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金融资本、积累悖论与新自由主义本质
[美]约翰·B福斯特 罗伯特·麦克切斯尼 著 武锡申 译 《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摘要： 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0月号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题为《垄断金融资本与积累悖论》的文章，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来，由于垄断资本排斥真正的价格竞争，就不能摧毁多余的生产能力，这导致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长期共同出现。作者认为滞胀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只有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或战争能够相对地改善这种状况。大萧条是这种滞胀的第一次大规模表现，其后的“二战”相对解决了这个矛盾，于是出现了战后繁荣。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垄断资本又出现滞胀现象，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即一波接一波的经济泡沫化）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问题，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垄断金融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金融资本主导性、停滞、危机等根本特征。作者还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唯一能接受的克服危机的办法是经济重新金融化，这将酝酿更大的危机，世界将面临长期滞胀即长期慢性萧条。文章内容如下。
一年前，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金融崩溃和产出下降像大萧条之初一样剧烈。保罗·克鲁格曼8月在《纽约时报》中写道，“有一段时间，关键经济指标——世界贸易、世界工业产量，甚至股价——的下跌速度和1929—1930年间一样快或者更快。但是，20世纪30年代趋势线一直是向下的。这次仅仅经历一年的糟糕局面之后，跌势似乎就要停止”。大政府通过联邦政府的援助和刺激，以及失业和社会保障救济金、医疗保险等持续支出的缓冲效应减缓了经济的下跌趋势，并促使经济走向平稳，虽然经济仍远远低于以前的产出水平。
当前美国和世界经济仍一团糟。美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超过了9%，但考虑到所有那些需要工作的人以及渴望全职工作的兼职者，真实的失业率接近该数字的两倍。美国工业的产能利用率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在新工厂和设备方面的投资止步不前。人们普遍预期经济周期的恢复阶段将会极其缓慢。
实际上，经济学家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长期滞胀或长期缓慢增长。根据经济权威人士自身的行为判断，除了重新开始金融化进程，即把经济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金融（这意味着更多的金融泡沫）之外，似乎不存在既得利益者可以接受的走出当前经济困境的办法。然而，与其说这种重生的金融化是在克服滞胀问题，倒不如说它至多只能推迟问题，在积累更多矛盾的同时，为以后更大的动荡创造了条件。
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t）最近描述了当今垄断金融资本条件下的这种积累悖论。他对比了凯恩斯主义应对危机的方式和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所偏爱的更保守的方式，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强调财政刺激和金融监管，达林偏爱的方式则认为关键是金融带动的经济的复苏。艾略特认为，像达林这样主要的政府权威人士对恢复不受约束的金融的支持，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当今资本首先要诉诸金融化以应对以滞胀为基本表现的经济。艾略特自己说：
“或许有些奇怪，（与凯恩斯主义的监管主张相比）达林的较为谨慎的方式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对危机的分析更为合拍。这表明，西方经济的金融化不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相反，经济增长缓慢和资本缺少投资机会是金融化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部门的扩张是资本家能够增加其财富的唯一途径，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部门变得更倾向于造成资产泡沫。叫停赌博经济并不意味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增长，它只意味着较慢的增长。”
这里有两点很关键：（1）经济权威人士决定重建实质上无监管的金融市场的旧体制，这可能是由于他们认为根本问题是实体经济的滞胀，这就使得赌场经济成为刺激增长的唯一可行方式；（2）这种重新开始金融化的尝试可能也反映了“制度性掠夺”——即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利益集团的权力日益增长。这两点并不矛盾，因为（1）不可避免的导致（2），正如在军费开支中一样。
《卫报》的经济编辑没有忽视这种极端不合理的解决方法，他描述了下面这段令人沮丧却又真实的情景：“在很短一个时期内，银行家被责令改正他们异乎寻常的愚蠢行为，此后又一切照旧。这是所有（各种各样的）（由崩溃引发的）情景中最让人担心的，因为这意味着，引发危机的潜在问题得到解决的很少——如果有的话。因此，我们现在就能够开始为一个已经在产生过程中的更大的金融危机进行倒计时。”
