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1：以孟山都为例--官商勾结是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洛克菲勒集团对国务院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一直到吉米•卡特执政晚期的1979年这段冷战的关键岁月里，每个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人都曾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层工作过。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 |
|
迪安•腊斯克 |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
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国务卿 |
|
亨利•基辛格 |
对外关系理事会的研究主管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项目”主管
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
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
1974年任国务卿 |
|
塞鲁斯•万斯 |
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
吉米•卡特的国务卿 |
|
米奇•坎特 |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
美国贸易代表 |
|
威廉•鲁克尔斯豪斯 |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
尼克松和里根时期的环保署署长 |
|
玛莎•霍尔 |
孟山都董事会董事 |
克林顿总统的政府间事务助理 |
|
迈克尔•弗里德曼 |
孟山都制药事业部西尔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局长 |
|
琳达•J.菲舍 |
孟山都公共事务副总裁 |
美国环保署预防、杀虫剂和有毒物质办公室主任 |
|
杰克•华森 |
孟山都的法律顾问 |
卡特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
|
诺曼•博洛格 |
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诺曼•博洛格来到墨西哥，他主要研究抗锈（小麦常患锈病,能够抵抗锈病侵害的小麦称为抗锈小麦。——译注）杂交小麦和杂交玉米新品种 |
1970年，诺曼•博洛格获得诺贝尔奖 |
|
迈克尔•R.泰勒。 |
孟山都公共政策副总裁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政策的副局长，专门负责监督转基因食品政策的实施 |
|
玛格丽特•米勒 |
孟山都的首席科学家 |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任人类食品安全司副司长，在位期间毫无理由地将允许农民注入牛奶的抗生素的标准提高了100倍 |
|
安•维妮曼 |
卡尔京公司的董事长
卡尔京公司是孟山都下属的一家生物技术子公司。 |
小布什的农业部长 |
|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
孟山都下属西尔列公司的CEO，该公司生产天冬苯丙二肽酯——一种基于转基因的人工增甜剂,这种物质可能致癌。
吉里德科技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是一家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达菲（一种据称能治疗禽流感的药物）的专利。 |
美国国防部长 |
|
保罗•布雷默 |
布雷默后来成了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咨询公司基辛格合伙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公司的影响力非常巨大。 |
2003年5月，保罗•布雷默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联军驻伊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 |
★ 戴维、纳尔逊、劳伦斯和约翰三世，洛克菲勒四兄弟创造了跨国“商业化农业”agribusiness
★ 与洛克菲勒家族相关的组织机构
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福特基金会等等
|
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
196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和福特基金会共同在菲律宾的洛斯巴诺斯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洛克菲勒集团利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资源作为其核心资源，在20世纪90年代初集中精力对国际水稻生物科技项目富含维生素A的水稻品种进行研究 |
研究所拥有一个保存了世界上五分之一水稻品种的基因库
国际水稻研究所后来成了先正达、孟山都等国际农业综合企业巨头非法从该水稻研究所的种子库提取种子的工具，而这些种子最初是受亚洲当地农民委托管理的。
种子一旦在孟山都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的实验室中经过转基因处理，就获得了专利，成为它们独占的知识产权 |
|
热带农业研究所 |
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创办，位于尼日利亚 |
