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7期
 
 
 
     
　　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4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题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的文章，认为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作者认为在过去30年资本主义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中，金融化是三者中的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它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控空间，使它们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金融体系脆弱不堪，也使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停滞和社会动荡之中。文章内容如下。
　　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变化的特征通常被人们用三个词来概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众多论著探究了前两个现象，金融化现象却鲜被关注。然而，金融化日益被视为三者中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步入了新阶段吗?
　　我认为，金融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但由于生产中的积累这一根本问题不变，资本主义尚未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相反，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phase)，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stage)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资本在基本层面上的进展不大(资本在实业领域的投资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而是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垄断金融资本所反映的这些新型经济关系深深地根植于美国(它仍是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体)经济之中，并日益向全球经济体系渗透。
　　“金融化”一词的缘起至今不明，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屡被使用。作为一个整体，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金融部门的基本趋势大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左派(也包括其他流派)阵营中最早系统探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是《每月评论》的撰稿人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
　　
　　从经济停滞到金融化
　　
　　斯威齐1997年发表的题为《再谈(或少谈)全球化》的论文，对金融化有最简洁的表述。该文指出：“1974—1975年经济衰退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呈现了三个重大趋势：(1)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减缓，(2)跨国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在全球扩展，(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现象。”
　　斯威齐认为，这三大趋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垄断化为大公司攫取了丰厚利润，但“在日益被控制的市场上，新增投资需求”也同时下降。
　　斯威齐观察到，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实际投资减缓和金融化崛起并存的双重进程”。这一双重进程最初出现于“二战”后数十年“黄金时代”的衰落时期，随后以日渐加剧的程度持续至今。
　　这一观点根源于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1966年合著的《垄断资本》中的理论框架，该书深受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研究的启发，其理论渊源还可上溯到卡尔·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为极少数垄断者或寡头生产巨额剩余的庞大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所有者和受益人就是这些垄断者或寡头。为获取更大的积累，资本家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先期积累的剩余寻找投资出路。但产生这些剩余的同类条件又限制了盈利性投资的空间。因为，公司向消费者提供现行数量商品的条件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能确保公司获得既定的寡头垄断利润率。在消费增长疲软的条件下，为避免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导致利润率下降，各大公司纷纷削减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结果，过剩生产能力逐渐累积，拉响了新增投资几乎没有盈利空间的警报。
　　因而，资本所有者面临的困境是，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之一。这一进程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则推出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结果，金融投机甚嚣尘上，并持续至今。
　　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对金融业的过快膨胀表示担忧。1984年，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演讲结尾论述了“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托宾告诫他的听众：
　　我认同重农主义者忐忑不安的质疑……，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我怀疑“虚拟经济”正日益滥用计算机的强大力量，其目的不是更经济地从事金融交易，而是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和种类的膨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高科技对经济领域生产力的贡献令人失望。我担心，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方便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我认为，凯恩斯提出的建议是发人深省的，我们要更多地限制短期持有金融工具，更多地鼓励长期投资。
　　托宾的观点是，由于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般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不断降低。20世纪70年代，为了将全球经济运行的重心从投资性金融拉回到生产领域，以增大实业投资，托宾建议对国际外汇交易征税，此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托宾税”。
　　托宾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损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5年，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撰文《金融爆炸》认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背景下，金融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赌场性质的社会真的将太多的人才和资源吸引到披着金融外衣的游戏中了吗?是的，的确如此。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这种游戏损害了真实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吗?绝对没有。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认为，金融结构一旦被缩减，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源会转移到生产性领域。金融人才只会失业，加入到本已庞大的闲散人员和闲置资源阵营。赌场式社会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吗?同样地，也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除应归功于战后史无前例的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增加外，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金融爆炸性膨胀。