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当代资本积累的滞胀——金融化困境，我们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体制之内，不能轻松地或完全地避免这种困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状况及其长期意义不能用标准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而只能从其历史演变方面来解释。
资本积累的阶段
20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重商主义，开始于16世纪，直到18世纪。就劳动过程和生产力发展而言，马克思把这段时期定义为“手工制造”时期(意即他所谓的“机械制造”产生之前的手工生产时代)。最初的工厂的特征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他的《国富论》中描述的日益细致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主要在商业、农业和采矿业中进行。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所谓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很小，而第二部类（消费品生产）则受到其手工生产特性的制约。
第二个阶段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首先以纺织品贸易为中心，然后扩展到一般的工业产业。从现在的立场来看，人们往往把这一阶段理解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理解为自由主义的最初时期。这时，资本积累的重心急剧地转向现代工业，特别是转向第一部类的发展。这不仅包括工厂本身，还包括全部交通运输和通讯（铁路、电报、港口、运河、轮船）的庞大基础设施。这是一个资本之间竞争激烈的时期，也是一个经济繁荣与萧条相互交替循环的时期，而价格竞争在经济活动管理中起核心作用。
第三个阶段通常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或公司资本主义，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并在20世纪得到巩固。其特点是资本的急剧积聚和集中，随着工业证券市场的产生，企业组织的公司形式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工业越来越多地受到少数几个（寡头）公司的控制，用约瑟夫·熊彼特的话说，这几个公司在国家层次上并日益在全球层次上在经营中展开“各方合作”，而不是在价格、产量和投资决策方面进行竞争。在这一阶段，第一部类继续扩张，不仅包括工厂，而且包括宽泛得多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汽车、飞机、电信、计算机等）等基础设施。但其继续扩张变得更加依赖于第二部类的扩张，而第二部类在这一阶段日益发展——这是为了利用第一部类的增长释放的巨大生产能力。两个生产部门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具备了响应需要而迅速扩张的能力，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结构是“成熟的”。然而，整个经济体系有效需求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技术创新和劳动过程的科学管理一样已经系统化和常规化，甚至消费也已经通过现代销售手段得以系统化和常规化。价格竞争在调节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理论前沿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地域扩张，这在三个阶段中都存在，在其扩张过程的前三个世纪中，资本主义体系从西欧的一个小角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这种全球化趋势才打破基本上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岛屿的状态，开始渗透到大陆内部。并且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看到垄断资本的高度全球化——这反映了多国（或跨国）公司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
全球化过程从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在20世纪继续发展，直到当前的多国公司统治阶段，从把世界分成复杂的民族国家等级体系的意义上说，全球化过程是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人们用多种方式描述民族国家的等级：发达和不发达、核心和边缘、富裕和贫穷、北方和南方（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内部还有进一步的划分）。任何复杂等级体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居于最高等级和最低等级（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等级）的成员会有一些变动。不过，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层次上，民族国家间社会经济不平衡的总体程度急剧提高。托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化理论家认为，世界经济并没有真正“均衡”。尽管工业化已经在边缘国家得到扩展，但工业化的范围通常取决于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公司，因此往往是以核心国家的需求为导向的（同样也以边缘国家国内的小寡头的需求为导向）。因此，边缘国家的两个生产部门都严重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