|
|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 |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中心致力于推行20世纪4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的小麦育种研究计划。 |
由墨西哥政府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共同成立 |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 |
国际水稻研究所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和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联合创立
由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就能够做到将第三世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送到美国去“学习掌握”现代商业化农业生产的理念，并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为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建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以发展科学和高效的自由市场农业为名开展的。 |
1971年成立
|
|
人口理事会 |
1952年由约翰三世成立 |
|
|
农业发展理事会 |
1953年由约翰三世成立
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
貌似包括中国的陈章良教授
张启发院士 |
|
三边委员会 |
戴维•洛克菲勒于1973年创立，首批成员包括：
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
佐治亚州长和花生种植者詹姆斯•厄尔•“吉米”•卡特
老布什
保罗•沃尔克（后来被卡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埃伦•格林斯潘——他当时是华尔街的一名投资银行家。 |
戴维•洛克菲勒选择布热津斯基作为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第一任执行主席
戴维•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是由哈佛大学的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起草的《民主的危机》。 |
文章2： “旋转门”腐败困扰欧盟
2010-11-17 来源：《世界新闻报》
欧盟总部大楼
本报驻欧盟记者/金力
欧盟委员会最近宣布，将严打欧盟机构内部的“旋转门”腐败，并从今年12月起执行新的相关规则。所谓“旋转门”腐败，是一种权钱交易形式，即曾经手握实权的欧盟委员会官员在退休后立即在私营部门谋得肥差，然后利用自己的“权力余热”和人脉关系，到欧盟机构为所在公司的利益进行各种各样的游说，从而为公司和自己带来滚滚财源。
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欧盟委员会前内部市场事务委员、英国人查理·麦克里维现在在英国投资银行工作；前工业事务委员、德国人京特·费尔霍伊根自己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并且还在英国、德国、土耳其、美国的多家公司和机构担任职务；前对外关系委员、奥地利人贝妮塔·瓦尔德纳在德国的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西班牙能源公司找到了美差；前渔业和海洋事务委员、马耳他人博尔格，目前是马耳他一家海洋事务咨询公司的高管……
为规范欧盟高官退休后的活动，欧盟早有相关规则，但由于存在漏洞，“旋转门”丑闻经常发生。为此，欧委会决定出台新的行为准则。总的来说，新规则更严格、更透明，比如要求退休的欧委会委员在退休后的3年内随时向欧委会汇报他们的去向，以及是否担任了新的职务；对退休委员持有股份的情况以及非工资收入进行监管；对于在职委员，要求每年必须申报收入，并且禁止在自己管辖的部门中雇用家庭成员。
文章3：
美国是个股份公司--剥开西式选举的独裁画皮
作者：大众民主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234 更新时间：2010-8-8
西方国家的多党选举被中国的民主斗士推崇备至，几近顶礼膜拜，多党选举与三权分立、媒体自由成为民主斗士传销西方制度的主要卖点，甚至有民主斗士把选举几乎等同于民主本身喋喋不休。
一、社会主义民主不排斥选举。
民主离不开选举，但是只有选举算不上民主。民主是包括选举、监督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社会主义从不排斥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权要实行普选制。社会主义国家排斥的是金钱操控的选举。
二、选举必须以公平为前提。
民主是一种体现公平的资源共享机制，具体可分为政治资源的共享和经济的资源的共享，前者是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后者是指经济上的民主权利。经济是基础，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利的悬殊必然造就政治权利的实质不平等。选举权是民主权利的基本内容之一，但是一人一票并不等于每个选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是等同的。一人一票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近似的实现平等，那就是具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社会分配体制以及社会财富的公平拥有。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行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让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垄断资本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寻求对权力的影响和控制，自然也会介入选举程序以最大程度的影响和控制选举结果，这本就是一个合乎常理的分析逻辑。
