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危机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这场全球危机要求我们作出全球性的应对，然而不幸的是，作出回应的责任依然只停留在国家层面。每个国家都力图让自己设计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能够最大程度地造福于本国公民，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经济。

　　今年可能是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糟糕的一年，世界银行估计世界经济将下滑高达2%.即使那些没有犯任何错误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政策还要远远优于美国）也受到了影响。中国经济可能继续增长，但是速度会大大放缓，远远低于这些年来11%-12%的年增长速度，而这主要是因为出口急剧下挫。除非采取行动，危机将把另外多达两亿的人口拖入贫困之中。

　　这场全球危机要求我们作出全球性的应对，然而不幸的是，作出回应的责任依然只停留在国家层面。每个国家都力图让自己设计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能够最大程度地造福于本国公民，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影响全球经济。各国在评估经济刺激方案的规模时，都会在本国预算的成本和收益之间保持平衡，而这一收益是以本国的经济增幅和就业率增幅来计算的。由于一些收益（主要是在小的开放型经济体里）将会带来其他收益，这些一揽子刺激计划可能规模过小，设计也要逊色一些，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全球性、相互协作的一揽子刺激计划。

　　这是来自联合国专家委员会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若干重要信息之一。我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最近向联合国提交了初步报告。

　　这份报告支持许多由G-20（20国集团）提出的倡议，但它敦促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例如，尽管人们认识到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采取刺激措施（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资源来这样做。而且现存的国际借贷机构也同样缺乏资源。

　　但如果我们要避免卷入另一轮债务危机，一些钱，也许是很多钱，将被迫以补贴的形式来发放。而且，过去的援助伴随着繁多的“条件”，其中一些实施互相矛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和现在的需要背道而驰；这些条件还迫使受惠国放松金融管制，而这正是导致危机的原因之一。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基于各种原因，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声都蒙上了不小的污点。而且，心怀不满的不只是借款方，还有潜在的资金提供方。今日的流动资金来源于亚洲和中东，但为什么这些国家应该把钱献给这样的组织：他们的声音在其中受到限制，而且这些组织还经常推行与他们的价值和信仰相对立的政策？

　　针对IMF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多项管理改革似乎终于摆上了桌面。这些改革将在上述两家机构的领导者选择方面发挥最为明显的影响。然而改革进程缓慢，而危机却不会停步等待。因此，应该通过包括地区性机构在内的多种渠道来提供援助（和IMF一起或是取代IMF），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借款工具，而管理机制也应该和21世纪更加协调一致。如果这一切能够迅速完成（我认为它能），这些工具将成为资金发放的重要渠道。

　　在2008年11月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领袖们强烈谴责了贸易保护主义，并且承诺本国不会实行保护主义。不幸的是，世界银行的研究注意到：20个国家中有17个实际上已经采取了新的贸易保护措施，最为明显的就是美国，它在一揽子刺激计划中含有“只买美国货”的条款。

　　然而，长久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补贴可能和关税一样具有毁灭性，甚至还不如关税公平，因为富裕国家更有能力提供补贴。如果全球经济曾经有过一个公平的竞技场，那它已经不再存在了：美国所提供的巨额补贴和紧急援助已经改变了一切，而且这种改变也许是不可逆转的。

　　的确，即使是发达工业国家里没有收到补贴的公司也处于一个不公平的优势位置。他们能冒其他公司不能冒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失败了，他们可以获得紧急援助。尽管人们可以理解国内政治的准则———这些准则导致了补贴和担保的出现，但是发达国家需要认识到自身行为的全球性后果，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性的援助。

　　由联合国委员会提出的、更为重要的中期倡议里还有这样一条：创立全球性的经济协作理事会，该理事会不仅要协调经济政策，还会对面临的问题和机构之间的分歧进行评估。例如，随着衰退加剧，部分国家将会面临破产。但我们尚未创立一个处理此类问题的完整架构。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机制是现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但是现在这一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已经表示了关注，它的央行领导人加入了联合国委员会，号召采用新的全球储备机制。联合国委员会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取得富有活力的稳定复苏，那么必须处理这个老问题———远在75年之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凯恩斯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类改革不会在一夜之中就得以完成。但是现在如果不就此展开行动，它们将永远也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