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是伟大俄国的建设者
作者：李瑞琴 编译 文章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动态》 2007年第67期
编者按 读者推荐上个世纪70年代出生的俄一位青年学者写的这篇文章。2007年11月7日，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相继刊登关于十月革命90周年的消息，《苏维埃俄罗斯报》不仅刊登了许多纪念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活动，还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布尔什维克是伟大俄国的建设者》。作者鲁斯捷姆•瓦希托夫是俄罗斯《哲学思想》巴什基尔分部总编，出生于1970年10月，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既有生长在苏联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朴素感情，又有经历苏联剧变后对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的理性审视。作为哲学科学研究工作者，他从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角度理性思考和分析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对苏联剧变和未来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感悟和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苏维埃俄罗斯报》作为俄共和俄罗斯左翼的重要媒体，在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的重要日子，刊登70年代出生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文章深有寓意。
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
11月7日，伟大十月革命这一天——这是我深深的信念，这是真正爱国者的节日。它绝不仅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任何热爱伟大俄罗斯，以它的辽阔、历史和成就而自豪，坚信它有伟大未来的人的节日。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苏联时期度过的，清楚地记得这个节日意味着什么。那时，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红场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威武的军队从列宁墓旁经过，苏联的领袖们伫立在看台上，数百万苏联人民怀着极度喜阅之情进行庆祝游行。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在电视机前，看到了隆隆驶过、能够保卫国家安全的优质坦克、军用汽车、运输火箭的牵引车等各种军事装备，士兵们的脸庞呈现着坚毅与顽强，斜挎着自动枪行进在队伍中……参加游行和电视机前的人们无不热泪盈眶。这是真正的军事威力，真正的伟大强国。这给予在大洋彼岸，幻想榨取人类血汗的贪婪财阀以强大的威慑，表现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和保卫者形象，提供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民主和现代化制度的成功范例。
那种自豪感无法表达，那是真正伟大强国的爱国主义情感。〖1917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对于我，就是苏联的诞日，伟大俄国的新生，具有新的历史阶段的特点，它不是愚昧落后的，而是拥有宇宙飞船和核武器的新时代。
二、对建立苏维埃联邦国家必然性的历史回顾
理解1917年~1921年的历史，充分认识布尔什维克是伟大强国的建设者，必须站在开辟历史道路的高度。苏维埃俄国不是对沙皇俄国的简单继承，而是全方位的超越，是新道路的开辟。苏维埃俄国从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它的巨大热情和力量，显示出它超出世界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甚至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也由衷地这样认为，他曾在“给苏联领袖的信”中谈到，苏维埃外交从“这些软弱性（沙皇帝国的软弱性）中解放出来了”。苏维埃外交善于争取和获得，善于根据实际提出要求，这些无论何时沙皇俄国都不具备。苏维埃国家以其现实成就就能被看作是辉煌的，受到巨大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并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令世界震撼。
苏联政治成就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反苏维埃分子和许多革命前的旧势力残余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阻挠！过渡政权后的苏维埃共和国，由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建立，其势力范围主要在俄罗斯中心区域。十月武装起义只是夺取单个城市的革命，几乎没有影响到那些广大俄国的区域。乌克兰、白俄罗斯、吐库曼斯坦、高加索是独立国家，俄罗斯南部、西伯利亚和远东也没有归属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权。1921年，三年卫国战争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的俄国领土除波罗的海沿岸、芬兰、波兰、比萨拉比亚地区和西乌克兰外，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政治天才和直觉。尤其是他们善于精湛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运用两个新举措——人民群众合乎实际的创造——苏维埃和联邦制。关于苏维埃制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从未说过。
苏维埃激发起人民对生活和社会建设的巨大热情。布尔什维克及时看到俄国革命阶级具有农民的心理特点，即使他们是战士和工人。苏维埃制度同俄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相一致的地方，它像是俄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村社大会，这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要比西方议会制更亲近，更好理解。对此，苏维埃的反对者也坦陈，他们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地追随西方政治模式，不理解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甚至认为并不需要了解他们的思想。
建立联邦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现在还有所谓的爱国者认为，从单一的国家过渡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组成的联邦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在完整的俄国安置了“定时炸弹”。实际上一切正好相反，正是实行了联邦制才保全了俄国。1917年~1920年，政治分离主义与国外一些反动派别相勾结，已经开始从境外进行破坏国家的活动，民族分离主义也在1917年2月临时政府时期蠢蠢欲动。当时，芬兰和波兰开始分离，乌克兰的分离也在进行中。掩盖和驱散这些民族主义情绪是不可能的，只能考虑到这些情况并与他们谋取一定的妥协，妥协的方法就是实行联邦制。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时期，也自发地形成了中心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巴什基尔共和国首先和人民委员会列宁相互签署了协议），为实行联邦制奠定了一定基础。在那种情况下，惟一的可能就是保存大俄罗斯的政治空间。而白卫军到最后都不愿意和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谋取妥协，不明白早先俄国的设想已经不可能，需要寻找另外的更加灵活的强国形式。
