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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他者的尊严

作者:张承志   来源:红色文化网  

 

  一个记者对我说:苏珊·桑塔格去世了,他们的报纸将有一些版面讨论这位人物,希望我参加。我本不喜欢加入这种事,何况我并不了解苏珊·桑塔格。我只读过她在9·11周年时对布什政策的一篇批评(《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加上这次读到的一篇她关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文章(《注目他人受刑》),我读过的她的著作,不过两篇短文。

  然而据说她被视为“美国的良心”,是美国保守派势力眼中的“挖自家墙角的人”——她的美国批评者形象大概是被确认了的,那么就很难得,就不是与我们无关。1995年元旦,我重读了她的两篇短文。

  读后沉吟,再看到她自称的“一个好战的(也被译成“愚蠢的”)唯美主义者”,我有了写几句读后感的愿望。

  1,

  在我们看来,如阿布格莱布的小小揭露提醒人们留意的、冰山潜在水下的部分,是更大也更卑鄙的十字军原教旨主义阴谋。

  使他们撕开了一切面具酷刑拷打,使他们气急败坏地急于摧毁的——是使他们在心理上深感自卑的穆斯林尊严。他们明白,他们永远都不能摧垮这种尊严,于是这些懦夫们就在监狱而不是在战场、用流氓手段而不是用常规军人手段,大逞淫威,发泄蓄积的阴暗。他们利用监狱——这取消了对手还击及自卫能力的恐怖场所——攻击穆斯林俘虏对不能暴露羞体的伊斯兰道德的恪守,向世界暗示他们发动战争的本意。

  而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显然和我们不同。她在《注目他人受刑》里这样讨论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中的阿布格莱布事件:

  “对于在一场确实推翻了现代社会一个恶魔独裁者的战争中看到一些合理性的那些人而言,确乎是“不公平”。一场战争,一次占领,无法避免是各种行动的复杂综合体。什么使其中一些成为代表性行动而不是其它那些?”

  我总担心译错了或者我理解错了。我不知她的言外之意,应该“成为代表性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是伟大美国民主对东方极权世界的解放呢?还是一种好莱坞雷锋般的美军形象?在批评虐囚的句里行间,明显地藏着认为美国对伊拉克侵略战争合理的基本立场。出言苛刻使我难过,但我必须说,不,这样的批判,远不够“唯美”的边缘。

  像她可能不愿接受我们上述的批判起点一样,我想,无论不是被“施刑”而是承受着新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的穆斯林世界,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与掠夺的全球化战略的进步人类,对苏珊·桑塔格的“一场确实推翻了现代社会一个恶魔独裁者的战争”的定义都不能苟同。而她用语坚决,她似乎觉得这是人之初、ABC。她没有警惕在强烈的自信之外,可能存在——他人的原则。

  同时我也想说,她又确实是美国战争罪行的批判者。毕竟她把虐待战俘的美国兵,与二战中的纳粹、更与十九世纪美国种族主义者相比较:

  “二战中的德军曾拍摄下他们在波兰和俄国所犯下的罪行,然而施刑者把自己置于受害者中间的快照却出奇的少,……如果说有什么能和这些照片(指美军在阿布格莱布拍摄的虐囚照片=引者)所传达的东西相提并论的话,那就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间被处以私刑的黑人受害者的照片。照片上的美国人,身后的树上吊着赤裸的黑人男人或女人的残肢,他们站在下面露齿微笑。” (《注目他人受刑》)

  这是勇敢的比较和批判。追溯贩卖和奴役黑奴的十九世纪、比较他们行为中的“法西斯”因素(黑体为作者所加),是分析迅速膨胀的新帝国主义威胁的重要视角。

  2001年5月,桑塔格在她赴耶路撒冷领取国际文学奖时,发表演说谴责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她指出,以色列正在对巴勒斯坦人“不合时宜地使用武力”,要求以色列人停止建设和拆除移民点。与她其它的批判言论一样,桑塔格虽然在具体的观点上还保持着与“他人”(这一次是巴勒斯坦人)的距离,但公开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支持的态度是一项知识分子的大是大非。我想说,她在那次领奖式上的表现,是她活动与著述最光辉的一瞬。

