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后，石油价格暴涨了4倍，使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崩溃的危险。由于油价这种空前的突涨，欧洲的石油进口工业国处于衰退的边缘，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则无法增加足够的出口，从而无力购买这种至关重要的商品。　　对美国来说，这场危机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作为世界货币中心地位的机会。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沙特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协议，即石油只能用美元来定价，也只能用美元来支付，并且任何过剩的石油收入都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开启了“石油美元回流”的进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并且美国承诺用军事援助为沙特提供安全保证。①

　　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美元大量涌入波斯湾的欧佩克国家，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国内发展和消费所需要的数量。这些过剩的石油美元最终全都流入了纽约或伦敦的跨国银行里。这些跨国商业银行渴望巨额利润，需要处理这些流入的过剩美元，因而把第三世界的石油消费国作为它们的首要客户。欧洲工业国由于能源成本增加而濒于衰退，因而把巨额的贷款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因此，每年成百上千亿的石油美元在海湾的欧佩克国家、跨国银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来回流动，由此播下了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种子。①

　　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错误地认为，国家不会破产。由于全都受到这种观念的误导，跨国银行忘记了银行业最重要的法则——“了解你的客户”，因而选择了“联合贷款”。它们依靠大银行的专业审查来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在这种争先恐后地向第三世界贷款的狂欢氛围下，难怪花旗银行否认它向巴西贷款过多，即使巴西在债务危机之前的4年里债务增加了1倍。当时，光花旗银行一家对巴西的贷款就远远超过了它的总资本金。①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也鼓励银行放贷。就在1982年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债务之前的几周，这两个机构宣布：“仍然有相当大的空间来持续地提供额外贷款，以便提高生产能力。”沃尔特?里斯顿把拉美的贷款描绘成“没有风险的贷款，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安心地把对第三世界的贷款增加3倍（按照资产的比例）”。①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放弃了按照固定的长期利率来借贷的传统方式，转而投向按照浮动利率来借贷的短期贷款。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给它们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油价的上涨也给西方的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的经济。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美元对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下跌的幅度超过了15％；黄金的价格达到创纪录的每盎司400美元。在卡特政府期间，美国作为投资胜地的声誉遭到了相当大的贬损。连美国最坚定的朋友——沙特——据说也清空了手中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为了扭转这种状况，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宣布了一项新的货币政策，从制度上冻结通货膨胀率。沃尔克把自己打扮成通货膨胀的斗士，把美国的利率迅速提高到20％，削减了银行和消费者的信贷活动，限制货币的增长。③

　　沃尔克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商品的价格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并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萧条。矿物产品、咖啡和茶叶等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下跌了50％左右，再加上过高的利率使第三世界陷入了债务危机。

　　1982年8月13日星期五，何塞?席尔瓦?赫尔左格（Jesus Silva Herzog）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告诉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Donald Regan），墨西哥已经破产，并且无力偿还数百亿美元的债务。这对跨国银行来说犹如一枚炸弹，这些在周末陷入疯狂的国际银行能够为墨西哥提供40亿左右的美元来避免破产。①如果墨西哥无法清偿债务，美国许多银行将会被迫破产。这对里根政府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邀充当各国和银行的收债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首次在墨西哥试行，后来又推行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②

　　200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阿根廷提供了一揽子的援助方案。这一方案充分证明了它是如何为华盛顿的跨国银行的最佳利益服务的。由于债务危机，阿根廷从世界银行及其商业银行伙伴那里获得了63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和137亿美元的备用信贷承诺。不过，阿根廷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阿根廷必须“支付高于正常水平，即 16％的风险酬金，回报支持这一货币方案所需要的资金”。由于阿根廷的债务已经高达1280亿美元，这使阿根廷的债务每年增加270亿美元。新的“紧急贷款”和备用信贷甚至不足以支付纽约银行家们9个月的利息。更令人惊讶的是，承诺帮助阿根廷的资金仅仅停留在账面上，实际上从未离开过纽约。③
　因此，第三世界的欠债国家无力摆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后者“按照官方债务人和商业债务人的利益”对它们强加了“各种条件”。毫不令人奇怪，这些“条件”的首要目标是收回利息和避免拖欠，从而逐渐地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未偿债务。“通过‘金融工程’和谨慎的债务重组技术，本金偿还得到延期，而利息却必须偿还。”结果，1980~1998年，发展中国家的总债务从4810亿美元增加到2万亿美元，自1970年以来增加了32倍。④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中央银行的直接或间接控制。由于本国银行的信贷或货币发行权被剥夺，欠债国家不得不依赖外部的资金来为任何政府项目或新的发展项目筹资。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第三世界欠债国家的“条件”之一是本国货币的贬值，这导致主食原料和燃料、基本药品和公共服务价格的直接上涨，造成的结果是普遍的通货膨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就业岗位的减少。①财政预算的削减还导致学校、医疗诊所、医院和公共投资的崩溃，因为欠债国家无力动用本国的资金，并且所有公共项目合同或采购都分配给了国际承包商。总之，公共项目的筹资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外债。①

　　市场对外国竞争的开放和价格自由化也导致化肥和农业器械价格的暴涨，从而导致本国整体经济的价格上涨。价格的剧涨造成许多中小生产者的破产。此外，运输成本的增加往往使美国和欧洲得到补贴的农产品受惠。①贸易自由化和削减关税导致国家收入减少，鼓励进口，进一步恶化了财政赤字和外债问题。

　　同时，私有化使最好的企业以非常低的价格拍卖给外国企业。最富有争议的“改革”之一是耕地的私有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耕地私有化导致农田在极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无地季节工人”的形成和旧地主阶级的复辟。

　　消除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带来了利率的上涨，使本国经济缺乏资金，进而导致“热钱”的流入。外国银行无限制的进入加剧了本国银行部门的竞争；通过私有化，国家的金融机构最终大多落入外国利益集团的手中。①

　　最后，由于1986年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发展中国家被迫支付知识产权费用，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支付赤字和外债负担。

　　这一切使科塞多夫斯基(Chossudovsky)教授得出如下结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是一项连贯的经济和社会崩溃计划。财政紧缩政策造成国家的瓦解，国家经济重新改造，国内市场的生产由于对实际收入的压榨而遭到破坏，国内的生产转而为了世界市场。这些措施绝不是废止进口替代战略，它们还破坏了整个国内经济结构。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竟然把这样一些财政紧缩措施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欠债国家，却拒绝让自己遵守由“华盛顿共识”为第三世界欠债国家所规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相反，美国实施的国内政策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其他国家开出的药方完全背道而驰。多年来，为了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美国的联邦财政一直维持着赤字，并且为了增加出口而降低利率和汇率。①

　　迈克尔?哈德森教授得出结论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决不可能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问题，只会破坏这些国家，使更多的人民陷入贫困。要消除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我们必须让“所有国家……实施类似的政策，而不是遭受双重标准。所有国家都能提供自己的信贷，而不是任由单个国家垄断信贷而牺牲其他国家”。①

节选自《美国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