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话重提：知识分子的责任
---用特权挑战国家
诺姆·乔姆斯基 著 吴万伟 译
因为我们常常不能亲眼目睹所发生的事，稍微远一些的东西就可能被完全遮蔽或许并不太令人惊讶。我们刚刚见证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奥巴马总统在五月一日派遣79名突击队员进入巴基斯坦去执行显然是精心准备的暗杀行动，目标就是9-11恐怖袭击的头号嫌疑犯本·拉丹（Osama bin Laden）。虽然行动目标没有武装也没有得到保护，很容易逮捕，但他还是被轻易射杀了，尸体也被直接扔进大海。这次行动被自由派媒体认为是“正义的和必要的”。他没有得到像纳粹战犯那样的审判，海外司法当局注意到这个事实，它们虽然同意这次行动，但认为行动应该符合程序的要求。正如伊莱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提醒我们的，国际法禁止暗杀的情况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林肯的强烈谴责，他在1863年谴责暗杀是“国际不法行为”，是被“文明国家”视为“恐怖行径”的“暴行”，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报复”。
1967年，本人在写到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和歪曲时讨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这个术语借自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在二战后的一篇重要文章。在9-11袭击十周年来临之际，在人们普遍赞同美国暗杀首要嫌疑犯的情况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似乎是合适的时间。但在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之前，值得清楚说明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人。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概念是随着德雷福斯护卫者在1898年写的“知识分子宣言”流行起来，左拉（Emile Zola）为抗议而向法国总统写的公开信“我控诉”，信中既谴责了针对法国炮兵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叛国指控又谴责了军方后来掩盖真相的活动。德雷福斯事件的立场传达了知识分子依靠勇气和正直对抗权力，充当正义捍卫者的形象。不过，在当时，他们可根本没有被这么看待。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写到，德雷福斯护卫者是受教育阶级的少数人，他们遭到知识界主流尤其是受到强烈反对德雷福斯的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里流芳千古者的严厉谴责。对小说家、政客、反德雷福斯的领袖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来说，德雷福斯护卫者是“大学讲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另外一位流芳千古者费迪南·布吕纳（Ferdinand Brunetière）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代表了“我们时代最荒谬的怪诞之一，我的意思是把作家、科学家、教授、文学家提升到超人地位的矫揉造作，”他们敢于“把将军当作白痴，把社会制度视为荒谬，把传统看作病态。”
那么，什么人是知识分子呢？左拉（因为涉嫌诽谤而被判入狱，后来逃亡国外）激励的少数人吗？还是学术界的流芳千古者？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回荡，今天提供了一个决定“知识分子责任”的框架。该术语模糊不清：它指知识分子作为有一定地位的体面人使用特权和地位推动自由、正义、慈善、和平和其他情感关怀等事业的道德责任？还是指他们被期待发挥的作用，为领袖和现有制度服务而不是贬损他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了一个答案，当时战争各方的著名知识分子都热情地站在自己国家一边。
在“93位德国知识分子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中，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的领袖人物呼吁西方“对我们应该有信心。相信我们会作为文明国家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对我们来说，歌德、贝多芬和康德的遗产就像自己的心灵和家园一样神圣。”战争另一方的知识分子同行为神圣事业奋斗的热情同样高昂，但已经不仅仅是自我谄媚了。他们在《新共和》上宣称“战争的有效和决定性的工作一直是由一个阶级来完成的，这个阶级肯定被全面地理解但松散地描述为“知识分子”。这些进步人士相信他们能够确保美国“在经过了社会中最有思想的人最认真的深思熟虑并做出道德审判之后”才进入战争。实际上，他们是英国情报部胡编乱造的受害者。该情报部秘密寻求“指导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思想”，尤其是美国进步知识人士的思想，这些人将帮助把一个和平国家拉进战争的狂热中。