  除此之外,对布什的著名的“懦夫”用语,她在那样的美国话语环境中,逆着大规模杀伤性的舆论,无畏地说:“不能说这是对文明、自由和人性的攻击。这是对自称超级大国的攻击。……比起从无法反击的高空作战的美军,劫机者们不能称作懦夫。”

  ——只因桑塔格是这个思想世纪末的一位值得纪念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讨论时,才提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另一方、即他人的见解。其实一般是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的,不仅因为这种大多数人的观点今天被剥夺了话语权、而且因为它为避免招致危险的误解,正在实行缄默。

  2,

  一个语词的突击,赢得了人们的,至少是媒体世界的关注。苏珊·桑塔格最好的一个概念,就是她接受了“他人”的概念。我要说,这个提法并非她的首创,因为艰难发言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直如是说。

  自从以色列的持续压迫导致了巴勒斯坦前途的绝望、从这种绝望中直接爆发了9·11事件、而孕育已久的新帝国主义找到了大侵略的借口以来——每日每年,人们都注视着世界的肆虐,也可以称作施刑。

  而号称美国良心的苏珊·桑塔格,在9·11周年时(《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居然宣言这样的前提:

  “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有限度、集中的军事行动,不应解释为国内的‘战争时期。’”

  我弄不懂:难道,“美国良心”只是和杀人凶手玩一场挑词造句的游戏么?她难道真的不知道,这番话对阿布格莱布战俘、对全体伊拉克人、对十多亿人口的穆斯林、对发动大游行拦截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600座城市来说,也如抽在淋漓伤口上的一记鞭子,也是一场小小的施刑么?

  不仅这么一句。她对阿富汗战争的态度、她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都有这类不负责任的(但愿仅是不负责任)、令尊敬她的人瞠目的言论。

  我读出了一股熟悉的霸气。

  ——西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进步的或“左派”的知识分子的傲慢,也许已经是一个世纪的话题。

  病态的自信,使他们并不太掩饰这一点。有时他们比右派还令人苦恼,他们常常不仅惯于把观点强加于穷朋友们、而且大多很难伺候,失态时毫无教养。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左翼化的西方人是穷光蛋的最后救世主;如果浑身劣根性的穷朋友不领情,莫怪他们雷霆大作。他们并不多做思考,但不怵于随时发言。他们靠一种“预先的判断”读书、并判断一切政论以至文学和各种艺术——而不像我们一样,捧圣经般精读细品他们的大著。产生于我们这些乱哄哄国度的怯生生嗫嚅之声,包括理论精英的学舌、影视精英的灯笼、文学精英的撒娇——丝毫不给他们以认识论的压力。

  在他们的世界里,经常发生概念与语词的大战。静心潜学以后,人们渐渐理解了:熟悉和活用那个话语系统的语词是重要的。你不懂诸如“战争是一个隐喻”、“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你就不要幻想有谁理睬你的异议。我确实是他们话语体系的野蛮人。而周围的新朋旧友,却大都燕人学步,接轨了摩登的法则。为什么不呢?批判了而不犯忌,抗议了但很安全。渐渐地,正确的标准,不是与茫茫现实的依存程度,而是与西方话语的磨合程度。苏珊·桑塔格尽管常常撕破舆论的包装,但她更毅然捍卫着西方话语的堡垒。

  她表达了很大一批人(包括仰慕她的中国人)——那种与统治者的“有限不同”。他们总是忽略:在他们慈善的道德追问中,阿富汗、伊拉克、以后也许要依次加上伊朗、叙利亚、古巴、朝鲜的——做为发言者的缺席。他们虽然有过对无辜受难者的仗义执言,但更常常忘了:冤魂会反感用美国宪法掺合摄影新论的语言,对他们的流血进行释义!

