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核危机仍在继续发展，不少国家国民还在恐慌性抢购碘片、辐射计、盐、海带之类，日本食品也笼罩在核阴影之下，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终将过去，日本政府及其贸易伙伴已经需要将灾后重建纳入考虑范围了。通胀压力、恶劣的财政状况、核危机最终发展程度……所有这一切都给日本重建前景投下了浓厚的不确定阴影，但日本终究是家底丰厚的发达国家、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而任何工作都是要由人来干的，因此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在于政治和社会。从救灾到灾后重建，这场地震是对日本社会动员能力构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倘若在救灾和重建过程中，已经萎靡不振多年的日本政府和社会能够再次振作，重新获得曾经有过的强大凝聚力和行动能力，那么日本此次灾害经历虽然惨痛，放到更长历史背景上看却将不啻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问题是日本政府和社会能否经受住这场考验，重新振作，高效完成重建，尚在未定之天，此次救灾中的一些现象更让人难以乐观。

通过长期的儒家学说熏陶，依靠单一民族构成，日本曾经建成了一个拥有强大凝聚力和动员能力的社会，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后经济重建，直至1980年代，莫不如此。但是，经过泡沫经济破灭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萧条，从基层到高层，日本社会已经出现了广泛、严重的衰败现象。在上层，日本社会衰败表现为其政治精英群体缺乏凝聚力和担当魄力，而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在基层，日本社会衰败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和传统的男性气概、纪律和奉献精神衰退，“草食男”、“伪娘”之类流行。在这场震灾中，上述衰败及其后果暴露得相当充分，曾经以社会凝聚力坚固、政府动员和行动能力强大、基层国民满怀奉献热情和牺牲勇气而闻名的日本表现远远不如人们此前的预期，日本国民在多年防震救灾教育下形成的较好秩序并不能掩盖这种衰败。

日本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缩短，这一趋势在1980年代后期已见端倪。笔者统计，从1987年11月6日竹下登就任首相至2010年6月8日菅直人就任首相，历时不足23年，日本便更换了21任、16名首相，平均每人任职仅约一年半，任职最短的宇野宗佑（1989年6月3日至1989年8月10日任职）和羽田孜（1994年4月28日至1994年6月30日任职）任职都只有两个月左右。自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卸任以来，日本首相“短命”现象变本加厉，接连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太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任职均不足一年便黯然去职，现任首相菅直人2010年6月28日方才就任，至今不过大半年，已经不止一次难乎为继，若非此次大地震暂时中止政争，菅直人内阁很有可能也已经更迭。日本国民一次又一次希望能得到一个稳定的政府，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在相当程度上，日本事实上已经处于无领导状态，犹如一个没有大脑的人，一艘没有船长的航船，其状态比明神宗万历晚年多年不上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局面下，全世界都对日本首相频频易人习以为常，以至于巴西前总统卢拉戏言总是记不住日本首相的名字，因为上午和下午经常不是同一个人；[1]而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任何国家都绝无可能开辟新路。

不错，日本是个成熟的发达国家，有一套独立于政务官任免而运行的公务员体系，尽管高层变动不居，只要不遭遇重大危机冲击，这个公务员体系仍能保证日本社会日常生活运转；加之前人给现在的日本留下了丰厚遗产，日本人仍能维持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国民更高的生活水平。但这种状态守成坐吃山空足矣，为国家开辟新天地则无能为力，一旦遭遇重大危机冲击更是原形毕露；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人们不能指望不遭遇危机，只能寄希望于拥有应对危机、乃至预见危机的能力。在这场大灾中，日本政府领导无力，在国内外备受质疑。

放眼更长远的历史背景，明神宗万历晚年多年不上朝，依靠成熟的文官体系，大明帝国似乎还在继续正常运行，国内市场经济更是似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自由度空前之高，以至于现在不少历史学者为之讴歌不已。可是，如此“自由”状态下的大明王朝有效平定了刚刚冒头的努尔哈赤建州女真边患吗？有效解决了从万历、天启年间开始小冰期造成的北方数十年干旱、蝗灾和瘟疫吗？而这两大问题最终又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什么样的惨痛命运？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死亡，除北京之外所有大中城市全部毁灭，奴隶制大面积复辟，中国经济社会大幅度倒退，中国开始从一个至少连续两千年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沦落……

修理水管尚且需要专门技术，不必虚妄地声称民主体制下可以不需要杰出领袖、仅靠庸常人等就能治理国家。不必虚妄地神化西式公务员体系，声称实行了这个体制就可以摆脱政局和高层领导变动的影响而保证国家正常运行发展，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这种声称的功能实际上就动摇了西式民主政治的根基，因为这表明选举产生的政治领袖在治国中是不必要的，非选举产生的官僚体系才是必不可少的。不必虚妄地赞美那种对政治家小节过于苛刻的风气环境，即使不考虑这种风气环境对政治领袖形成了逆向选择机制，使得只有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之徒才能幸存、上位，“大行不顾细谨”的雄才大略者却要备受抑制；假如政治领袖是必要的，最高领导层频繁易人，结果必然是实际权力转入不受选举政治左右、任职稳定的官僚体系，所谓“选举权”遭到架空。

更糟糕的是，日本政治之所以陷入这种无领导状态，有着深刻的政体、社会和国际根源，因此分外难以摆脱。“媒体治国”机制；对政治家小节过于苛刻的风气环境；更有无处不在的美国外部干预，须知至今日本本质上仍是一个美军占领下的战败国；……日本能摆脱这种种羁绊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层吗？

在基层，人口老龄化和男性气概衰退，“草食男”之类流行，更是对日本社会生命力负面影响长久的噩耗。二战以来世界各国人们熟悉的日本员工形象是“以社为家”的“公司战士”，但近十年来我们正在逐渐习惯于听到日本员工劳动纪律松弛的消息；在这次救灾中，自卫队以辐射过高为由拒绝执行首相命令驾驶直升机向过热的反应堆注水，更令许多人为之震惊，须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队是一个国家遭遇大难之时最后的倚靠，军人的终极职责就是牺牲自我换取民族生存。自卫队的纪律和奉献、牺牲精神尚且没落到了如此地步，一般的日本人又会如何？

不要用什么“现代”之类的借口来自欺欺人，甚至主张我们引进效仿这类颓废之风，“草食男”之类玩意在晋末、南朝、宋末、明末都一度风靡，而这些社会朝代下场如何？众所周知。

这场地震最终影响如何，取决于日本社会能否借此契机摆脱衰败状态，提高政治稳定性，在全社会恢复奋发向上的精神。面对考验，日本政府和社会将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而根据日本救灾迄今的表现，我们也有必要对日本震灾冲击的影响及其持续时间给予更充分的估计。

（初稿2011.3.21，修订2011.3.23，仅代表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