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著名经济学家、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解读一季度经济数据，应对金融危机，履行“中国责任”，展望中外经济前景——
程恩富：展望危机下的中外经济前景
——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十答人民网记者问
记者 陈叶军
2009年05月08日11:28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编者按：一季度经济数据发布，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应对金融危机，履行“中国责任”，展望中外经济前景？金融危机下，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记者就这些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采访了程恩富教授。
受访者：世界政治经济学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
精彩观点：
●我国今年可以确保8%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但我并不主张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超过9%，而是强调“自主发展”，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西方金融危机不是信心危机，而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也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基于“三因素”。
●当前盛行“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拯救西方金融危机，对此，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第一，救人必先自救。第二，权利与责任相称。第三，立足现实，放眼长远。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
●当今各国和整个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解读200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六点值得肯定、三点需要微调、四点认真解决
记者一问：200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引起了经济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如何解读200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
程恩富：第一，值得高度赞扬的有6点：农业生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工业生产有所复苏，固定资产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货币供应量持续充裕，贷款大量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消费品市场状况良好；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工作较为重视；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积极调控后的好现象、好结果，有助于提高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实力和信心。
第二，值得相应微调的有3点：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降幅缩小，如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6%（3月份同比下降1.2%，环比下降0.3%），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0.8%（3月份同比下降1.5%），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6%，环比降幅逐月缩小，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下降7.1%（3月份同比下降8.9%），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3月份同比下降1.3%）；对外贸易大幅下降，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减少，一季度，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8亿美元，同比减少56亿美元。这些现象需要高度关注，及时跟踪，相机抉择，上下微调。
第三，值得认真解决的有4点：企业实现利润总体下降，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2191亿元，同比下降37.3%；城镇新增就业减少，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8.0%；农民增收形势比较严峻，增速下降；财政收入下滑，财政收支压力增大。
西方多数国家难实现正增长，我国“保八”可实现
记者二问：您如何看待“保八”的目标？我国经济回落已经见底，复苏前景及可持续性如何？
程恩富：我的初步研究预测是，已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多数西方国家，今年难以实现正增长，至少难以基本摆脱经济困境；我国今年可以确保8%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到年底大多数主要经济指标可能见底，明年将国民经济全面开始回升，但我并不主张经济增长速度长期超过9%，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外技依存度很高，而是强调全面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强调“自主发展”，那就真正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三个负面效应是金融危机深层原因
记者三问：国内外有舆论认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您如何看待？
程恩富：2006年在上海，70多位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同签署的《关于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言》中，已经表明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主题的看法。现在，新自由主义又结出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个恶果。
80年代，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有：一是私有化；二是非调控化；三是自由化或全球化；四是福利个人化；五是贫富分化；六是工会弱化。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三个“可能加大”：
一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获益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就使得南北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指标相差悬殊。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对外贸易、科学技术力量等方面。
二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发生的金融危机，1995年2月巴林银行的倒闭，19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阿根廷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与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苏东国家经济的大规模倒退，日本经济10多年启动不起来，处于新经济的美国也发生了衰退和这次次贷危机等等，都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充分暴露出，无序的世界金融市场等发展过程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是可能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矛盾性。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错综交织，使全球经济充满了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和各种危机。在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货币战接连不断，并波及到整个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对别国的干预、制裁、威胁越演越烈，甚至发动军事侵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击，从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摩擦和斗争。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记者四问：为什么说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