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战争造成的“心理和教育上的重大影响”印象深刻，它证明了人们---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中的智者”能够“理解人类事务并有意识地聪明地管理它们”以便达成所追求的高尚目标。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条线亦步亦趋。著名的人物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像左拉一样被判入狱。德布斯因为质疑威尔逊总统的“民主和人权战争”而受到严厉的惩罚，被判处十年徒刑。战争结束后，威尔逊总统拒绝赦免他，虽然最后哈定总统宽容了他。有些人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虽然遭到严厉谴责但没有受到惩罚；凡勃伦因为起草了一份报告而遭到食品管理局的辞退，报告显示农场劳动力的缺乏的问题可以通过终止威尔逊残酷虐待劳工尤其是世界国际工人协会的做法而得到解决。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因为批评“仁慈的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及其高尚的事业之后被进步杂志开除。
知识分子受到称赞和惩罚的模式在历史上一直都不稀罕：那些站在服务国家一边的人往往受到知识界的普遍赞美，而那些拒绝站在服务国家一边的人则受到惩罚。因此，威尔逊总统和为他提供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受到高度称赞，但德布斯没有。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遭到杀害，而且很少被知识界主流看作英雄。罗素即使在死后还持续受到严厉谴责，即使在当今的传记里，依然如此。
因为权力往往占上风，为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往往被视为有责任心的人。
1970年代，著名学者更明确地区分了两种知识分子。1975年的著作《民主的危机》为布吕纳的荒谬的怪异者贴上了“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标签。他们向民主政府提出挑战，这些挑战与在过去的贵族集团、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提出的挑战至少同样严重。”除了其他不良行为之外，这些危险人物“一心一意诋毁领导，挑战权威”，挑战负责“为年轻人灌输思想”的机构，有些人如伦道夫·伯恩甚至堕落为质疑战争目的崇高性的深渊。申斥这些质疑权威和现有秩序的坏蛋的人是自由派的国际主义者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十四个国家的民间组织）学者，卡特政府的多数成员就是来自从这个群体。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共和》的进步人士，《民主的危机》的作者把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布吕纳的荒谬的怪异者扩展到了一些好人：“技术官僚和政策研究的知识分子”，在现有体制中投身于影响政策的建设性工作，并确保对年轻人的思想灌输按正确轨道行驶的认真和严肃的思想家。
杜威只花了几年时间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认真负责的技术官僚和政策研究型知识分子变成了大学讲台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谴责“不自由的媒体”，并质疑“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大规模的真正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责任到底能走多远”。
特别让三边委员会学者苦恼的是1960年代动荡时期的“过分的民主”，当时人口中通常比较消极和冷漠的人也参与政治活动，并表达他们的关心了：少数民族、女性、年轻人、老年人、工人，总之是有时候被称为“特殊利益团体”的人。他们不同于亚当·斯密所说的作为政府政策“主要设计师”，追求“可耻格言”：“一切都为我们自己，根本不考虑别人”的“人类主人”。三边委员会学者的著作不探索也不讨论政治领域的主人的角色，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主人代表了“国家利益”，就像那些自称带领国家进入战争是“在经过了社会中最有思想的人最认真的深思熟虑并做出道德审判之后”的进步人士。
为了克服特殊利益集团强加在国家上的过重负担，三边委员会成员呼吁“温和民主”，即低劣者返回政治消极状态，甚至回到“杜鲁门能够在与华尔街少数律师和银行家合作管理这个国家”的美好时光。那样，民主就繁荣昌盛。