　　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正在进行重构，主要表现是经济停滞和金融化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日趋复杂并不断发展。大约10年后，斯威齐在题为《金融资本的胜利》的文章中声称：
　　我认为，金融上层建筑是既往20年的创造。这意味着，金融膨胀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归几乎同步。然而，这种现象是否违背以前的经验呢?传统上，金融膨胀与实体经济繁荣携手并行。现在的问题则是，金融膨胀与经济繁荣是否不再同步并行，抑或金融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更接近事实，一如当前这一20世纪末期的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当代金融膨胀的载体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经济停滞?我认为，是的，事实很可能如此，它已经发生且仍在继续。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是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
　　回顾过去，很明显，这种反向关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可能性之一，但它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后才演变为现实。这种抽象可能性依存的事实(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此均有着重论述)是：资本积累进程具有二重性，它既包括对实物资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对实物资产的虚拟要求权。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一开始就蕴含着实物资本积累与金融投机矛盾并存的可能性。
　　基于“储蓄者从企业家手中购买实物资产的金融所有权，企业家运用所筹集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简化假定，正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性投资与金融投资紧密相联。但这一假定早就被证明是错误的。生产性投资和金融资产积累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两者的背离有可能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在缺乏成熟金融体系的条件下，这种背离的恶果就是导致在资本主义进程中时常出现的通常标志着经济繁荣终结的投性机泡沫。投机性泡沫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但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完全没有影响。
　　在金融部门成为经济的核心、生产活动和金融活动的矛盾成形之前，这就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产业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运行的最初数十年，投资银行与铁路部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逐步成为金融势力的中心，推动了大规模的公司并购，推动了垄断公司巨头所掌控的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代是J．P摩根的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索尔斯坦·凡勃伦和奥地利的鲁道夫·希法亭分别独立地创建了垄断资本理论，并特别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大作用。
　　尽管如此，当大萧条时代来临时，以1929年的股市崩溃为标志，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轰然坍塌。在大萧条中，金融资本的规模大幅缩减，对实体经济复苏也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相反，是“二战”时期国家主导的巨额军费扩张牵引着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泥沼。
　　20世纪60年代初期撰著《垄断资本》之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着力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黄金时期”，国家干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军费开支)、企业的商品促销、第二轮自动化浪潮及其他因素，如何通过吸收剩余、推动经济走出停滞，从而促成资本主义经济复兴。他们也论及大量剩余流入到FIRE部门(金融、证券投资和房地产)，但当时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
　　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再次降临时，斯威齐(此时与马格多夫合作撰写论著)则将注意力的重点集中于金融业膨胀。1975年，他们撰文《如履薄冰的银行》指出，债务的过度扩张和银行的过度膨胀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三重需要，即保护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利润、缓解(至少是暂时缓解)它的矛盾、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扩张和对外战争。
　　
　　垄断金融资本
　　
　　斯威齐于1995年指出，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其主要构成方式是由较小的金融附属部门支撑生产体系”；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经济停滞和大规模金融投机则是同期根深蒂固且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困局的孪生物。
　　这一共生现象有三个特征：(1)实体经济停滞意味着，资本家日益依赖金融部门的增长来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2)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其在实体生产经济中的根基而完全独立地自我膨胀，因而，投机性泡沫破裂成为周期性发生并不断加剧的新问题；(3)金融化无论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破解生产停滞的难题。
　　为顺应金融化导致的新要求，资本主义重构了国家的作用。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即负责提供短期流动性的角色，被完全引入到新的经济系统之中。1987年股市崩溃后，美联储对整个权益市场资本奉行了色彩鲜明的“打而不倒”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没有阻止2000年股市的急剧下挫。
　　上述这些条件标志着我所谓的“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在垄断金融资本体制下，金融化已经成为停滞趋向的经济的永久性的、结构性的必然要求。
　　
　　对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意义
　　
　　上文清晰地阐述了金融化的根基，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金融化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八点观察性结论。
　　1．金融化可被视为超越特定金融泡沫范畴的持续进程。仔细考察1987年股市崩溃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金融危机在遏制甚至延缓金融化趋势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2000年3月到2002年lO月间华尔街股票市值损失50％(按标准普尔500指数来衡量)，但这些损失仅在2年后就被完全弥补回来。1985年美国的债务约为GDP的2倍，20年后，美国的债务上升为全国GDP的近3.5倍，逼近44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7万亿美元。2001年以来，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全球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市场)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新千年伊始，信用衍生品的交易规模较小，但截至2006年上半年全球信用衍生品交易的标的价值急剧膨胀到26万亿美元。
　　2．垄断金融资本是在性质上有别于金融资本的经济现象。希法亭等人所描述的20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时代，主要受投资银行主宰。尽管数项研究表明，近数十年来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速快于非金融公司的利润，但鉴于非金融公司也大量涉足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两类利润之间并无截然分野。因此，巨额财富的积聚似乎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金融部门也日益掌控着非金融公司现金流管理的速度和规则。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已联合，使得很难依据上述现象认定资本自身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化。