三、资本主义选举不具备公平的前提。
公平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自然也是选举的前提和基础。不具备公平基础，无论如何美化选举公平也是自欺欺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实行按资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悬殊，让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搞的所谓选举恰恰就不具备公平的前提，这点也决定了这种选举只能沦为一种对民意的扭曲。似乎民主斗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很少提公平，而是刻意的只强调一人一票。
四、垄断资本如何影响和控制选举的？
资本主义是金钱社会，资本就是地位和实力的象征，谁垄断了资本，谁就有话语权。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产生了金融寡头，控制了经济金融甚至货币发行权、控制了主流媒体，而对选举影响最大的就是金钱和媒体。正是凭借对金钱和媒体的控制，垄断资本集团就可以介入、影响、控制选举结果。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就诙谐生动而又真实的描述了媒体在选举中的作用和美国选举的实质。控制选举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两党各自党内的初选候选人确定，这个过程是选民无法参与的，也是不透明的。表面上看是任何党内有资格的党员都可以提出参加竞选，但实质上，如果事先没有垄断资本集团在资金和媒体上的支持，即便出来竞选也是只能白烧钱而毫无胜算。所以，只有在事先得到了某种掌控资本和媒体的力量支持，才敢报名参与。如果哪位钱包只揣个几万美元、甚至几百万美元，没人支持就想去试一下身手，估计那点钱估计还不够烧一个星期就赔进去了，连个响都听不到。美国的大选是烧钱的游戏，是有钱人或者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人才能参与的游戏。
五、美国像个被垄断资本控股的股份公司
美国是资本至上、金权至上的国家，美国的整个制度设计看上去非常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垄断金融资本寡头是美国的控股股东，并且控制了美国的实际权力机构——董事会，掌控着美国的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力，决定着美国的重大决策和发展走向和重大人事安排。美国的选民则是美国这个股份公司的散户，虽然手里有投票权，却不能决定美国股份公司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人事决策，散户之间因为观点不一致力量互相抵消，而且处于被控股股东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的进行信息轰炸和舆论引导之下，就如同在股市上的散户时刻处于股市黑嘴的信息笼罩之下一样，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大股东或者机构的信息引导。而美国总统则类似于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执行股份公司董事会的决策，对董事会负责。
六、美国大选像股份公司的总经理选举
美国的总统大选则类似于股份公司选举总经理，美国股份公司章程规定总经理任期四年，可以连任一次，与普通股份公司选择总经理的微小区别在于普通股份公司一般是董事会选择总经理，程序相对简单，而美国股份公司选择总经理程序要复杂一些，先是由控制董事会的控股股东们圈定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党内初选候选人名单，这是美国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控制公司人事权的最关键环节，这一环节必须保证进入候选人名单的是符合控股股东利益的人，通常能够进入党内出现的都是共济会控制之下的各协会和团体早就筛选和培养多年的精英，老小布什都是共济会名下的骷髅会成员，奥巴马则是共济会控制的三边委员会培养的人才。这一步完成了，接下来还需要走两个程序，一个程序是党内选举，在控股股东圈定的候选人中确定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这个过程是分别交给两党党员投票，但是为了党内选举结果不出意外，以防万一，还设置了超级代表机制，由党内大佬掌控的超级代表票数约占总票数的20%。最后一个程度是通知散户们参加股东大会，每个散户发一张叫选票的东西，让大家从被美国股份公司控股股东圈定的候选人中冲刺出来的两党候选人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美国股份公司的总经理，这个总经理就叫美国总统。这就是美其名曰民主大选的美国选举，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选举的基本模式。
七、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多党制。