程恩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体系，容易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个现象不足为怪。事实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塞缪尔?布里坦认为，在过去300年中，世界资本主义就一直在繁荣与萧条之间交替；列宁也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国家时而发展占上风，时而停滞占上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更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关联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解除对金融的管制。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1945年-1973年间，在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中央银行和政府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钱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的企业。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它们被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只能从事指定类型的业务。1980年-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这样，美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润。因此，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被吸引从事投机性业务。由于能给金融机构带来很高的回报，诸如次级贷款和由按揭所支撑的证券以及其他的所谓“创新”不断增加。例如，避险基金（对冲基金）每年的回报率高达25%，而要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只有一种途径——把大量的钱借出去，提高债务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GDP增长的绝大部分都进入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口袋。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是相当的，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工人和工会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会缺乏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应政策和计划，导致工资不升反降，而利润却不断上涨。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谁来购买不断增加的产出？结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滞或者下降，他们不得不把房屋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以保持之前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这种债务已经变得过高而无法持续下去，工薪家庭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靠其收入进行正常借贷了，之前的债务也无力偿还了，于是，爆发了危机。去年年底，美国人口调查局等公布的统计报告也可证明这一点。据称，200年没有保险的美国人数量还有4570万；总人口中的12.5%生活在联邦贫困线标准以下，与去年相同，而贫困儿童的数量却增加了50万，达到1330万；工薪收入者中，1%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所有工资收入的23%，是1928年以来最高值。
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当前，在美国的主流学界，大家都在讨论是不是需要对美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体系进行重构，以让国家对金融体系进行更多的监管。这就为进步群体提供了一次机会，他们可以推动对整个世界经济进行一些更具根本性的变革，而不仅仅是用另外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代替当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世界各国的基本矛盾通过四个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危机的发生
记者五问：当今各国和这个世界的经济矛盾很多，究竟是什么矛盾导致金融战、贸易战、资源战、科技战等等？
程恩富：简而言之，当今各国和整个世界的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矛盾，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个基本经济矛盾通过以下四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其一，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二，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比例失衡，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三，从经济调节分析，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其四，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群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从而酿成各种危机。
存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和制度 20世纪以来有四种全球治理类型
记者六问：关键是根本出路在哪里，存在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和制度吗？
程恩富：根本的出路和替代制度当然是有的，国际左翼论坛和文献已有明确结论。今年5月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第四届论坛——民族国家与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会上也要详细讨论。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20世纪以来有四种全球治理类型：
（1）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00－1945，帝国之间冲突，两次世界热战加殖民主义战，世界治理很无序，总体上各国是弱肉强食，但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世界治理出现新气象。
（2）两超阵营型治理。1946－1989，两个超级大国支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战争纷纷胜利，第三世界国家作用不断扩大，世界治理有所好转。
（3）一霸数强型治理。1990－至今，单边独裁或多边垄断，局部战加恐怖战，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帝国政策盛行，破坏了全球民主治理，世界治理有所退步，但各国人民正在觉醒和维护联合国主导的民主治理。
（4）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未来目标，各国民主协商，武力战大减；联合国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尽快确立全球统一货币（世元）、世界统一语言（世界语）；结论是全球化过程中迫切需要全球民主治理，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应对金融危机，清醒履行“中国责任”
记者七问：当前盛行“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拯救西方金融危机，对此您又如何看待？
程恩富：我们有必要清醒面对。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引人瞩目，早已出现在国内外各界人士提出的“救世”计划中；去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20国集团金融峰会和今年的20国集团会议，也将中国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确有必要采取积极行动应对全球性危机，但前提是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管人必先管己。中国也是此次风暴中的利益受损国，制定策略时首先要考虑自身如何积极防御、减少可能的损失。在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到如何为别国提供帮助。同时，要审视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是否受到了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是否存在风险和漏洞，亡羊补牢，正当其时。
第二，权利与责任相称。中国在担负起国际责任的同时，应当充分争取相应的权利，要将现有战略优势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战略利益。例如，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表决权和作用，把握时机获取一些有产业竞争力的实体资产，要求美国、欧洲放松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和垄断，等等。
第三，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在国际货币体系短时期内无法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和世界统一货币（“世元”）的建立；在更为完善的国际协调新机制和世界经济新秩序尚未确立之前，积极推动现有国际组织的组织和人员结构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理事名额，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西方金融危机不是信心危机，中国有信心应对危机基于“三因素”
记者八问：2009年，中国为什么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
程恩富：西方金融危机不是信心危机，而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有信心应对金融危机，也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基于“三因素”。
第一，中国有日渐增大的经济实力，能确保较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中国60年，包括改革开放30年，已奠定了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抓住机遇，逆势而上，共克时坚，变坏事为好事，取得更好更快的“自主式发展”，而非“依赖式发展”。
第二，中国有日益丰富的国家调节、市场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经验和手段，能确保较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只要不受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干扰，不搞什么“华盛顿共识”、“私有化改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泛市场化改革”，不折腾、不倒退，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主体与非公辅体、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自主发展与对外开放、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等一系列问题有机地结合好，不仅可以从容应对，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来加速民富国强，提前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本制度，能确保国内不会发生西方国家周期性的各种经济危机。请注意，有的专家说“中国将首先走出经济危机”，这是不准确的！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是受西方国家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全方位启动内需须实现“六个提升”
