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今还在替西方殖民者“擦屁股”

刘 仰　

    西方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众多尚未引爆的“火药桶”。索马里冲突、卢旺达大屠杀、印巴冲突、中东冲突等，受害国每年要付出不计其数的生命代价，为他们的历史暴行买单。中国东北的朝鲜半岛、西南边的麦克马洪防线，南部的台湾海峡等，都是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历史后遗症，我们至今还在替他们“擦屁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强国纷纷改变了他们的殖民地政策，从亚非拉各地相继撤走。如今，人们对世界的表面观感是，西方各国大多和平繁荣，而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经常纷争不断。这种现象使很多人认为，西方先进文明，其他地方落后混乱，甚至老是成为动乱的发源地。然而，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危机或悲剧爆发的地方的导火索或火药桶，几乎都是当年西方埋下的祸根。西方大国当年在全世界使用武力疯狂地掠夺，他们一扭屁股走了之后，给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些后遗症几乎无法解决，有些会因为西方继续推波助澜而日益加剧。
    先说欧洲。英国与爱尔兰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都是英国的大麻烦。爱尔兰共和军甚至被英国称为“恐怖组织”。宗教冲突和种族歧视是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根源。英国信仰新教，爱尔兰信仰天主教。欧洲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多次爆发残酷的战争，英国和爱尔兰便是这个冲突的缩影。这个冲突加剧还有其他的原因：一是英国人对于爱尔兰人的种族歧视，二是英国占领了爱尔兰的部分领土。英国人被迫让爱尔兰独立后，北爱尔兰还在英国的版图中。这个冲突未来会不会得到解决，关键在于英国是否会改变自己的傲慢。
    西班牙巴斯克分离组织（简称“埃塔”），是欧洲主要的“恐怖组织”之一。这同样是欧洲人自己种下的祸根。位于西班牙北部和法国南部的巴斯克人，总人口200多万，他们有自己的语言，长期生活在山区，连当年罗马帝国都未能将其征服。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巴斯克人完全有理由要求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但是，西班牙和法国怎么会允许它独立呢？因此，引发了长期残酷的冲突。虽然近几年巴斯克分离组织的头目纷纷被捕，但是，能否彻底消除动荡局面依然是一个问号。
    非洲地区以前比较惹眼的动乱地是南非。南非的问题完全是西方种族主义造成的恶果。直到曼德拉当选总统，动乱才在表面上得到缓解。但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南非依然是社会治安最差的地区之一。
    近几年爆发的索马里冲突，也是西方制造的恶果。索马里大多数人口信奉伊斯兰教，西方人到来后，将基督教带到当地。但信奉基督教的人口始终是少数。西方人离开后，扶植了一个基督教政府，这个政府在索马里缺乏威信，伊斯兰教统治着大片地区（制定税收，组建军队）。西方国家不愿按民主方式建立符合民意的索马里政权，支持偏居一隅的亲西方的基督教政府，由此，双方冲突不断。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同样是西方人制造的。卢旺达曾经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以前这里生活着不同的非洲部落，分分合合很正常。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统治者在卢旺达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极为荒唐地把卢旺达人强行分成两个民族，拥有10头奶牛以上的称为“图西族”，这些人构成一个高等、文明、有着北方血缘的“含米特”（高加索白种人的后裔）贵族；而那些拥有10头奶牛以下的人被定为“胡图族”，他们被认为是低等、原始的人种。比利时人当时甚至用头盖骨的尺寸具体证明了这两个种族的优劣。不幸的是，很多卢旺达人也相信了这种荒唐的理论。
    比利时统治期间，一段时期内利用占人口14%的图西族统治胡图族，一段时期内又利用占人口85%的胡图族制约图西族，挑拨离间，自己坐收渔利。比利时人走了之后，两个民族很快发生激烈的冲突。按照联合国规定，维和部队不能由原宗主国派驻，但是，由于当时西方大国都在关注科索沃，没人理会小小的卢旺达，于是，违背原则地让比利时派出一支维和部队。该部队立即成为当地武装势力发泄仇恨的目标。几名士兵被杀之后，比利时军人只好蜷缩在军营里自保。卢旺达种族冲突彻底失控，3个月内，仅有800万人口的国家，100万人被杀害，200万人沦落为难民。
    亚洲地区也有几个火药桶。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是全世界第一个采取人体炸弹自杀袭击的组织。他们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暗杀行为，例如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泰米尔组织长期针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武装对抗行为，实际上也是英国殖民者种下的祸根。斯里兰卡主要人口是信奉佛教的僧伽罗人，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主要居住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的印度南部。以前，少量泰米尔人来到斯里兰卡，集中居住在斯里兰卡的北部。英国人统治期间，为了发展种植园经济，从印度南部招募了上百万泰米尔劳工，从而改变了斯里兰卡的人口结构。虽然泰米尔人在斯里兰卡依然是少数民族，但英国统治者给予泰米尔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机会，使其在政府机关、自由职业和大学中的比例超过了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而且，集中在种植园就业的泰米尔人形成一个近乎独立的王国。致命的是，斯里兰卡除了种植园经济，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人口众多的本地民族僧伽罗人普遍处于贫困之中。英国人一手制造了斯里兰卡的种族对立。英国人离开后，斯里兰卡政权落入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手中，僧伽罗人的政权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泰米尔人的政策和法律，冲突由此越演越烈。有意思的是，泰米尔猛虎组织诞生于伦敦。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同样是英国人的杰作。英国统治印度时期，以甘地为首的国大党要求印度独立，提出不同民族和宗教同处一个国家，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为了削弱国大党日益强大的影响，英国人挑唆真纳成立了穆斯林联盟，由此造成国大党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进攻印度，英国要求国大党协助盟军与日本人作战，国大党则提出首先让印度独立的条件，傲慢的英国人当然不能同意。