西方国家名为多党制，表面上多党林立，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无论党派有多少，基本是以两党竞争为基本格局，其他政党只是陪衬和点缀，而且这两个主要政党之间，都坚持资本主义价值观、都要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专制的政治制度。杜鲁门承认过，美国的两党制就是两党合作制，美国的两党之间政治主张分歧甚至远远小于共产党内的左倾和右倾之间的差别。美国的两党制实质就是一党制，美国两党是形式的两党，实质的一党。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和克里都是骷髅胡成员 ，是同门师兄弟，却装模作样的分别代表两党来上演竞选大戏。
真正的多党制应该是一个代表多数人利益的政党和一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进行竞争，但是为多数人谋福利的政党很难上台，因为媒体和金钱都控制在垄断资本家手里，这样的政党即便上台了，也要被垄断资本集团和贵族精英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推翻。智利的阿连德、泰国的他信都是民选上台的领导人，却因为照顾了穷人的利益损害了富人的利益，就被政变下台。美国的肯尼迪，则因为要把资本家控制的货币发行权夺回来交还美国人民，就死于非命，死了连调查档案都不敢公布至今封存。曾经的代表工农利益的美国共产党，则被美国当局通过抓捕审判和麦肯锡清洗运动打击的奄奄一息。
这些例子远远不是全部，但是已经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是有底线的民主，这个底线是不能损害资本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媒体可以骂骂街，可以挥挥拳，但是老百姓的所谓民主权利不能超出这个被划定的圈子。选举也是如此，必须保证保护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人进入候选圈子，保证最终的当选者是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万一看走眼了，那也没关系，美国还有枪法神准的疯子呢，如果哪个总统敢不听垄断资本集团的招呼，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么美国就会适时出现一个伟大的神枪手疯子，来把那个不听话的总统打爆了脑壳。
八、西方选举的形式掩盖的是家族政治和门阀统治的实质
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庭手中，2500个家庭则“操纵”着整个英国。美国则由60个最有权势的家族“掌控”着。
被民主逗士神化的西方选举不过是为家族和门阀政治提供合法性外衣。美国的选举实际很多时候是政治家族和门阀派系在主导。美国200年历史，也就是家族统治和门阀政治的历，其中最传奇的是 “四大家族”———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美国有24位总统起码和另外一名总统有亲戚关系，而且其中只有两位是通过婚姻找到政治大树的，其余22位是含着政治金钥匙出生，占总数的51％。有30位（70%）有政治背景，其中20位是政治人物的儿子，2位是政治人物的侄子或孙子。其他如克林顿的老婆做参议员、国务卿等现象就更不足为奇了。不只是美国如此，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家族政治现象也是非常严重。家族政治也是英国政坛的特色，曾三度出任保守党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其家族从1868年至1955年间向英国政府贡献了1/10的内阁大臣。英国第一位女议员南希·阿斯特是与其丈夫双双当选下院议员的，而她们的3个儿子后来也都步入议会。日本的世袭政治家族就更多了，仅以最近几届首相为例：鸠山由纪夫父亲鸠山威一郎是当过外务大臣的政治家，威一郎的父亲鸠山一郎则是恢复日苏邦交正常化的首相，鸠山一郎的父亲鸠山和夫更是出任过众议院议长的政治大佬、麻生太郎麻生太郎的外公是吉田茂、福田康夫的父亲福田赳夫也做过日本首相。其他如菲律宾的阿基诺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父子、印尼的苏加诺父女、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世袭政治家族。在选举的形式掩盖下，这些家族和门阀长期垄断权力。
九、美国的金钱选举开始裸奔。
因为资本家的贪婪导致金融危机肆虐，却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的那些私人金融机构，美国老百姓面临失业高达19%的压力，还要出资救助那些造成危机还可以继续发高薪的华尔街银行家和高管们。富人制造危机，危机危及穷人，却还要穷人救富人，危机后果转嫁给穷人。世界上很难找到这么混账的逻辑，但是在伟大的美国就发生了。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导致美国民意滔滔，让垄断资本集团心中颇有些惶恐不安，为了加强垄断资本集团对选举的控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适时站出来了，通过一纸裁定，把公司对政治捐款的上限给取消了。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就知道这个裁定是对谁有利，肯定不是对没有多少钱的美国散户们有利。这也说明，美国是实实在在的金权独裁国家，什么三权分立，都是从属于这个金权的控制之下的，一旦垄断资本集团感觉到压力，美国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包装都统统撕掉丢到垃圾堆里去了，连表面上的政治捐款限额的遮羞布都不要了，金钱选举正式开始裸奔了。
十、美国的选举是被合法化的权钱交易游戏。