对资本主义发展有这样一种简要了解之后，我们就有可能探讨积累和危机的本质的某些变化，特别是关注经济体系核心内的变化。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资本主义特征是，积累的持续驱动力导致了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所说的“积累悖论”，这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是相同的。由于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抑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来提高劳动剥削率，这最终制约了资本自身的扩张。这种积累悖论在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所说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趋势”中得到反映。那些位于生产产生的经济盈余（剩余价值）的接收一端的资本家常常试图通过新投资和进一步增加资本（社会生产力）来扩大他们的利益和财富。但是，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和底层人民的相对贫困发生冲突，而底层人民的相对贫困是不利于剩余价值的增长的。因此，经济体系面对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消费的障碍最终会导致投资的障碍。剩余生产能力的增长会阻碍形成新的资本，因为企业的现有生产能力大量闲置时，他们不会愿意投资新的工厂和设备。这种过度积累的趋势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中日益显著，减少了增长率，并因此唤醒了经济长期滞胀的幽灵。
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在其核心是充满活力的，因为有利的历史因素抑制了过度积累的趋势。在这一时期，资本的产生实质上仍然是白手起家的。第一部类尤其成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第二部类也在发展，但没有第一部类那样迅猛）。通常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出现的投资热潮并没有产生持续的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JBClark）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很可能“无休止地建设更多能够制造更多机器的工厂”。同时，资本主义体制的自由竞争本质意味着，价格、产量和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依赖于个别公司的市场力量。因此，在19世纪的自由竞争时期，后来由巨型企业引起的诸多僵化行为并不存在。
尽管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积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繁荣与萧条危机的循环却导致整个经济中大大小小公司的破产。甚至居于全球金融权力中心的公司也遭到破产的命运（1866年的欧沃伦格尼银行；1873年的杰依·库克金融公司；1890年的巴林银行）。相反，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1909年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金融公司在一个世纪之后仍处于中心地位：如摩根大通、高盛集团、国家城市银行，——而雷曼兄弟存在了99年。但是，许多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本积累的环境条件的消失，抵消了这种财富和权力中心稳定性的加强。
一旦工业建立起来，并且现有的生产能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扩大产量（发生的任何投资行为都能够通过折旧基金来筹措资金，折旧基金是为更换磨损的设施和设备而预留的），对第一部类的快速扩张进行新的净投资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因此在垄断阶段，资本饱和——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的问题——成为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在任何时候，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生产的盈余往往都多于投资（和资本家的消费）所能轻易吸收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斯威齐指出：
“第一部类的可持续增长率开始实质上依赖于其对第二部类的适应程度……如果资本家坚持试图增加他们的资本（社会生产力）使其高于社会消费能力所能承受的速度……结果就是过剩生产能力的累积。随着过剩生产能力的增长，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过程减慢，直到两个产业之间再次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比例。当经济远低于其全部潜力运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果缺乏新的刺激（战争、新地域开拓、意义重大的技术或产品革新），这种停滞的经济状况会持续存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逻辑中不存在推动经济走出低谷并开启一个新的扩张期的力量。”
当然，这样一种走向成熟和滞胀的趋势并不意味着经济周期中正常波动的终结。更准确地说，它仅仅意味着经济趋向于不充分就业的平衡，而经济复苏往往达不到充分就业就中断了。大萧条本身就是典型案例，在大萧条的长期经济滞胀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而失业率在整个周期都在14%—25%之间波动。1929年的股市崩溃之后的经济衰退一直持续到1933年，1933—1937年是复苏期，而1937—1938年则是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在“二战”的巨大刺激下，1939年才开始全面复苏）。
