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自由主义成功的故事
近年来，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经声誉扫地。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寻找一个新自由主义取得成功故事的国家，并将其当做发展的典范。因此，韩国以及随后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被吹捧为资本发展的成功典范。这些国家全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巨额的资本流入和外国直接投资。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彻底打破了这一神话。因此，他们转向中国来寻找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故事。
同样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后，日本工人的工资赶上了美国的水平，而中国工人的工资仅仅是美国工人的3％。同时，中国的自然资源遭到了洗劫，并且真实的财富被直接转移到西方。“中国人不仅失去了总体的福利，而且更糟糕的是，子孙后代的资源也被剥夺了。”
克鲁格曼之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释。令人更加困惑的是，尽管被剥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后为什么仍然不能摆脱贫困并走入繁荣呢？
毫无疑问，中国的确实现了巨额的国际收支盈余，因为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1.8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并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到2009年将达到2.4万亿美元。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上天赐予了中国聪明睿智的人民，许多华裔科学家为美国的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幸的是，由于美元霸权，中国积累的经济剩余变成了美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用于中国人民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中国数万亿的经济盈余不是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就是投资于对中国国内发展毫无裨益的欧元。因此，经济剩余被转移了，“而且当经济剩余被转移或浪费时，贫困的国家将会继续贫困。穷国之所以贫穷，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之所以日益扩大，主要的原因是穷国生产的剩余被转移到了富国。”
显然，西方的跨国公司通过支付可怜的工资剥削了中国的工人，因而从中国榨取了巨额的利润。不仅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通过美元霸权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经济剩余，迫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把美元或欧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
利用对华恐惧症
克鲁格曼之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没能告诉我们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原因，而且还利用了对中国的恐惧。在《纽约时报》2005年6月题为“中国的挑战”的专栏文章中，克鲁格曼展示了对中国竞购美泰公司和尤尼科公司的恐惧。
中国公司竞购一家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家电公司，对美国来说是一笔不错的交易，即使克鲁格曼也认为如此，因为美泰公司的股东和工人将会从中获益。然而，克鲁格曼真正担心的是，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稀缺资源的竞争者”。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竞购尤尼科公司的投标“不仅仅是一桩赚钱的买卖”。克鲁格曼说：“如果由我决定，我就会阻止中国竞购尤尼科。”
对一位公开倡导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主张。显然，克鲁格曼并不相信公平的运动场，因为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美国的跨国公司可以冲入中国，玩弄收购游戏，或者得到外国直接投资的国民待遇。
此外，作为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始终反对保护主义，因为这并不会符合美国跨国公司和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既定利益。难怪克鲁格曼会竭力反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像大多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克鲁格曼主张广泛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他完全无视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历史表明，美国、英国、日本等当今的超级大国和欧洲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成功和富有，全都是因为利用了保护主义来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许多国家还积极利用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来推动新的产业。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对战略性产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美国政府提供了世界上最多的研发资金。”
为了摆脱贫困，国家必须保护自己的工业和限制外国投资。“19世纪，美国对银行业、航运业、采矿业和木材业的外国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日本和韩国也严格地限制了制造业的外国投资。”在知识产权领域，“荷兰和瑞士一直到20世纪都拒绝保护专利。 19世纪，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明确承认进口商品的专利权。美国直到1891年都拒绝保护外国人的版权。德国在19世纪大规模仿冒‘英国制造’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把那些“完全与它们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相反的”政策和议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因此，尽管克鲁格曼及其新自由主义同行鼓吹这些谎言，但是国家如果放弃关税保护并拒绝补贴本国的工业，就会成为穷国。如果它们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它们的经济就会面临马上崩溃的危险，就像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那样。由于张开双臂欢迎外国投资并严格执行知识产权体制，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将会永远陷入贫困的状态之中，承受技术进步缓慢的痛苦。（文/马耀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