美国的选举机制设置的就有问题，候选人需要到处去筹款，美国的钱却不是大致公平的分配至老百姓的口袋里，而是集中在垄断资本集团的手里。候选人要想胜选，就必须有足够的竞选资金，没有资金什么都别想，连竞选团队的饭前都没法支付。而要获得足够多的竞选资金，就必须向垄断资本集团伸手“化缘”。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逐利，资本集团愿意给候选人捐款，是为了让候选人上台之后利用权力给以回报，而不是学雷锋，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在腐败横行的当下中国，这种权钱交易都是非法的，但是在美国就成了合法行为，而且还可以骄傲的挥挥拳头说这是民主选举。小布什竞选时，得到了加州石油商的鼎力相助，小布什上台后就通过发动伊拉克战争让石油商转的盆满钵满，这才是权钱交易的高境界，反正战争死的是穷人的孩子，点钱的是那些资本家们。小布什也好，奥巴马也罢，都根据捐款数额和助选功劳，给支持自己竞选的人加官进爵，政府职位都成了商品了。类似的例子很多，无需赘言，美国的总统大选就是权钱交易的游戏平台。
十一、必须加的一个尾巴
其实写到上面一段，本文就可以宣告结束了，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加一个尾巴。如果不加这个尾巴，无限热爱美国的中国民主逗士们就会说我批评美国的制度就是为了现在的政府辩护，五毛的帽子随之飞来。抹黑胜过讲理，这早就成为民主逗士们的必备技能。是非颠倒是民主逗士的左手，倒打一耙就是民主斗士的右手，双重标准就是民主逗士的左脚，选择性失明就是民主逗士的右脚，再加上一个出口成脏的嘴巴和一个爱美国胜过爱中国的黄皮白心，民主逗士就可以纵横驰骋，精神上永远胜利。
说美国制度不是民主，并不等于说现在的中国就是民主，我只承认毛时代的中国是大民主时代，基辛格都不得不承认毛时代的人权是原告而美国是被告，现在的中国成了人权被告，那是因为没有坚持毛时代探索并实践的群众大民主所导致。同理，现在的中国没有实现民主，也不等于就只能乖乖的服用民主逗士传销的民主假药，更不等于中国人就没权对民主逗士推销西方假冒民主大补丸的行为予以揭露（我就没见过传销假药还理直气壮过民主逗士的人）。关于什么是伪民主，美国人已经给出最好的说明了，已经不需要另附说明书了。我追求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金钱民主，资本专制。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真正民主，这里再次重复一下：
1、首先要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公平的分配方式，公有制才能保障公平分配，财富的公平，为权利的平等奠定了一个基础，贫富悬殊的金钱社会里注定不会权利平等。
2、要实行普选制，方式可以是直选，也可以是间接选举，但是必须排斥私人垄断资本对选举的影响和操控。民主离不开选举，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基础，但是只有选举还不算是民主，西方社会几年一次的三分钟选举民主后跟着的就是几年的民主权利真空。所以民主制度需要一整套包括选举、监督、弹劾启动权在内的机制。
3、要有言论自由，要恢复四大自由，仅仅有媒体自由是不够的，媒体自由不等于言论自由，没有自由的媒体，特别是市场条件下，不服从资本和权力的媒体不可能生存下去。要通过发展四大自由，来保障人人都有发表个人观点的途径和通道。
4、要建立真正的制衡体系，不只是权力内部要分权和制衡，更重要的是在权力和群众之间的制衡体系，体制内制衡结合体制外制衡，才是真正的制衡。
5、民主不只是体现在政治权利领域，也要体现在经济领域，追求全面的民主，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企业内部要实行民主管理，保障普通员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和监督企业经营者的权利。这点与私有制企业老板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形成鲜明对照。
文章四：
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旋转门”现象
作者：宋世锋
原载：当代世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大力推行军事和情报机构私有化改革，在持续缩减军队规模的同时，把大量原来隶属于军队的职能转化为商业合同，外包给私人军事和情报公司。“9·11”事件发生后，这种私有化改革更是发展到史无前例的地步，而且不再局限于军事部门，就连被视为私人禁区的情报部门也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伴随着私有化改革，美国军情部门和私营部门在人员上相互渗透的“旋转门”现象也发展到极致，动摇了美国军事和情报政策的独立性，模糊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界线。
军情商“旋转门”的特点
“旋转门”是指公务人员离开政府到私营部门工作，并通过在政府中供职时得到的知识、特别途径或人脉影响获益；私营部门高层人员也随着换届选举等机会加入政府，并可能做出有利于前雇主或未来雇主的决策。“旋转门”广泛存在于各国政府部门，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美国的军事情报部门，更是“旋转门”现象的重灾区。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权力精英》中，将旋转循环的商界高层、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称为美国的“权力精英”，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人。
美国自独立战争时起，就注意利用私营部门的力量补充军事和情报机构的不足，军情界和私营部门的人员交流也因选举等因素而频频发生，但总体来说早期这种军情商人员交流的规模并不太大。虽然艾森豪威尔等人早就对“军工综合体”发出过警告，但他主要指的是商业利益和军事政策相互交织，企业有可能“绑架”政府决策，并没有专门针对“旋转门”现象。然而，自从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之后，“市场原教旨主义”观念成为里根以降各届政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小布什任职的8年时间里，意识形态和“反恐战争”等因素相互交织，把军事和情报机构的私有化推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催生出上万亿美元的私人军事和情报市场。