如果像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宣称的那样，“滞胀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这仍然不能仅仅归因于上文描述的成熟工业化背景，而应当归因于变化了的、与巨型公司占据支配地位的动机相联系的积累模式。正统经济学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经济“自律”的关键是价格竞争，从价格竞争中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经济体制的“看不见的手”。正是这种“看不见的手”通过产品降价，把生产率的提高转化成全社会的福利。然而，在垄断（寡头独占）资本下，实际上是禁止价格竞争的，使得工业整体的物价水平（除了在最严重的通货紧缩危机时）只能是单行道——上涨。因此，尽管通货紧缩在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中是正常现象（美国批发价的趋势在这一世纪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下降的，南北战争时期则是显然的例外），在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货膨胀则成为基本情况（在这一世纪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批发价的趋势都是上升的，大萧条时期则是显然的例外）。
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很早时期，通过一些使人印象深刻的企业倒闭案例，人们很快认识到，如果巨型公司进行激烈的价格竞争，就会有相互自我毁灭的危险，而达成本质上是协同去维持价格或提价的协议则会完全消除这种危险。结果是竞争性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反映了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熊彼特称为“合作性竞争”的大企业的本质——只有少数几个企业控制大部分的成熟市场，并通过间接共谋的方式确定他们的产品价格。用人们的博弈论取向很容易解释这种共谋的合理性。拒绝共谋也就是继续价格竞争，所有当事方都有毁灭的危险；相反，共谋则往往使所有当事方获利。
自然，发达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排斥价格竞争，在公司有理由认为它们能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情况下，价格竞争就可能发生，例如在还没有被少数几个公司控制的新兴产业，也就是说，在导致寡头垄断状况的淘汰过程发生之前。在近几十年的计算机产业和数字技术产业中显然能看到这种情况。由于对低工资国家商品的“全球采购”的增加，价格可能也会下降，并可能出现少许价格竞争——尽管目标是迫使小企业破产。零售业中的沃尔玛就是明证，沃尔玛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然而，作为一般规则，真正的价格竞争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中是受到严厉禁止的。
在现代经济的中心禁止价格竞争具有重大后果。价格竞争地位的急剧下降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利益趋向于集中到大公司的盈余增长中，而不是通过价格的下降广泛地分散给全社会。这就加重了过度积累的问题。面对市场饱和的趋势以及因此产生的生产过剩的危险，垄断企业试图通过进一步降低资本利用率来保证它们的价格和利润率。然而，这就阻止了经济体清除多余的资本，加强了滞胀的趋势。由于存在迅速扩张的可能，闲置的设施和设备也被留下备用。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往往是，高水平的、无计划的和有计划的过剩生产能力。大企业有相当大的余地来控制它们的产量和投资水平，并控制其价格水平，它们的价格水平不是由外在的市场决定的，而是着眼于最接近它们的寡头对手而制定的。
因此竞争并没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虽然今天的巨型企业通常避免真正的价格竞争（如果商界竟然要谈论价格竞争的话，他们给价格竞争的否定性名字是价格战），但是它们通过销售工作——广告、品牌宣传以及各种花样的营销技巧，为争夺市场份额进行激烈的竞争。20世纪50年代，马丁·迈耶（Martin Mayer）在《麦迪逊大街》中写道：“广告在财务上非常成功，因为它是一种高效的、低风险的竞争武器。它是实现某些结果的现代方式，而那些结果在以前——至少在理论上——是靠降价来实现的。”广告因此对垄断资本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19世纪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广告只是一个次要因素。这也反映了市场饱和的问题，还反映了企业扩大其最终消费市场的需要——如果企业想要继续增长的话。
关键是我们要懂得，成熟的垄断经济体特有的滞胀趋势并不是因为技术停滞，也就是说，不是因为技术创新和生产扩大上的任何失误。由于企业继续为低成本地位而竞争，生产力继续进步，技术创新也得到推行。然而这本身变成居于体系中心的资本富足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积累的主要制约因素不是经济体的生产不足，而是它生产得过多。实际上，在很多重要案例中——例如在现代汽车产业，企业获得补偿是通过串通升级生产平台和无效率和浪费最大化但却产生丰厚利润的销售安排。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曾说：“微型车（尽管它们的燃油效率更高）产生微薄利润。”
当然，一个具有地域放大效应同时也具有经济放大效应的真正划时代创新的出现——相当于19世纪的蒸汽机和铁路以及20世纪的汽车——能够改变经济的总体状况，成为新一轮长期繁荣的催化剂，那样资本积累就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我激励。但是这种创新非常少见。在刺激新的资本投资方面，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计算机——数字化革命也不能和那些早期的划时代创新相媲美。
垄断金融资本和危机
经济学家们很晚——20世纪30年代快结束时——才发现大萧条是一个问题。大萧条前几年的标志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和持续到1933年的工商业衰退，人们认为这几年是严重的低迷时期，但并不认为是资本主义运行中的不同寻常的变化。熊彼特宣称，恢复的到来简直是“自动的”，这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反应。恰恰是1933年开始的姗姗来迟的恢复，最终——尤其是1937年开始的衰退以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而1937年的衰退导致失业率从14%跃升到19%。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进入一种长期不充分就业的平衡状态。他这样写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体系，有一个显著特征……似乎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次正常活动的持续状态，既没有趋于恢复的显著倾向，也没有趋于完全崩溃的显著倾向。”这一分析加上1937—1938年间的经济低迷，促使像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他是凯恩斯在美国早期最主要的追随者——这样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完全恢复还是滞胀？”——这是汉森1938年著作的名字——的问题。