记者九问：我国这次保经济增长，不能像1998年那样依据扩大出口来达到目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如何全方位启动内需？我们该如何确保近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良性发展？
程恩富：标本兼治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启动内需，确保近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良性发展，就要逐步转变对外对内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须实现“六个提升”。
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一度超出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9%左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然会加大经济运行的风险。一旦世界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将对我国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2008年“金融海啸”所引发的一系列冲击就是鲜明的例证。受其影响，我国2009年一季度，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4287亿美元，同比下降24.9%。
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我们更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要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但是，促进内需拉动增长的作用，绝非依靠在个别城市向个别社会群体发放消费券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促进消费的关键环节在于打破束缚个人消费的瓶颈，即完善全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同时要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着力促进农村消费，尽快启动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二是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本协调使用的效益。开放以来对外资的充分利用对我们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如土地成本、税收成本、环境成本等。因此，我们不能再继续沉浸在引资规模的扩张上，而是要追求引资质量的提高。要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要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来提高投资门槛，吸引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要对外资投资方向加强引导，调整引资政策，使外商的投资逐渐向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调整过去对所有外商项目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对世界领先的或者我国急需的高科技项目进行有计划和有重点的扶持，鼓励其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今年一季度，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18亿美元，同比减少56亿美元。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引导外资的总量和结构。
合理利用和引进外资的同时，还要充分唤醒和启动国内已有的巨大储蓄存款资源。从1995年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出现存差开始，近年存差已突破了10万亿元的大关。这表明我国目前储蓄增长相对过快，信贷增长相对不足，资金闲置和使用效率低。因此，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中外资协调使用的经济效益，是亟需统一认识和创新政策的重大问题。
三是适当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而美日仅为5%。目前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有万分之三。事实证明，“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能耗、高依存度、低附加值）模式下获取的贸易利益终究只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和伴随巨大代价的。照此模式继续下去，只能使我们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导致外贸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最终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唯一的战略模式，需要解放思想，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变“比较优势战略”为“知识产权优势”。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并长期保持。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们要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国的世界工厂而非世界加工厂，从而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四是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能源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源”（指某些进口比例很高的外国能源和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使用急剧增长。石油从1993年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达到46.6%，已接近50%的警戒线。中国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在未来二三十年将继续呈扩大状态。
中国能源进口高依存度“无风险”论并不能成立。防范措施一是在于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石油战略储备体系，形成一道基本的防火墙。二是要坚持鼓励和支持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三是要从政策上重奖节能，重罚浪费。
五是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截至今年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19537亿美元，又比上年末增加7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远远领先于第二位日本的1万亿美元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同时也要合理配置手中已有的外汇资源。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从西部开发到东北振兴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作为保证。巨额的外汇储备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除了合理地安排其在境外的投资结构，尽可能实现保值和增值以外，还应当有计划地激活这些资源，用于国内急需和有建设性意义的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等事业。也可以搞“主权基金”，或直接进行“海外购物”，购买高端技术及设备或相关物资，甚至部分采用和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等。总之要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率。
六是适当控制人口资源环境的成本和压力，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水平。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认为，虽然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 。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绝不能像有些人所主张的“立即全面恢复二胎政策”，而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如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实行低保，违纪生二胎的不保，可考虑变处罚为奖励。把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钱物用来老龄化等问题的解决，肯定更为合算。诚然，我们还要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保护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以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提高效益”要求摈弃“资源—生产—污染排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倡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资源—生产—资源再生”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生产和消费做到“资源最小化，废物资源化，排放无害化”。
围绕房地产市场层面的良性发展应采取四项基本对策
记者十问：最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请程院长谈谈人们最关注的房地产问题。围绕房地产市场层面的良性发展，应采取何种措施？
程恩富：去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和紧缩的变动、国际热钱流入较多、股市和房市等变化，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间接或直接相关。就围绕房地产市场层面的基本对策来说，一是金融系统不应为争夺房贷而放松必要的风险评估和监理，要严格规范抵押贷款市场，解决某些购房者的还款“断供现象”；二是政府要理顺房地产市场管理体系，有效监控包括外资在内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的风险预警系统；三是政策要体现房地产市场属于消费为主的民生市场，而非炒作投机市场，并多渠道地引导房地产合理投资和消费，调节和控制政府出租土地的价格和开发商的高额利润，防止房价大起大落；四是政府需搞清国外房地产市场和“民有所住”的有益经验，积极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从根本上保持居民收入与市场房价之合理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