    战争结束后，英国末任总督蒙巴顿被限令在截止日期前解决印度问题。蒙巴顿开始企图折中，既不分裂，也不统一，搞成一个中央、地方分权的联邦。支持英军抗日的穆斯林联盟拒不同意，为了还人情，同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蒙巴顿最终同意分治。穆斯林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要求分治呢？因为殖民统治者英国人没有一碗水端平，他们按照殖民者的习惯做法，总是在殖民地挑拨离间，分而治之，造成穆斯林地位低下，普遍贫困，与印度教人群相比，虽然同样都是被奴役，但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多。如果英国人早一点让印度独立，凭着甘地崇高的威望，印度也许不至于分裂，至少不会造成巨大的仇恨。
    划定分治区域或者说国界，造成巨大的灾难。分财产，分武器，对立情绪日益严重，50~100万人在冲突中死亡，约1500万民众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一个印度教激进青年枪杀了呼吁统一的甘地。
    锡克教既不属于印度教，也不属于伊斯兰教，便要求独立，但没有被接受，从此埋下冲突的种子。后来，锡克教人暗杀了女总理英吉拉甘地。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印度某些省份由莫卧儿王朝的后裔藩王统治，也称土邦。土邦对英国宣誓效忠。分治方案确立后，英国规定土邦必须签订归属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协议，英国人简单化的做法再次造成巨大的隐患，藩王一个人的意愿能否代表土邦区域内所有人的意愿？克什米尔藩王开始不愿意归属任何一方，也要求独立。经过英国人从中斡旋，最后，克什米尔藩王愿意归属印度，但是，巴基斯坦不答应，因为那里的居民80%是穆斯林。于是，克什米尔成为印巴冲突的最前线，至今依然地位未定。
    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英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而印度、孟加拉以及巴基斯坦的百姓，除了继续忍受贫困之外，还时时处于英国殖民者留下的仇恨阴影之中。这些难以化解的国仇家恨和民族矛盾，还将长期困扰那里的人民，阻碍他们的发展。
    如今，印巴都拥有了核武器，世界该喜还是忧？当我们看到英国富丽堂皇的王宫，雄伟的教堂，优良的城市设施，谁又会想到，在那些建筑的下面，埋藏着多少殖民地百姓的血泪？没有印巴的苦难，会有英国的今天吗？如今，有个英国人拍摄了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用印度人的贫穷来赚钱，却没有打算实实在在地回报印度。历史真的就应该被彻底忘记？
    当一些中国人强烈向往英国制度的时候，是否有想过，中国的“印度”在哪里？日本人曾经学习英国，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印度”，中国人死也不答应。难道中国要像英国一样，寻找一个可以被中国奴役的地方？空洞的理论产生不了“英国王冠上的明珠”，华而不实的理论造就不了像英国一样的富裕。英国不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中国只能自己寻找方向。
    在亚洲的另一个角落，英国人的不负责任，加上美国人的偏袒，造成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剧烈冲突。巴以冲突实际上是西方为了向犹太人赎罪而慷他人之慨，是用伤害他人的方式，转嫁欧洲因长期迫害犹太人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在我看来，再过100年，冲突都难以消除。
    此外，东南亚地区经常发生华人被虐待的事情，原因大致类似于斯里兰卡和印度的情况。当年，欧洲殖民者为了获得素质较高的种植园工人，到中国鼓动移民，甚至大量走私人口。华人虽然人数较少，但文化素质较高，殖民者为了自己的统治，经常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导致对华人的歧视。在殖民地结束之后，这类歧视长久都无法消除。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个影响当今世界的和约，如《凡尔赛和约》、《巴黎和约》、《开罗宣言》、《雅尔塔公约》、《旧金山条约》等等，都是由少数西方大国制定的（蒋介石参加的《开罗宣言》是个例外）。它们在制定这些重要条约时，对待西方国家自然周到一些，对待非西方国家，完全是想当然地简单化处理，这种无所谓的、不以为然的、轻视的甚至是故意的态度，留给世界各地的是大量灾难的根源和长久的危机。西方强国在世界各地为非作歹一番，现在大多回到自己家里，用抢来的财富，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富丽堂皇，却把一切麻烦留给被他们欺负的人，而且还说那些“落后”的民族素质太差。这样的强国就算被粉饰成榜样，也是不能复制的榜样。
    中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后，西方国家某些人居然不知羞耻地说，中国正在做着同他们当年一样的事情。如果西方的这种说法是对的，是不是承认他们当年的做法是错的？如果西方承认当年错了，我们又为何要相信他们永远正确？又为何还要以他们为榜样？如果西方依然永远正确，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在非洲像他们当年一样？更何况，中国在非洲一贯的所作所为，比当年西方人在非洲的行为要高尚得多。
    至少在非洲，我们可以说中国反倒是西方的榜样。
    （《环球视野》2010年8月26日第305期，摘自《中国没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