了，因此连贾卢德见都没见。当时毛主席身体很好，连非洲马里、几内亚的部长访华都接见，却偏偏不见利比亚总理。1976年毛主席去世快两年后的1978年8月初，中国和利比亚才开始建交。”（秦全耀《毛主席为什么讨厌卡扎菲》）http://bbs.voc.com.cn/topic-3172942-1-1.html。由于现在煞有介事的野史横行，放在此处作一参考。
⑸上引书，p209～210。
⑹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p5，译林出版社，2005。
⑺“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de la Universidad de Chile”（“智利大学学生联合会”的简称）。
⑻说明一下：这倒还不是专指中国，在日本或欧洲很多国家也同样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