军事和情报机构的私有化与普通部门相比，利润更高，周期更长，更具隐秘性，而且很多业务基于专业技术或国家安全等理由，不公开招标竞争，外人很难在该行业内发展关系。而军事和情报机构的政府高官离任后，依然拥有高级别的“安全检查”(Security Clearance)，这对私营企业来说可谓是无价之宝，没有它或者级别不够，根本不可能了解和竞标某些机密合同。此外，离任官员拥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不少人原来就负责审批政府合同的发放。因此私营部门对于这样的离任官员“求贤若渴”，要想获得军方的合同，就必须进行“战略聘用”，这已经成为该行业的潜规则。从政府方面来说，美国在军事和情报机构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强调在政府管理中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同时军事和情报工作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先进的军事、情报技术掌握在企业手里，拥有现代管理手段和先进技术知识的私营部门高层人员成为军情部门官员的理想候选人。这两种需求结合在一起，加快了“旋转门”的转动速度，“权力精英”们在军事和情报私有化改革中如鱼得水，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旋转门”发展速度惊人
美国审计署2008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06年，有2435名前五角大楼官员被52家主要防务承包商聘用，其中7家大型公司聘用的人数就达1581人。报告估计至少有422人从军界进入企业界之后，跟从前所在的部门进行业务往来。美国法律要求前国防部官员离开政府之后，在两年内有义务把与承包商有关的工作报告政府，承包商也需把雇用前国防部官员的情况报告给五角大楼。然而审计署发现，承包商严重隐瞒实际雇用数字，他们报告的数字仅为1263人。由于情报部门的相关资料难以获取，而且外界很少了解情报部门私有化状况，审计署没有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查，不过情报官员离任后加入私营部门是极为普遍的。
在受关注度比较高的高级官员中，2002年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的5名军方高级官员离开军界之后，全部加入到私营部门，而雇用他们的5家企业毫无意外地全部属于私人军事和情报公司。一些大型私人军事和情报公司里充斥着前军事和情报官员，美国情报部门大承包商博思艾伦公司的先后三任副总裁都曾担任过美国情报机构主管，其中包括克林顿时代的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西。前CIA(中央情报局)行动处负责人科弗·布莱克辞职后，被聘为“黑水”美国分公司副总裁。国家安全局(NSA)和私营部门的关系更加密切，前NSA局长威廉-斯图德曼目前是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的副总裁。至于“下海”的中层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加入私营部门的离任高官还经常被任命为各种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这种委员会影响力非常大，他们提出的建议经常会被政府采纳，从而在政商两界创造出一种具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思考方式和共同经济动机的共同文化。
“旋转门”是双向的，每当政府换届选举，私营部门高层人员出任军事和情报界高官的例子比比皆是，小布什当政的这八年时间最为明显。小布什上台后，在一年半时间里就任命了32个军事承包商高管担任政府高官。作为最有权势的副总统，迪克·切尼曾担任过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这种角色转换不仅给他本人赢得巨额收入，也使哈利伯顿获得大宗的五角大楼合同。拉姆斯菲尔德出任国防部长后，任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副总裁希姆斯·罗奇为空军部长，通用动力公司执行官高登·英格兰为海军部长，安然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怀特为陆军部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全部利用国防承包商的管理人员担任陆海空三军领导人。
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事情报界的“旋转门”还出现新趋向，即军方和私人军事和情报公司合谋“制造共识”，影响公众舆论。五角大楼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就开始打造宣传工具，吸引拥有“关键影响力”的人，为拉姆斯菲尔德最关心的问题制造舆论支持。2002年初，五角大楼开始制定入侵伊拉克的详细计划，在舆论上要求取得“信息主导权”。当时美国各大电视台都在招收退役军官担任军事分析家，五角大楼从媒体的“军事分析家”中物色了70多人，定期沟通，共同影响舆论。这些人大多与私人军事和情报企业有联系，有些人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为军事情报产业的院外游说集团工作。对于这些分析家来说，加入到五角大楼的这个计划就有了与高级官员接触的机会，这对于未来争取国防承包合同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还能争取公众支持战争，双方一拍即合。这些五角大楼的传声筒占据了媒体制高点，使得不同的声音很难发出来。