其实，三边分子本来可以宣称要坚持宪法的最初意图，它“本来就是旨在抗衡当时民主趋势”的贵族文件，如果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准确用语就是，通过把权力交给人民中“更好的人”而限制“那些既不富裕出身也不高贵的人拥有政治权力”。但是，作为对麦迪逊的辩护，我们应该承认他具有前资本家时代的心态。在决定权力应该落在掌握“国家财富”的人手中时，他设想的“一群更有才干的人”是想象中的罗马世界的“开明政治家”和“仁慈哲学家”模式。他们“纯粹和高贵”，是“具有智慧、爱国心、财富、独立背景”的人，“他们的智慧能最好地辨认出国家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爱国心和对正义的热爱最不容易被暂时的片面的考虑所牺牲。”所以，这些具有良好天赋的人应该“提炼和扩展公共观点，”防止公共利益免受民主多数的“危害”。同样道理，威尔逊式的进步知识分子或许在行为科学的发现中得到安慰，1939年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解释说：
在智慧和善待同胞等道德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相关关系，这是人类的福气。因此，在能力上比我们优越的人也往往是我们的恩人，我们的利益委托给他们管理在通常情况下比交给我们自己更安全。
这个主张给人安慰，虽然有些人可能觉得亚当·斯密的眼光更犀利。
因为权力往往占上风，为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有责任心，而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则遭到排斥或打压。在国内确实如此。
至于敌人，两类知识分子的区分依然存在，但价值正好相反。在前苏联，以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分子被尊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而我们对那些政府官僚、人民委员和研究政策的知识分子则只有蔑视。在伊朗，我们同样尊重那些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但谴责那些为执政当局辩护的人。在其他地方也多数如此。
使用可敬的词语“持不同政见者”是有选择性的，当然，它不被当作褒义词用来指国内的以价值为基础的知识分子，或用在那些与美国支持的国外独裁者斗争的人。就拿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有趣例子来说，他在2008年才从美国官方的恐怖分子名单上删掉，现在可以在没有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到美国旅行。
20年前，按照五角大楼的报告，他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组织”之一的头目，是罪犯。这就是为什么里根总统不得不支持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权，违反国会实施制裁的规定扩大与南非的贸易，支持南非劫掠邻国。按照联合国的研究，它造成了150万人死亡。那只是里根宣称的打击“现代瘟疫”或者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说的“当今时代的野蛮行径”的反恐战争的一个场景。我们或许还可以补充中美洲数以万计的尸体和中东更多万人的伤亡等罪行。难怪里根这个伟大的沟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被胡佛研究所的学者称赞为巨人，“他的精神似乎跨越整个国家，像一个温暖和友好的神灵看着我们”，最近，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前还设立了一座雕像来纪念他。
令三边学者特别苦恼的是1960年代的“过分的民主”。
拉丁美洲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那些在拉美呼吁实现自由和正义的人不会被承认是可敬的持不同政见者。比如，在柏林墙倒塌一周之后，拉美六名知识分子领袖和耶稣会牧师都在萨尔瓦多高层的直接命令下被砍头。刽子手是华盛顿武装和训练出来的精英部队，他们已经犯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恐怖罪行。他们刚刚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肯尼迪联合特种作战指挥部接受重新培训后返回国内。那些遭到谋杀的牧师并没有被当作可敬的持不同政见者来纪念，这个半球像其他异议者也没有。可敬的持不同政见者只被用来指东欧那些敌国的争取自由的人士。他们当然受苦了，但并不比拉美的同行受苦更多。
这种差别值得深入探索，它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责任”这个术语和我们自己的含义的很多内容。正如约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在最近出版的剑桥大学《冷战史》写的，从1960年到“1990年苏联垮台，拉丁美洲的政治犯、虐待的受害者以及被处决的非暴力政治异议者的数量远远超过苏联和东欧卫星国，”这一点并不引起争议。在被处决的人中有很多是宗教殉道者，也有很多是遭到集体屠杀的，这些都是华盛顿引起或者提供支持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呢？有人可能指出，东欧发生的事比我们控制的南方的命运意义更大。看到有人说出这种论证会感到非常有趣。也可以看到解释我们为什么应该忽略基本的道德原则的论证，其中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人民的苦难和当权者的罪行，真的关心正义和权利，我们将专注于能做最大的善的努力，典型的情况是我们应该为发生的一切分担责任。要求敌人遵从这样的原则并没有任何困难。