在“二战”本身的情况中，战后时期变化了的经济状况对积累是极为有利的。按照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的描述，战后美国拥有其历史上“曾经积累过的最大的流动购买力（无债务的消费者流动性）储备”。这一点与政府在高速公路上的巨大开销一起，为美国汽车化的第二次大浪潮（这不仅包括对工业的直接影响，而且也包括全部的市郊化现象）提供了基础。同时，军事开销继续处在远远高于“二战”前的水平，美国每年在朝鲜战场上的花费上升到大约为美国在“二战”两个战场的峰值花费之和的一半。这些年也是重建西欧和日本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的年代。最后，美国取得在世界经济中无可争议的霸权，与之相伴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和世界贸易和金融的扩展。
然而，所谓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黄金时代”，随着推动它的历史力量的影响的减弱，逐渐失去动力，最终转变为琼·罗宾逊所谓的“铅灰时代”。刺激战后购买热潮的消费者流动性枯竭了。国家汽车化的第二次浪潮结束了，汽车工业逐渐进入长时间的简单再生产。由于亚洲的第二次局部战争，军事开销继续推动经济，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这种刺激进入低潮。欧洲和日本经济很快重建起来，它们产生的新生产能力加上边缘国家出现的工业能力，促成了国际过剩能力的增长，这种过剩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变得明显。美国霸权的削弱造成了全球水平上的经济竞争的加剧。
1974—1975年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危机，结束了长期的繁荣，标志着几十年的滞胀深化阶段开始了。从美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率的下降可以看到积累条件的恶化，美国经济的真正增长率，20世纪70年代低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低于20世纪70年代；2000—2007年间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2007年起，在自大萧条以来的最深刻危机中，经济进一步下降，使得2000—2009年间成为20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经济表现最差的十年。
恰恰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开始的时候，有些分析家描述了卷土重来的过度积累和滞胀的趋势，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的一系列著作。但正是在这一次，对经济的一种新的、部分修复出现了——这种部分修复显然是人们始料未及的，然而却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到这一点的逻辑结果。这种部分修复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相对自主的金融上层建筑的形式出现的。
当然，在历史上，金融市场和制度是与资本主义一起演变的。但是金融繁荣往往是与景气循环高峰同步的短期事件，并且没有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具有的那种独立性。因此，1994年斯威齐极具洞察力地撰写了《金融资本的胜利》一书。
传统上，金融扩张与实体经济的繁荣密切相伴。难道在20世纪晚期相反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吗？换句话说，现在金融扩张不是以健康的经济为基础，而是以滞胀的经济为基础的吗？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有可能，而且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还要补充说，我非常确信，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颠倒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所在。
要理解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变化，关键是要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内部实质上存在两种价格结构：一种与产品的定价有关，并与GDP和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实体经济”相联系；另一种与资产的定价有关，在现代主要由“金融资产”或者账面财富构成。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不能为其实体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剩余寻找出路，资本（通过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把它额外的剩余/储蓄注入金融，投机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同时，就金融机构而言，它们发现了容纳这种大量货币资本流入的新的、创新性的方式，并通过增加借款的杠杆作用把经济的金融上层建筑不断推向更高的高度——各种各样的新奇金融工具，例如衍生工具、期权、证券化等等推动了这一过程。当然，随着资本在全球层面流动性的加强，金融的某些发展是必需的。这也成了推动世界规模的金融增长失控的催化剂。