布尔什维克是最具远见和洞察力的爱国者，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分寸感，没有这些就不能成为强国建设者。他们为了祖国的利益，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提出政治和军事的强大比思想分歧更重要。
在实际工作中，红军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沙俄军官和各界人士，让他们加入红军，为祖国母亲服务。1920年，沙皇总参谋部最高官员、一战英雄布鲁西洛夫将军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还有很多沙皇士兵也参加了红军。同年，高尔察克政权中的立宪民主党人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也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承认布尔什维克是保卫独立的俄国不受协约国侵略的力量，维护了俄罗斯人民和俄国其他民族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在《为了俄国而斗争》（1920）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善于在严酷和杂乱无章的条件下开辟革命的春天，而且是以独特的国家形式统一了俄国。统一的俄国国际声望明显上升，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有益作用。Н.В.乌斯特里亚洛夫的思想在布拉格俄国侨民中找到了志同道合者，他们出版了文集《路标转换》，号召俄国侨民返回苏联，建设新国家。
在《路标转换》的首篇文章里，前立宪民主党领导人Ю.В.克留奇尼科夫号召俄国知识分子和在国外的白卫军残余，要接受俄国革命的事实，承认它具有民族的、俄国的特点，要“结束干涉祖国和俄罗斯人民为了更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这个号召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仅仅在1921年，从境外返回的俄国侨民就有121843人。号召也鼓舞了路标转换派，他们在新国家中成了“专家”——工程师、医生、大中学校教师。由于全国各界人士的努力，在战争中遭受浩劫的国家已经最快地进入了正常、和平的轨道。
三、建设伟大俄国的思想在实践中形成
有种情况必须要注意，起初，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提出建设伟大俄国的设想。布尔什维克一直认为俄国革命属于全欧洲革命的一部分，而欧洲也是把俄国作为落后国家来认识，就像对待落后的亚洲殖民地那样。但布尔什维克从没有丧失确定的民族自豪感，在“关于大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一文中，列宁认为，自豪感的存在不是因为强大的国家，而是因为伟大的解放和革命运动。因此，到1917年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坚定地站在拥护民族权利的立场上，在充分的自决和其目的上，与边疆民族解放运动者完全相一致，他们梦想为自己在俄罗斯统治下的人民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1917年，布尔什维克发出从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号召时，也还没有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强国的理论。列宁说，俄国只是处于世界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向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过渡后，未来的革命还将在德国、法国、英国，最后是美国爆发。这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论断，西方工业强国如英国、美国和法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在《局外人的意见》（1917）中，列宁记录了武装起义的详细计划，并发出这样的号召：“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二、三天的斗争。” 1920年，列宁还相信世界革命已经越来越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中声明，“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国家了，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列宁在《政论家札记》（1922）中写道：“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上述说明，在1917年~1921年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趋向于用新的国家方式——苏维埃联盟统一俄国，在许多时候是由于新的国家形式对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战略基地意义。来自苏维埃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能够注入欧洲的工人运动，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保卫了俄国，抗击了英、法、美的干涉，不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原则上的爱国主义和对西方扩张主义的仇恨，而是因为这个扩张主义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而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当对世界革命的展望越来越变成幻想，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和严峻时，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不自觉地转向置国家利益于一切之上的俄国爱国主义者。这时，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夺回俄国，我们应该现在管理俄国。
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回顾1917年十月革命时俄国的历史背景，可以有助于理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关于这个问题，俄国的欧亚思想家指出了一些客观原因。我们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情况，地理条件上明显区别于欧洲和亚洲，民族文化和政治传统上却同时具备欧洲和亚洲的特点，虽然在宗教上有所区别。终究我们的人民已经有上千年紧密联系的共同历史命运，如此相互理解、兄弟般居住在一起，只存在于欧亚人民中。但是，客观条件本身并不能保证设想的实现，许多事物依赖于行动着的历史主体的能力和动力。在有利的情况下，消极思想、不理智情绪和教条主义也会妨碍和滥用有利局势，而在看似不利的情况下，目标也有可能实现。二月革命的活动家和白党也是在同样俄国文明的条件下，有着很有利的一体化趋势和人民和睦共处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最终掌握国家政权的不是他们，尽管这始终是他们的目标。布尔什维克最早并没有按照夺取政权设计自己的纲领和积蓄政治局势，是时代造就了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