我们很少人关心或应该关心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或伊朗女作家阿卜迪（Shirin Ebadi）有关美国和以色列的罪行的言论，我们敬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内的言行。这些结论对那些生活在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社会中的人来说更准确，因此他们有更多机会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有趣的是，在最受尊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其行为往往与基本道德要求正好相反。
但是，让我们适应并只关注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从1960年到1990年美国在拉美卷入的战争，除了恐怖血腥之外，还有长期的历史意义。只考虑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对教会的战争，目的就是要摧毁1962年梵蒂冈第二此大公会议宣称的异教徒，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领导下，如果用著名的神学家汉斯·昆（Hans Küng）的话说，就是“开创了天主教会历史的新局面”，恢复了在4世纪时就一直被冷落的福音教导。康斯坦丁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确立了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宗教的地位，开创了从“受迫害的教会”转向“迫害他人的教会”的“革命”。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异教徒被采取“穷人的优先选择”的拉美主教所接受。牧师、尼姑和老百姓把福音中与生俱来的和平主义信息带给穷人，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改变他们在美国权力主导下的悲惨命运。
就在同一年即1962年，肯尼迪总统做出了几个关键的决定。其中一个是把拉美的军事使命从“半球防御”（来自二战的无政府主义）转向“国内安全”，实际上就是针对国民的战争，如果他们敢抬头的话。领导美国的反叛乱斗争和制订从1961年到1966年国内防御计划的查理斯·米其林（Charles Maechling）描述1962年决定的并不令人吃惊的后果是一种转变，从对“拉美军方的贪婪和残忍”的宽容转向美国支持“像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一样的灭绝营”，从而成为他们罪行的“直接帮凶”。其中一个主要的倡议是华盛顿策划的巴西军事政变，在肯尼迪被暗杀后不久实施，导致了野蛮和残酷的国家安全体制。镇压的传染病迅速蔓延到整个半球，包括确立了皮诺切特独裁政权的1973年政变，后来是最邪恶的阿根廷独裁者，这是里根政府的最爱。中美洲的转变出现在“温暖和友好之神”领导下的1980年代（不是第一次），现在里根仍然因为其成就而受人尊重。
就在柏林墙倒塌时耶稣会知识分子被杀是战胜异教徒的最后一击，高潮是萨尔瓦多十年的恐怖统治，开始于暗杀被称为“无声者的声音”的大主教奥斯卡·若梅若（Óscar Romero）。反教会战争的胜利者自豪地宣称他们的责任。以培训拉美刽子手著称的美国学校（后来被重新命名）宣称其“谈论的要点”之一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发起的解放神学“在美国军队的资助下被打败”。
实际上，1989年11月的暗杀几乎是最后的一击。还需要更多。
一年后，海地举行了它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华盛顿和其他国家一样预测他们看中的来自特权精英的候选人可以轻易取得胜利，但令他们惊讶的是，贫民窟和山区组织起来的民众却选择了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一个信仰解放神学的民粹派牧师。美国马上从支持民选政府的立场上转变，几个月后通过军事政变推翻了他，给予邪恶的军方及其精英支持者大量支持。违反国际制裁扩大与它的贸易，在克林顿时期进一步增加，总统还违抗自己说出的原则，授权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给屠杀成性的统治者供应石油。
我将略过此后的丢人行径，我会在其他地方详细论述。但是有一点，我想在这里提提。2004年，海地的两个传统虐待者法国和美国加上加拿大强行干预，他们绑架了阿里斯蒂德（他再次当选）总统，把他运出中美洲，他和他的政党实际上被禁止参加2010-11年的荒唐选举，这是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的恐怖历史的最近场景，但是这些罪行美国人很少知道，他们更愿意倾听美国人挽救人们摆脱可悲命运的故事。