　　3．拥有巨额金融资产显然是跻身资本家阶级的主要决定性因素。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现已拉大到极端程度。2001年，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所持有的金融财富(不包括其房产权益)比80％的最贫穷人口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多4倍。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价值1.9万亿美元的股票，这与其他99％的人口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大致相当。近数十年来，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1％最富裕家庭的税后收入占全国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9年的8％上升为2001年的14％。2006年9月，美国前60位富豪拥有的财富价值约63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近10％(《纽约时报周刊》，2007年3月1日)。
　　近期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快速扩大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时期的内在必然产物。为维持投机泡沫膨胀、避免泡沫破灭，金融上层建筑催生了似乎永无止境的新的资金注入需求。这就要求提高剥削水平，不断增大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均，从而加剧了整体经济停滞的难题。
　　4．房地产投机是理解经济停滞与金融化之间动态关系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房价持续上涨、实际工资停滞的情形下，通过不断负债，美国家庭仍能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鲍林的观察，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几乎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由于实际工资开始停滞或下降(加之住房价格飙升)，为维持既定的生活水准，美国居民户对债务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然而，上次经济衰退结束后的低利率导致了房产投机，催发了房产价格泡沫。房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已成为当今美国经济不稳定的主要祸根。房产价值的飙升曾是美国居民户偿还债务的“靠山”，如今“靠山”倒了，居民户的债务负担比率持续上升。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149个最繁华都市的庭院式房产价格的降幅超过50％(《纽约时报周刊》，2007年2月16日)
　　短期内房产泡沫是阻止经济停滞的利器，也是金融化的核心基石，它与美国居民的基本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如今房产市场的低迷将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触发全面的金融混乱。继续调高利率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房产价值锐减和居民户债务负担比率上升(进而导致大面积的住房信贷信用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美国的消费需求是全球经济需求的核心源泉，美国的消费需求一旦剧降，就极有可能增大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
　　5．左派当前风行的论调是，金融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国家的作用无足轻重。《外交世界》1997年12月号在《解除市场的武装》一文中就这样写道：
　　金融全球化恣意妄为，大行其道。它建立了独立的超国家政权，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势力范围及行动方式。这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F)、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人为创设的全球国家是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权力体系，但却肩负着效忠其主人即全球金融市场和庞大商业活动的职责。结果，现实世界的各主权国家正日益演化为没有权力基础的协会，这一状况正不断恶化。
　　然而，此类观点几乎完全与实际不符。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进程是毋庸置疑的，但将这一进程理解为一个新的资本国际的诞生，则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至今仍是不稳定的分割体系。IMF、世界银行和WTO(其前身为GATT)不足以组成“独立的超国家政权”(即便纳入OECD，也是如此)，它们是在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相继诞生的国际组织，其主要职责是作为“二战”后国际资本的利益代言人管理全球经济。这些国际组织至今仍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经济利益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其规则的执行标准严重不对称：它们极少被用于不利于美国资本运行的场合，却被广泛用于进一步剥夺全球最贫困的人口。
　　6．“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如同凯恩斯主义是早期古典垄断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一样。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为各国当局在利率水平和资本流动等领域实施经济调控设置了重重限制。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期以来的霸权经济意识形态，这一思潮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
　　7．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为标志，全球经济日益金融化增大了垄断金融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强制性渗透，强化了它们的金融依赖。巴西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案例。过去20年，由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掌控，巴西经济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吸引外国投资(主要是证券投资)并清偿欠国际资本(包括TMF)的债务。结果，按新自由主义的金融业的标准衡量，巴西“经济的基本面”大为改观，但却引发了利率上升、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以及国内金融部门因全球金融资本快速流动而脆弱不堪等问题。
　　8．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导致全球经济体系更难控制。如今，肩负着适度稳定全球金融关系责任的经济调控者们对金融化充满忧虑。21世纪初，为回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及2001年阿根廷外债危机，IMF开始按季度发布《国际金融稳定报告》。浏览各期《国际金融稳定报告》得到的直观而清晰的印象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易变性与波动性不断增强。投机性泡沫的特点就在于泡沫一旦停止膨胀，就会立即破灭。因而，风险持续上升、资金必须不断注入金融系统的强制要求越强烈，金融结构就越脆弱。每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均建议谨防对金融市场构成威胁的“风险厌恶”梦魇。
　　在2006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TMF执行董事局担忧，对冲基金和信用衍生品的迅猛发展可能全面冲击全球的金融稳定，美国经济增速减缓及其房地产市场降温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动荡。一旦遭遇骤然冲击，这种金融动荡的负面效应会数倍放大。由于金融化极难控制，因而任何严重的骤然冲击及其导致的金融风险传染均难以避免。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里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所言：“任何深谙全球金融体制弱点的人均有足够的理由忧心忡忡。‘至尊’者正在制造噩兆。局面已经失控。贪婪的恶魔正在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