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不少拉美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亟须进行国内经济改革。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提出10项主张，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华盛顿共识”。

　　自此，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拉美，这些国家政府的责任和角色不断弱化。不过，奇迹没有发生，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市场能够解决所有经济问题”注定只是神话。这些国家不但没有走出发展泥潭，反而越陷越深：贫富悬殊加剧，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由于倡导资本自由流动，对国际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先后遭到金融危机重创，多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5%，超过4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当中。

　　痛定思痛，拉美各国纷纷主动调整发展模式。一度有十几个拉美国家出现中左或左翼政党掌权。大部分左翼执政党在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大力强化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执政的右翼政党，也基本放弃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转而强调政府的社会责任。在随后的10来年里，拉美国家经过摸索、尝试，对本地区的发展形成多项共识，使得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拉美国家能够超越分歧，这就是“拉美共识”。

　　“拉美共识”的主要主张有：一是反对新自由主义，集体维护和巩固符合拉美实际的政治制度。二是强调经济的自主性，力主与美国保持距离，重视发展多元的贸易关系。三是积极探索推动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四是推动社会公正，大力改善民生。通过社会变革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再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给美国自己和欧洲各国带来了什么。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除美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外，从欧洲到亚洲的多家国际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的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后，迅速向欧洲蔓延，又引发了欧洲股市大幅度震荡，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股票市场的下跌更为惨烈。美国、日本、欧盟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GDP连续下降，工业产值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形成世界性的重要影响。

　　欧洲，由此进入噩梦，很多国家都未能幸免。从冰岛、爱尔兰的银行困局到希腊倒债风险爆发，接着有葡萄牙、西班牙国债市场受到波及，欧洲1 5个国家的债务信用评级全被列入“负面”名单。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众示威汹涌，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比利时、英国的罢工声势浩大，英国、德国的暴力骚乱泛滥。作为世界公认的富裕地区，曾被标榜为样板的“欧洲模式”落得这般田地。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至今仍属于“尚难看到尽头的黑洞”。即便是美国，也因这次金融危机而陷入制度危机。比如，美国的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遇下调。不过，美国那些大财团却坐享其成。次贷危机爆发后，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出售“次贷”的收益，早就进了金融寡头的腰包。对于危机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无人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去填窟窿。在民众看来，金钱的力量已经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发生规模惊人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