陶醉在赞美声中是惬意的，抗议政府的敌人的暴行，但不会考虑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优先选择。
1962年肯尼迪做出的另一个重大选择是派遣由威廉·亚伯拉夫将军（General William Yarborough）领导的特别行动队到哥伦比亚，他建议哥伦比亚安全部队采取“准军事行动，即针对著名共产党支持者的骚扰和或恐怖行动”，这些行动“应该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哥伦比亚人权永久委员会可敬的主席和前外交部长阿尔弗雷德·瓦兹奇·卡里佐萨（Alfredo Vázquez Carrizosa）清楚说明了“共产党支持者”的意思，他写到肯尼迪政府“不辞劳苦把我们的正规军改造成反叛乱突击队，采取敢死队的新战略。”
开始了在拉美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体制，不是防御外部敌人而是让军方成为游戏主宰者的方法，正如巴西政权、阿根廷政权、乌拉圭政权、哥伦比亚政权明确说明的，国家有权利打败国内敌人。消灭社会工作者、工会分子、不支持现政府的男男女女和被认为是共产党极端分子的人等是正确的。这可以意味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权积极分子等任何人。
专门研究拉美人权的美国著名专家拉兹·舒尔茨（Lars Schoultz）在1980年的研究中发现，美国援助“倾向于大比例地流入到虐待国民的拉美政府，造成了这个半球相对来说更严重的人权侵犯。”这包括根本与需要无关的军事援助，卡特总统时期这种援助仍继续流入。自从里根政府时期，这种研究就一直很肤浅。在198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违犯者之一是萨尔瓦多，因而变成美国军援的主要受益者，后来它被该半球最糟糕的人权侵犯者的哥伦比亚取代。作为大赦国际的使命的一部分，我在2002年访问他时得知，瓦兹奇·卡里佐萨本人在波哥大（Bogotá）的住处受到严密保护。这次为期一年的活动主要是保护哥伦比亚的人权保护者和工会积极分子，大部分是国家恐怖活动的受害者：穷人和无助者。哥伦比亚的恐怖和虐待之外，还有打着反毒品战争的旗号的化学武器熏蒸剂的使用，造成大量人口从城市贫民窟逃离和幸存者的痛苦。哥伦比亚的总检察长办公室现在估计，超过14万人被准军事组织所杀，他们通常和美国支持的军方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屠杀的迹象到处都有。一年前，在哥伦比亚南部偏远村庄的一条几乎无法通行小路上，我的同伴和我看到一片坟墓，上面有许多简单的十字架标志着准军事组织对当地公交车袭击的遇难者。屠杀的报告非常生动，我们与幸存者的短时间交流了解到他们是我有幸遇到的最友好、最善良的人，这个画面更栩栩如生，因而更令人痛苦。
这是对美国人应该承担责任的可怕罪行的最简单描述，至少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减轻这种罪过。
但是更惬意的是陶醉在勇敢抗议政府敌人的暴行的赞美声中，这当然是良好的行动，但不会考虑认真承担起责任的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优先选择。
与敌国的受害者不同，国内的受害者不仅被忽略被很快忘记，而且被玩世不恭地侮辱。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萨尔瓦多的拉美知识分子被谋杀几个星期后。哈维尔（Vaclav Havel）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两院发表演讲。在痴迷的听众面前，哈维尔称赞华盛顿是“自由的捍卫者”，“他们理解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责任”，关键是不久前他们为残酷屠杀萨尔瓦多而承担的责任。
自由派知识分子阶级陶醉在他的赞美中。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装腔作势地说，哈维尔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浪漫的时代”。自由派其他著名评论者陶醉在哈维尔的“理想主义、他的讽刺和优雅”中，就在他“鼓吹个人责任的艰难主张”时，国会对他的天才和正直“显然既尊重又感到痛苦”，他们在询问为什么美国缺乏这么深刻的知识分子，缺少能以这种方式“提升道德到自我利益之上”的人，为散落在我们留下苦难的国家里的遭受虐待和屠杀的累累尸体而称赞我们。在苏联武装起来和培训出来的精英部队暗杀了哈维尔和他手下的一半人之后，如果被谋杀的耶稣会最著名知识分子埃拉库里亚（Father Ellacuría）在杜马（Duma）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等待人们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种表现是不可想象的。
