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16日和17日，在世界政治权力中心华盛顿，全世界目睹了对两个令人敬畏的全球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抗议。这是一次对全球化、失业、私有化、债务和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抗议，类似于上一年在西雅图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化的抗议。抗议者谴责这两个组织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因为这些破坏性的计划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悲惨。这两个机构是美国支配全球的两大支柱。对它们为什么会沦为谴责的对象和在全世界引起了如此多的怨恨和抗议进行考察，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①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领导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经历20世纪30年代可怕的大萧条之后，美国的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应该竭力避免二战后出现类似的大萧条。因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之成立。它们的宗旨是：支持全球对美国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为美国公司的长期国际贸易提供一个支付体系；使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从属于美国的经济活动，以及促进美国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利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世界银行现在向它的177个会员国提供贷款，为它们的道路和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还“提供结构调整计划资金，以此为一个国家经济体系的重组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是为一些国家提供克服短期支付困难的资金。当然，只有那些同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才会得到这些支持。②

　　然而，这两个美国人掌控的机构是如何摧毁那些拥有强劲经济实力和进步历史的国家的呢？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或许能够最充分地揭示出这个问题。在1997年的下半年，“亚洲奇迹”国家——曾经自豪而又繁荣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一夜间变成了经济穷国。由于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国家——直到最近——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无限制的流动和高利率政策。

　　为了汇率的稳定，这些国家的货币盯住了美元。结果，投机资本为了高回报率而进入了它们的市场，并且投资的是房地产和股市等部门。外国的资本像洪水一样涌入当地的银行，并且国内的金融机构为了用本国货币支付利息而从事高风险的借款。这导致银行有价证券出现了过多的不良贷款。同时，这些国家再次出现贸易赤字的消息使外国投资者认为，撤资的时间到了，以避免他们在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时出现的现金和资本损失再次出现。面对这种现金危机和惊人的资本损失，这些国家的政府别无选择，为了摆脱困境只好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求助。①

在危机之初，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把本国的货币盯住美元，并且不断提高国内的利率。然而，它们的货币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且它们的外汇储备一夜之间消耗殆尽。当本国货币盯住对美元的机制崩溃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商品，并且偿还外债的成本高昂。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而且导致了出乎意料的经济衰退。如今，“亚洲奇迹”已经是昨日黄花了。②

　尽管资本自由流动带来了可怕的结果，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要求资本账户更加自由化，并且不允许会员国实施严格的货币管制。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资本自由流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跨国银行借给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过多的贷款。它们认为它们的贷款总是优良的，因为正如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里斯顿（WalterWriston）所说的那样：“国家不会破产。”到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状况日益恶化，许多国家无力偿还外债。结果，面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和由世界银行所协调的“结构调整计划”，它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措施旨在拯救外国私人债权人，主要是美国的跨国银行。结构调整计划通常包括：资本自由化——外国贸易和投资资本的自由流动，目的是保证外国资本能够无风险地进出；公用事业和其他公共设施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本国货币的贬值；提高利率；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医疗和教育上的开支；造成环境破坏和两级分化的管制消除。①

　　第一个被迫实施“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敢于挑战斯大林和苏联权威的时代，这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曾经是西方的宠儿。作为回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供给南斯拉夫巨额的发展贷款。然而，197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使南斯拉夫几乎别无选择，只好为它的贷款进行再融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再融资条件要求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紧缩政策。这导致南斯拉夫社会陷入困境，两极分化加剧，最终使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出现了分裂和军事冲突。随后又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紧接着发生了最终以悲剧收场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冲突。因此，由于过于积极接受西方的资本主义，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吞下了自己酿下的“苦果”，最终导致了自身的灭亡。②

　　另一个接受全本的“结构调整计划”的国家是菲律宾。从1980年开始，菲律宾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贷款。这一时期，在经济上掌控菲律宾的实质上是这两个机构。由于降低了关税壁垒和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外国的商品如潮水般地涌入菲律宾的国内市场。菲律宾的民族工业失去了市场份额，并且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此外，由于利率很高和政府减少了开支，再加上冲击出口部门的全球经济低迷，菲律宾的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菲律宾人民直到现在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结构调整计划”的影响，因为国家一半的财政预算用于还债，因而社会和发展支出也就相应地减少。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开出的这种经济复兴药方使菲律宾的GDP在1983~1993年的十多年里一直保持着零增长。菲律宾的贫困变得更加普遍：到1993年，将近50％的家庭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贫困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因为穷途末路的人民为了活命而开始不顾一切地开发资源。作为强加给菲律宾的私有化的结果，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落到了私人的手里。外国投机资本源源不断地进入菲律宾，造成了房地产泡沫。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些投机资本又一下子撤出菲律宾，并且1998年菲律宾的GDP再次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在实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20年之后，菲律宾再次成为亚洲的“病人”。