第一，布尔什维克有列宁。任何人甚至是最天才的历史活动家都不是造物主，能够按照个人意志操纵历史过程。历史具有规律性，不可漠视。尽管历史并不显现类似于自然界宇宙世界的生动和规则的路线特征，但是能够表现趋势特征。这种趋势特征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确定的变量。在这个自由的历史“空间”，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天才能力。列宁是天才的政治家，甚至他的敌人也不否认这一点。列宁拥有敏锐的直觉和高超的才能，从不教条主义地对待事物，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当需要进行妥协时，他善于和任何人包括同他观点不一致的人协商工作，善于把战略上的坚定性同战术上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当时俄国政治家中，没有谁能和他相媲美，就是今天也没有。除此之外，列宁还善于组织、建设和创造。当俄国受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威胁时，列宁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努力，为俄国培养了最有纪律的共产主义者。他用结束君主专制的方法结束了混乱的俄国。
第二，布尔什维克党拥有自己独有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品格。1917年的俄国，一切党派，从社会革命党人到无政府主义者，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强硬的军事力量，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和不容置疑的对国家的领导权。这不是偶然的，列宁还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强烈地捍卫章程的修订，认为据此党应该成为小范围的国家专政者。列宁那时已经预见到，当国家爆发革命和混乱肇端时，只有这样的党能够组织专政，没有专政，扼制这种混乱自发势力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顽强的政治意志和超凡的能力，连他们的敌人都承认，他们看见了列宁主义胜利的原因。例如，革命后已经移居国外的邓尼金写道：“除了布尔什维克外，全国没有一个有效行动的组织，有充分准备的现实力量，在沉重的遗产中能够提出自己的权利。”
第三，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赢得了广大人民，人民成为苏维埃最广大的拥护者。记得当时所有的党，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从立宪民主党到社会革命党成员都来自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是沙俄时期的产物，就像《路标转换》思想家的文章表现的一样，远离现实生活是他们的特点。他们总是停留在想入非非、抽象、幻想的思想中，虚无主义地对待权利和国家。当政权落入知识分子政治家的手中时，他们总是在党的会议、集会上夸夸其谈，在报纸和小册子上是天才的理论家，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为了恢复地区、城市和国家的正常生活最基本的和最需要的工作。而布尔什维克最先着手由人民制订工资水平，让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有机会进行思想辩论，尽管他们拙嘴笨舌、不那么老练，但具有健全的思想、政治意志和实践特点，善于行动。根据党纲的需要，布尔什维克发展党员不是在学生和教授之中，而主要是在工人和士兵中间进行，其中许多人昨天还是农民。从1917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成倍增加，多数来自于人民，他们成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并天生善于管理经济的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党内斗争取得胜利也不是偶然的。党内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表现出明显的落后于时代的沙皇时期知识分子的负面特点，没有英雄主义的气概，热情和信念都在理想中，不理解并且经常蔑视人民。在这个思想下，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是典型对立的双方。托洛茨基是卓越的评论家、演说家和活跃的政治家，拥有一定的组织才能，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知识分子，懂得欧洲几国语言，在巴黎、伦敦和在纽约都感觉自如。但他却是俄国的异己，不理解俄国，不特别喜欢俄国，只看到俄国的不足，认为俄国是个“不合规则的”专制国家。托洛茨基憎恨俄国农民是“保守的”、“反动的”力量。对于他来说，俄国只是通向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跳板。然而，斯大林是被人民接受的“自己的”、“亲爱的”人。1937年访问苏联的孚希特万格（Леон Фейхтвангер德国作家）在自己的《1937年的莫斯科》一书中写道：斯大林真正来自人民，他是农村鞋匠的儿子，一直保持着和工人农民的联系，他是说着人民语言的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这完全是评论员客观的判断。我们相信，书的作者远不是为斯大林作辩护，而是有着与为祖国伟大成就自豪的苏维埃人民的同样感受。
斯大林战胜了托洛茨基，因此是人民的、俄国的领袖，而不是欧洲和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成为鲜活的、丰富的和具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领袖。来自世界革命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中变成了俄国的强国思想，新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
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意义
今天，所谓白色或右翼爱国者、民族自由主义者责备布尔什维克喜欢重复斯托雷平（П.А. Столыпина）的话：“你们需要巨大的震动，我们需要强大的俄国。”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上说的这些话，主要针对那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者，针对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确，那些人在几年后，在1917年2月推动了俄国的震动，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杜马里还没有那样多的人。但是， “历史精神”的讽刺恰好在于，是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议会和西方政治家平庸的委员会导致了俄国的绝望状态，这已经成为巨大震动的结果。一点儿也不错，这是真正的生活辩证法，强大俄国发生了毁灭，其摧毁者成为其建设者。这样的辩证法不仅出现在政治家那里，而且到处都是：发展经过对立面的转化，通过死亡和再生。像黑格尔写的那样，在土地上播下种子，需要结束种子的形式，像种子死亡那样变为某种另外的形式——禾苗，对立面的形成是为了在穗中生存，出现新种子。而在1917年~1922年，俄国应该死亡以便激发布尔什维克政治意志生命，复兴比从前更伟大和强大的国家。
因此，今天任何爱国者，不必是共产党员或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仅从最简单的意义上，也承认伟大十月革命的节日，因为十月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是新的伟大俄罗斯强国的序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