暗杀本拉丹也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受到侮辱的受害者。有关这次行动有很多话要说，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包括华盛顿愿意面对一场重大战争的严肃风险，甚至可裂变材料泄露给圣战者的风险，但是让我们继续专注于为这次行动所挑选的名字“杰罗尼莫行动”（Operation Geronimo）。该名称引起墨西哥的愤怒，在美国出现了不同地方群体的抗议活动，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即奥巴马是把本拉丹当成了阿帕奇印第安人首领。杰罗尼莫领导了反对侵略者的顽强抵抗，侵略者试图让人民屈服于美洲土著人的不幸命运，如果用伟大战略家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话说，“我们用如此无情和邪恶的残酷手段消灭了他们，这是美国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作为这种命运的设计师，他是在为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负有责任的行为之后很久所说的话。这个随意挑选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用自己罪行的受害者的名字命名屠杀武器时的随心所欲：阿帕奇、黑鹰、夏延（Cheyenne）。如果纳粹德国空军（the Luftwaffe）把其战斗机命名为“犹太人”或者“吉普赛人”的话，我们或许做出不同反应。
第一次9-11袭击和第二次不同，它没有改变世界。基辛格说它“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后果。”
有时候，否认这些“严重罪行”是明目张胆的。只举几个最近的例子，两年前，在世界最著名的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刊物《纽约书评》上，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列举了他从“英勇的历史学家”埃德蒙德·摩根（Edmund Morgan）的著作中了解到的内容：即哥伦布和早期探险家到来时，他们“发现一个大洲一望无际，上面稀稀拉拉住着农耕者和狩猎者。在从热带雨林到北方冰天雪地的这个无边无际的天然世界，只有不足一百万居民。”这个数字少了数千万人，而这个“一望无际的地方”包括了该大洲上先进的文明。没有出现任何反应，四个月之后，编辑发布了更正声明，注意到当时在北美有1800多万居民，和没有提到的“从热带雨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数千万人。这些包括先进的文明和“毫无仁慈的残酷无情和背信弃义”在几十年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其重要性抵不上一个随口所出的词。一年后在《伦敦书评》上，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r）提到美国“对土著居民的虐待（mistreatment）”再次没有引发任何评论。如果敌人犯下了与此罪行相当的罪行，我们愿意接受这种用词吗？
如果知识分子的责任指的是他们作为具有社会地位的体面人的道德责任，使用其特权和地位推动自由、正义、仁慈、和平的事业，不仅说出敌人的暴行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出我们涉嫌其中的罪行或者我们本来可以减弱或消除的罪行，那么，我们该如何思考9-11袭击？
可以理解的是，人们普遍拥有9-11事件“改变世界”的观念。那天的事件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其中一个是导致布什总统重新宣布罗纳德·里根的反恐战争，第一次反恐战争实际上已经“消失”，如果借用我们最喜欢的拉美刽子手和虐待狂的说法，可能是因为其后果与我们更喜欢的自我形象不吻合。另外一个后果是入侵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实行的军事干预以及对伊朗（标准的说法是“任何选择都有可能”）的持久军事威胁。在任何一个维度，其代价都是巨大的。这说明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而且不止一次提问过了，那就是：有没有其他选择？
有些分析已经注意到本拉丹在反美斗争中赢得了几次重大胜利。记者埃里克·马格里斯（Eric Margolis）写到“他一次次地确认把美国从穆斯林世界赶出去并战胜其代理人的唯一方法把美国拉入到一系列小规模但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这些战争将最终让他们破产。”
布什和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先后迫不及待地跳入本拉丹布下的陷阱。怪异扩张的军事冒险和债务迷恋或许是那个自信能打败美国的人留下的最可怕遗产。
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院（Watson）的战争成本研究报告估计，最终的账单或许高达3.2-4万亿美元。这是本拉丹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华盛顿急于跳进本拉丹布下的陷阱再次变得很明显。从1996-1999年负责追踪本拉丹行踪的中情局高级分析师迈克尔·绍伊尔（Michael Scheuer）写到“本拉丹一直非常准确地告诉美国他发动针对我们的战争的理由。”基地组织的领袖绍伊尔继续说“那就是改变美国和西方针对穆斯林世界的政策。”