  3,

  更艺术、更强烈的语言,却被人们,至少是掌握媒体的人们听而不闻。比如巴勒斯坦“投石的诉说”,它们是绝望的遗言,是象征的极致。

  在投石的语言之后,是拒绝与沉默的语言。但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捕捉住无情世界中变形的和无声的语言,把多数人的渴求,当做自己的原则。知识分子必须有如此能力,否则还有什么资格发言。

  至于桑塔格,人们都说失去她的世界显得更无情了。但即便如此,我想第三世界也不想放弃自己的异议,附和任何一种强势话语。我们不打算按照强权的逻辑、前提、语言的规矩进行表述,哪怕一句。

  所以面对她的追悼,我们缺乏语言。顶多只是觉得:她在彼岸的尖锐异响,对此岸病态的媒体和教授们将是一付大黄泄药,将给他们食洋不化的肠胃,适时地做一次治疗。

  人们忍受着近乎亵渎的日日呱噪,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捕捉一丝半点可怜的信息。他们以每天的媒体受刑,交换渴望知道的消息,恰如烽火家书的代价。而这时出现了苏珊·桑塔格:她不仅是美国人且是美国良心,她的话是可信的。她居然说他人在受刑,于是主持人和教授们愣了。聪明的他们,会悄悄矫正自己的美国安全宣传员的形象。受刑之一语即将会流行,释义的颠覆也指日可待。不仅如此,一个左翼思想的小高潮,已经可以预见了!

  如此的语言没落,令人难禁悲哀。

  只是注视他人还不够。注视的目光若是太像救世主了,则会伤害被注视者的尊严。是的,就是尊严或自尊,它是文明的自我认识。知识分子的良心永远要自律,对“他人尊严”的哪怕小小的“施刑”。

  “关心他人的尊严,和平与正义的意味”——这是我1995年为一份杂志写过的题词。我把它抄在这里,表示我的视角与自诫,也表达我们对苏珊·桑塔格的商榷。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须懂得他人的尊严、原则、分寸——因为这一切都与和平及正义丝丝关联,不容许一点的矫情与傲慢。这是一种大的道德,也是一种大的修养。

  苏珊·桑塔格离开这个世界走了。也许,她并未达到被注视与被施刑者渴求的正义。在这个对我们来说太过横蛮﹑而她也是塑造者之一话语秩序下,她缺乏诤友的相伴,一缕芳魂依然孤独。

  但是,她至少是一位我们所言“正义的盟友”,她的大节依然值得纪念。报纸上先是连篇累牍又瞬间偃旗息鼓,仿佛一轮时尚的押宝,廉价地兴奋,又归于放弃。或许死者会感到悲哀,因为她一生厌恶思想堕落为时尚。也许只有我们,对她提出异议的人在怀念她,如对自己家人一般地怀念她。圣贤云:求学从摇篮到坟墓。我们为她祝福,因为当我们不得不沉默的时候,是她喊出了真相。愿她扶摇远去的灵魂,那一缕独立、敏锐、倾向弱者、也沾染着西方傲慢的灵魂,在通往天国的路上,一步步变得美丽。

  文章写出以后,我松了一口气。总算可以对等着我的发言的报纸稍作塞责了。不想,有意味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由于文章强调的是穆斯林的立场,编辑说他们在编稿时感到了为难。

  对于为穆斯林辨护的苏珊桑塔格来说,怎么穆斯林的声音反倒成了忌讳?难道她呼吁关怀的穆斯林,反而是一种无权对她发言的异类?面对这巨大的悖论,我一时哑口无言。

  但这样的例子并不能否定常识。对苏珊·桑塔格的最合适的评论者,也许正是她关切的穆斯林世界。围绕我闪灭一过的这件小事,只是一个无聊潮流中的泡沫,并非贴近着进步人类在今天的脉搏。炒作和哄起之中,除了可怜的做作和追逐潮流,并没有正义的思想遗产。

  我不愿加入这样的泡沫之潮。我要探索艰难时刻的人类良知。所以,我添写了这个结尾,想象着文章变成了一块石头,然后把它投入了潮流。

  写于2005年春节之前,改定于2006年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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