结果就是累积如山的债务的产生外加上金融利润的超常增长。全部私人债务（家庭和商业的）从1970年相当于美国GDP的110%上升到2007年相当于美国GDP的293%；同时，金融利润以火箭般的速度增长，从1995年到2007年中，膨胀了300%多。
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直到当前的危机，这几十年的金融化过程产生的间接结果是，通过各种“财富效应”推动了GDP的增长——现在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的事实是，一定部分的想像中的资产增长以经济需求的形式，特别是以消费的形式重新进入了生产性经济中。例如，由于从资产（房地产和股票）中受益的富人购买了第二套房子，用于住宅的消费性开支就增加了，促进了高端住宅建设的繁荣。然而结果是，整个经济日益依赖于一个接一个的金融泡沫，以便游戏能够继续进行。而且，随着信贷债务数量的增加，它的质量却在降低，这整个过程意味着，一旦一个大的金融泡沫破裂，人们将更加依赖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作为“最后的贷方”。
金融化占据主导地位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加速发展，美国和世界经济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金融危机（委婉的说法是信用恐慌）。自1970年以来，至少发生了15起大的金融崩溃事件，其中最近发生的是：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崩溃；2000年新经济的破灭；2007—2009年的金融大危机。金融危机不仅成为地方性问题，而且其规模和对全球的影响也在增长。
滞胀和金融化的共生关系意味着，每一次出现金融问题，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都被迫介入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免作为一个整体的金融上层建筑崩溃，也免得容易滞胀的经济进一步削弱。这就导致了金融体系长期地、逐渐地失去管制，也导致了政府权威人士对金融创新的积极鼓励。这包括“证券化”的增长——把不可流通的债务转化为可流通的有价证券，这是基于这样的错觉，这种错觉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信用风险能够降低，利润能够扩大。在彼得·高恩（Peter Gowan）所谓的“美元华尔街政体”的领导下，整个体系都实现了国际化。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促进了国际金融的发展，推动了金融中心之间更为剧烈的竞争——而华尔街仍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对于美国的新金融体系来说，关键是，随着主要的工业企业进入新体系，从持股转变到负债融资，并发展出它们自己的金融子公司，出现了“金融—工业联合体”。金融集中度迅速增长——当前的危机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就在1990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只持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0%；今天它们拥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机构现在持有金融资产的70%——这是从1990年的12%上涨起来的。到1985年底，美国有18000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员银行。到2007年底，这一数字减少到8534家，而从那时起已经更进一步减少。美国在1991年的15家最大银行（在那时总共持有15000亿美元的资产）中，到2008年底只有5家（持有89000亿美元的资产）还存在。金融分析家中的领军人物亨利·考夫曼曾经声称：“就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改变了。在作为一群提供专门服务的机构运行了几个世纪之后，金融体系迅速融合为由一些规模巨大的、从事多种经营的公司组成的高度集中的寡头垄断局面。”他继续写道：“当前危机缓解之后，这些巨型金融集团的定价权力将显著增长，而付出代价的则是借贷者和投资者。”
我们可以把上文所述的发展视为垄断资本阶段转变为新的垄断金融资本阶段的标志，这一积累阶段的特征是滞胀——金融化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下，金融扩张成为体系的主要“修复手段”，但却不能克服经济体根本的结构缺陷。就像毒品上瘾一样，仅仅为了保持系统的运行，每一步都需要新的、更大规模的修复。每次危机都导致一小段时期的约束措施，随后则是进一步的过剩。像军事支出这样的其他外部激励，仍在托升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在与金融的膨胀相比，其影响居于次要地位。
我们最好把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当局视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政策搭档。它的目的是推动更加极端的剥削形式——既直接地推动也通过改造保险和养老体系来推动，保险和养老体系现在已经成为金融权力的主要中心。因此，在“掠食国家”的支持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的积累策略，面对滞胀，在向金融部门提供更多的注入资金的时候，其目的首先是增加企业的利润。无论在何处，新自由主义的到来都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激化，既有源于企业的阶级斗争，也有源于国家的阶级斗争。因此，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传统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而是日益表现为全球规模的大资本、大政府和大金融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也增加了国际性的不平等，它利用边缘经济体受人怂恿而接受的债务负担，以便苛刻地强行改组较低等级的经济体：包括去除对资本流动的限制、私有化、撤销管制、消除国家对穷人的支持、去工会化，等等。