正如绍伊尔解释的，本拉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美国武装力量和政策已经完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激进化，而这是本拉丹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并取得部分成功但没有最终完成的任务。结果，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美国仍然是本拉丹唯一的不可缺少的盟友。”甚至在他死后，仍然如此。
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圣战者运动在9-11袭击后可能分裂和遭到削弱，因为在运动内部遭到严厉的批评。而且，正如正确指出的“反人类罪行”可能是作为犯罪来实现的，引起国际合作追捕嫌疑犯。这在袭击后得到普遍的承认，但这样的观点政府决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似乎没有人想到塔利班的试探性建议---对基地组织领导人实施司法审判，虽然我们不清楚这个建议的认真程度如何。
当时，我引用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的结论，9-11的恐怖罪行是在“邪恶和可怕的残忍”下完成的，这确实是个准确判断，犯罪行为本来可能更严重。假设被宾夕法尼亚的勇敢乘客击落的联合航空93号航班轰炸了白宫，把总统杀掉了将会怎样？假如犯罪分子计划或者确实进行军事独裁屠杀了数千人折磨了数万人呢？假如在犯罪分子支持下建立了新独裁政权，国际恐怖中心帮助在其他地方实施类似的恐怖和虐待体制，就像锦上添花一样，再招募一群经济学家---这些“坎大哈男孩”把经济迅速拉入到历史上最糟糕的衰退之中。那当然要比9-11袭击严重得多。
正如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不是思想实验。它确实发生了。当然，我指的是拉丁美洲所说的第一次“9-11”，即1973年的9月11日，美国成功地用军事政变推翻了智利的萨尔瓦多·阿兰德（Salvador Allende）民主政府，让皮诺切特将军的可怕政府上台。这个独裁政权延揽了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改造智利的经济。想想经济上的破坏、虐待和绑架，乘以25倍被杀害的人数得到人均数值，你将看到第一次9-11的破坏性有多么大。
特权产生机会，机会意味着责任。
若用尼克松政府的话说，推翻政权的目标是杀死可能鼓励所有“试图攻击我们的外国人”的“病毒”，这些人可能通过接管其资源和更笼统地追求一种华盛顿不喜欢的独立发展道路的政策而伤害我们。背景是尼克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如果美国不能控制拉美，就别指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实现成功的秩序”。正如亨利基辛格说的，华盛顿的“信用”将受到破坏。
和第二次不同，第一次9-11并没有改变世界。几天后基辛格向上司保证它“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后果”。如果从它在传统历史上的地位来看，他的话确实没有错，虽然幸存者或许对这次事件的看法不同。
这些没有多大后果的事件并不仅限于推翻智利民主政府的军事政变以及随后出现的恐怖故事。正如上文讨论过的，第一次9-11只不过是1962年肯尼迪政府把拉美军队的使命转向“国内安全”而开始的剧本的一个场景而已。此后的脱落也没有多大后果。这是当历史被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捍卫时产生的熟悉模式。
正统的知识分子，那些支持官方目标忽略官方罪行或为其辩护的人在社会中得到荣誉和特权似乎接近历史普遍性，而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受到这样那样的惩罚。这个模式可以追溯到最早的历史记录。是那个被指控腐化雅典年轻人的人被迫喝下毒药，正如德雷福斯护卫者被指控“腐化心灵，因而毒化整个社会”，而1960年代以价值为中心的知识分子被指控干涉“对年轻人的思想灌输”。
在希伯来的圣经中，有些人若按当今的标准看是异议者知识分子，在英语翻译中被称为“先知”。因为他们批判性的地缘政治分析，对当权者罪行的谴责，呼吁公平正义以及对穷人和受苦人的关怀而引起当局的极度恼怒。最邪恶的国王之一亚哈（King Ahab）谴责先知以利亚（Elijah）是以色列的憎恶者，是第一个“自我憎恨的犹太人”或现代意义上的“反美分子”。和当局的恭维者不同，这些先知受到严厉惩处，而那些谄媚者后来被谴责为伪先知。这个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这样，反而会令人吃惊了。
至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我觉得除了一些简单的真理外没有什么好说的。就这个术语的使用来看，知识分子通常是享受特权的，特权产生机会，而机会意味着责任。因此，一个人就有了多种选择。
译自：“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Redux”by Noam Chomsky
http://www.bostonreview.net/BR36.5/noam_chomsky_responsibility_of_intellectuals_redu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