　　按照这种重组计划，难怪世界银行自己的《发展有效性年度报告》（1999年）发现，世界40％的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绝对贫困加剧，并且人均寿命下降；在世界85％的地区，人均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1％或不到1％。这份研究报告的结果使世界银行的如下声明成为了笑柄：减少贫困是它的首要目标。②

　　而且，诚如所料，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两家环球性的机构会利用美国拥有的否决权来强行实施大部分对美国和美国跨国公司有利的政策。负债的国家被要求始终重视出口那些适合西方消费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而不是用本国的经济多元化来促进国内的发展。如果负债的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就必须是发展满足西方消费的产业，或者是充当低税经济特区中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不幸的是，美国公司建立的离岸工厂也伤害了美国工人，因为他们不得不与海外的低工资工人进行竞争。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韩国等亚洲国家向美国倾销钢铁产品，“以出口来摆脱危机”的时候，美国的钢铁工人开始大量失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个主要受益者是跨国银行和华尔街的投机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受援国必须承担私人银行的全部坏债，从而慷慨地回报冷酷无情的金融投机者。①

   奇怪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却来自世界银行自身。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称私有化计划为“贿赂化”。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杂志的访谈时，斯蒂格利茨说，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利用世界银行平息本国批评声音的要求，很乐于出售本国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公司，“而不是反对出售国有企业”。“当看到只要把国有资产的售价减少数十亿美元，就有10％的佣金将打入他们的瑞士银行账户时，他们睁大了眼睛。”美国政府对此完全心知肚明，尤其是1995年俄罗斯国有资产的出售：“美国财政部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就像我们想让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一样。我们想通过支持叶利钦的总统竞选而把金钱交给他。”这份来自美国总统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揭露非常令人不安，因为美国自封为民主的促进者。②

　　按照密苏里大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政策实际上是“以消除金融管制的幌子来促进资本逃离债务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目标一直是提高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依赖度，并因此反对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和粮食自给性。哈德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1991年后，美国支持的“窃国者”对俄罗斯进行了灾难性的改革，并且在1997~1998年使亚洲和俄罗斯出现了金融危机。导致这些灾难和危机的政策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的结构调整政策，而后两者是在美国经济外交官的坚持下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③

　　对发展中国家的掌权者来说，这些话应该是关于这两个美国把持的机构的本质的警醒之声。发展中国家应该重新评估它们的发展战略，它们应该关注本国的自足、本国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要不然，灾难就会不请自来。

　　自由贸易与国家经济发展：亚当?斯密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846年，英国为了追求自由贸易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当时，英国议会废除了支持本国农民的《谷物法》。英国之所以单方面做出这种消除农业保护的举动，首要的原因是它没有说服外国政府相信它提供了一个互惠的协议：外国政府全都担心英国工业会支配它们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也是伦敦有权势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向英国政客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些利益集团谋求对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支配。这一步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完成的，就像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①

　　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由于拥有这种支配地位，伦敦的金融和贸易利益集团从世界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尤其是在英国对华鸦片战争获胜后进行的印度——土耳其——中国鸦片贸易中。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掀开全球化的新篇章。①

　　随着《谷物法》的废除，世界各国的廉价农产品涌入了英国。英国的农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外国的廉价农产品把农产品价格压到了最低水平。由于无力应对这种来自海外的竞争，爱尔兰的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移民到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国的其他殖民地。①1845~1846年，爱尔兰土豆大饥荒是自由贸易的直接结果。土豆大饥荒对爱尔兰人民来说是灾难性的：据估计高达10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并且还有200万人沦为难民。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始终是使它成为英格兰的粮仓，并阻止它发展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工业国家。①

　　当英国的工人不得不与英国殖民地的工人进行竞争时，整个大英帝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来临，并且英格兰的工资开始下降。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但伦敦的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和金融银行机构却从这种贸易增长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②世界贸易对英国来说是天赐良机，因为它控制了远洋航运业和世界船运业。英国的商船能够获得有利的保险费率，而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被迫以高得多的费率从伦敦购买保险。英国的商业银行——例如巴林银行和罗斯柴尔德银行——控制了大量的黄金，并且从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通过向某个市场进行倾销，英国的公司能够应对任何的国际竞争。英国的世界霸权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因此，难怪英国议会在金融部门和航运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通过了一项支持“绝对自由贸易”的决议。早在几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倡导过“绝对自由贸易”的思想。②

　在《国富论》这本经典著作中，亚当?斯密宣称：“在创造更多数量的经济财富时，自由贸易是比进口保护更好的手段。”对亚当?斯密来说，贸易保护主义将会造成国内产业的垄断，并且导致管理不善、消费品价格提高、忽视创新和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缓慢。亚当?斯密宣布，追求私利的工人将会成为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③他认为“贸易的好处并不在于出售出口产品，而在于能够购买进口商品”。③