面对金融部门的损失，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明确采取了一种“太大以致不能失败”的政策，却撒谎说“自动调节”的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它们的目的是支持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并社会化这些金融机构的损失，而在金融泡沫正在扩大的时期，它们保持明确的不干预政策——就这样，使得企业能在泡沫存续期间充分获利。
因此，在垄断金融资本条件下，我们看到了积累悖论的激化。在马克思那著名的表述中，资本家有时想通过M（货币）——M′（货币）的方式无限地扩张其财富和价值，而不是通过M——C（商品）——M′的方式，想在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的过程中，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这是经济体系日益非理性化的显著标志。
根本的困难仍然是越来越高的对工人的剥削率，这一事实表现在，美国私营部门的非农业工人的真正小时工资在2006年与1967年相同，尽管在1967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生产力和财富有了巨大的增长。2000—2007年，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增长率是22%，而小时工资中位数的增长率是-01%。工资和薪酬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大约53%急剧下降为2005年的大约46%。然而，就在同一时期，消费似乎完全无视这种趋势，其占GDP的百分比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60%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大约70%。家庭债务的大规模扩张以及最终造成家庭财产泡沫的行为使得这样互相矛盾的发展成为可能，家庭财产泡沫的根源是住房抵押的证券化。“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绝大多数工作人口的家庭财政被破坏的必然结果。
经济体系的策略绝境
在金融大危机中以及紧随其后的大萧条中，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连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已经提供了数十万亿美元以救助金融机构（到2009年，仅仅美国政府就以资本注入、债务支持以及对企业的其他金融承诺的形式提供了12000亿美元来实施救援行动）。在美国的情况中，为了实现救援，巨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起来，联邦赤字剧增。虽然在危机中世界资本都想获得美元，使得美元升值并似乎强化了美元的霸权货币地位，但人们现在害怕，一旦经济复苏开始，这种过程会翻转过来，全球金融可能动荡。
对于某些分析家和投资家来说，世界经济的亮点是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常常认为这最终将导致以中国为基础的新霸权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长期向上时期。然而，在目前，这样的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份量尚不足以弥补中心地区的滞胀。即使是最乐观的长期预测——这种预测认为，中国和印度（连同其他新兴经济体）能够跳跃到下一个积累阶段，而不会有阶级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仍然认为成熟、滞胀和金融化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更不用说压倒性的地球资源问题）。
同时，在经济体系的中心，制约经济增长的力量仍然相当可观。“当前的危机，”考夫曼写道，“导致了私营部门长达几十年的债务增长的终结。在近几十年内推动债务增长的机构现在实际上已经废掉了，它们的借款人负担太重了。”
这是否意味着，在近几十年内推动经济的金融化过程，现在已经陷于停顿，因而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一次深刻的、长期的滞胀即将到来？如上文指出，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危机的最大可能的结果。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存在强大力量推动国家重建金融化，他们的想法是让全部的投机动力再次运行起来。在某些案例中，这种活动披上采取非常有限的金融管制行动的欺骗性伪装，以便提升信心并“合法化”金融体系。事实上，当前的所有迹象都表明金融资本再次被送回掌权的地位。由于证券化的某些较早期形式现在不再有能力吸引投资者，大金融财团正在兜售《商业周刊》称为“新一代冒险品”的东西。例如：
“最近几个月，美国银行、花旗集团以及摩根大通这些大银行推出了依赖于复杂多变的衍生工具的新式企业信贷额度。……贷方通常把企业信贷额度与短期利率绑定在一起。但现在，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的一些银行把信贷额度与短期利率和信用违约互换（CDSs）这两者都联系起来，信用违约互换是一种可变的复杂衍生工具，人们期望它能在公司不偿还债务时起到偿还债权人的‘保险’作用。……在这些新的设计中，如果CDS价格上涨——通常是市场认为公司状况恶化的标志——贷款的成本也上升。结果是：公司状况越差，它需要支付的利率就越高，这就进一步伤害公司。……经理们现在必须应对双重变化——既有短期利率的也有信用违约互换的，而信用违约互换的价格可能因为经理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达到极高点。”
《商业周刊》接着向其富有的读者们介绍正在推行的其他新投机工具，诸如“结构性债券”或针对小投资者的一种衍生工具，这种衍生工具在短短几年内确保向小投资者提供高回报，此后接着的则可能是巨大的潜在损失。
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当前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是否会产生新的、严重的金融泡沫。然而无人否认，面对顽固地倾向于滞胀的实体经济，重建金融带动的扩张所需条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样一种回应的社会非理性只能使得积累悖论更为突出。今天，资本无法摆脱这一悖论。资本积累的主要障碍仍然是资本积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