　　然而，当时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赞同亚当?斯密的思想。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拒绝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拒绝用美国的农产品来交换英国的制造产品。因此，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运用很高的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工业，使之免遭英国等更发达国家的恶性竞争。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法案，对许多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因此，美国的富有是建立在贸易保护主义之上的。④

　　不幸的是，在这种自由贸易体系下，英国经济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大萧条。这是1857年伦敦银行业恐慌的直接后果。当时，外国人买光了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为了确保英国继续成为世界最强大的金融中心，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决定提高贴现率，吸引黄金回流到英国。然而，高利率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伤害了英国的农业和工业。结果，英国出现了长期的大萧条，持续了将近25年。在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普遍的失业、破产和通货紧缩——许多商品的价格下跌了将近50％。①

　　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由于伦敦的金融和国际贸易利益集团控制了决策，英国忽视了对本国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在应对技术变革的研发领域尤其如此。②在《百年战争》一书中，威廉?恩达尔写道：“这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由于废除《谷物法》而肇始于大约30年前的‘自由贸易’决定了英国工业技术衰落的命运，结果金融成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事务。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轻松地领导世界工业国家的时代显然已经结束了。”①因此，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大厦——大英帝国的基础——正在分崩离析。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这种“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是对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剥削。这种绝对自由贸易的经济模式失去了它的魅力，尤其在欧洲大陆更是如此。

　　正是因为按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民族保护主义学说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德国才出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工业发展，崛起成为一个大国。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的政府和政治教授，1825年移居美国，并且从那时起到1832年一直居住在美国。在客居美国的时候，他对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了解并印象深刻。这就是他写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促因。在回到德国后，李斯特在德国实施了美国的制度。他成为自由贸易最激烈的反对者，并且他的著作成为“如何反对英国帝国世界‘自由贸易’掠夺体制罪恶的手册”。②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未讨论过国民经济问题，反而提出了一个世界共和国的空想观点”。①李斯特认为英国实际上从未实践过“自由贸易”，并且对英国的贸易实践作出了如下评论：

　　英国并不愿意为了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业方面屈从于亚洲。它所要争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它对北美洲殖民地所执行的就是这个原则，它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产品输入英国。①

　　李斯特重申“自由贸易”不过是英国用来维护其世界霸权的手段，并且明确强调主权和民族性是一个健康经济的关键：

　　个人主要依靠国家并在国家范围内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地，人类的文明只有依靠各个国家的文明和发展才能设想，才有可能。①

　　英国会把关税当作保护和培育钢铁和造船等本国工业的手段。要不然，廉价的进口商品就会摧毁这些工业。对李斯特来说，国家必须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提高就业、稳定价格以及发展新的制造业和农业技术。①

　　在亚当?斯密看来，每个人倾向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并由此促进了所有人的利益。国家干预市场和关心本国人民的福利是错误的。他的“自由放任”经济学理论把保护主义视为愚蠢的做法：只要可能，个人就应该能够购买最便宜的产品，这将给国家带来繁荣和财富。①

　　在李斯特看来，财富不仅仅是所占有的财富，更是生产力。如果一个人的消费超出了他的产出，那么他就是穷人。因此，创造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并且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尤为正确。他把人力资本当作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的创造性将会使一个国家更富裕、更强大和更繁荣。这个最重要的财富因素“从简单的交换价值来看是无法解释的”。①

　　由于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霸权，英国成为一个商业国家，它的工业缺乏技术上的投资。在最受尊重的英国作家约瑟夫?凯（JosephKay）看来，在英国这个亚当?斯密和自由贸易的大地上，“贵族比世界其他国家都更富有和强大；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穷人相比，英国的穷人受到的压迫更多，更加贫困，数量更加庞大，无神论倾向更加强烈，并且所受的教育也更加可怜”。①另一方面，在李斯特的影响下，德国批判了英国的商业政策，把“总生产量”而不是“贸易利润率”当作衡量国家实力的准绳。①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后抛弃了英国的经济模式和“自由贸易”原则，德国把注意力转向建设本国的工业和农业上，并把此作为它的国家经济战略，最终产生了惊人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比英国相对落后的工业国家，德国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一举超过英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①1850~1913年，德国的国内产出增加了4倍，并且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也不断提高。①

　　到20世纪初，由于严格遵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德国也抛弃了“绝对自由贸易”，同时，在李斯特的“国民体系”政策下，德国已经清楚地证明，保护民族工业是实现工业快速增长和国内繁荣的正确道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末，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号下被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它们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实行无限制的市场进入。事实上，华盛顿现在正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政策恰恰是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强烈反对的政策。

节选自《美国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