在美国军情商界的“旋转门”中，不少人是数度往返的常客，爱德华·阿尔德里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曾经在里根政府中当过空军部长，之后到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和美国宇航公司担任高管。小布什上台后，他再度进入五角大楼，担任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阿尔德里奇2003年退休，旋即成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董事，他在退休之前一个月，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总额30亿美元的F／A-22战机制造合同，一直有人批评该合同报价过高。他还被布什任命为空间探索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确定发展方向。他在担任空间探索委员会主席期间，提出要把NASA的很多职能私有化，如果这一建议付诸实施，作为NASA最大承包商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无疑会成为主要受益者。
针对“旋转门”的法律困境
美国不乏对“旋转门”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但漏洞很多，实际上没有什么制约力。
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但这种自律行为规范性不强。1978年10月，美国制定《政府道德法》对“旋转门”做出新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规定对GS-17级以上高级公务员离任后实行为期一年的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雇主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订合同，并禁止前高级联邦官员在其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
里根政府时期，大量私营部门高层人员出任政府要职，同时忽视了行政部门官员应该遵守的行政规则和道德限制的问题。时任副总统布什曾提出过新的《道德改革法》，国会也予以通过，但是里根总统否决了该法案，理由是它使政府录用急需的人才更加困难。老布什总统就任总统后，大幅修订《1978年政府道德法》，并制定《1989年道德改革法》，不过只对有关“旋转门”的条款做了小幅调整，并首次增加了对前国会议员和雇员游说国会的限制。
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以行政命令方式颁布《道德操守承诺》，规定政府高级官员在离任5年内不得向曾任职机关的任何雇员进行游说，亦不得向他们本人在任职高级人员期间，曾承担重要统辖职责的任何机关的雇员进行游说。1995年，美国国会制定新法案，废除了自行上报的要求，规定前政府采购官员在离职一年内不得与某些承包商存在雇佣关系，并对承包商的雇工情况做出限制。1996年通过的《联邦采购改革法案》对加入到私营部门的前政府官员行为也做出一定的限制，防止他们利用先前的工作关系帮助私营部门影响政府采购过程。
对于私营部门高层人员出任政府官员，相关的法律约束较少，如果这些^进^到政府部门后，需要接触服务的私营公司时，按规定应该就此问题提请本部门的道德官员或者其他官员进行评判，同时应该把该项事务交由另外的人处理。同时，这类官员应该公开本人及亲属的财政状况，高级的行政人员的财政状况不仅要登记在册，还要公之于众。
虽然美国的立法很详细，但是存在很多弱点和漏洞。首先，这些法律缺乏专门的监督实施机构，没有人因为违反“旋转门”法律规定而受到起诉。其次，虽然法律规则很详细，但有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界定，如按规定前政府官员加入私营部门后，不得就原政府部门监管之事和前同事接触，这里的接触就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情况，法律没有作明确说明何种接触不符合规定。第三，“旋转门”法律存在很多空子可钻，如法律虽然规定离职官员在一定时间内不允许游说政府中的前同事，但委派他人代为游说并不受到限制。因此，针对“旋转门”的立法实际上没有什么效力。
非政府组织“政府监督计划”(POGO)评论说：“在采访了政府官员并且重新审视了‘旋转门’法案之后，POGO的结论是，联邦利益冲突法是一团乱麻。”
结论
军情商界的“旋转门”现象在美国争议很大。支持者声称，私营公司为军事和情报部门提供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既降低了政府开支，又提供了所需服务，从而增强了政府的效率。从这一方面看，有专长者旋转进出于公私领域能够促进防务技术的发展，同时为政府节约了开支，因而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活动做出限制。市场竞争的压力会使私营部门良性发展，它们雇用前政府官员没有任何不当。另外，政府和企业界人才流动能够使政府雇员安心于低收入的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在退出政府后可以在企业界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大批官员加入私人军事和情报公司，有助于使这些公司更具有公共服务特色。
反对者则认为，政府高官频繁往来于政商两界，即使不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但不符合利益冲突原则，可能会对政府的采购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并使其就职的私营部门获得非正常优势。非政府组织“公职人员廉正中心”指出，由于私营部门和军情机构的关系过于密切，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影子五角大楼”，私营部门能在事实上行使这些机构的某些职能，利用特殊关系压制正常竞争，甚至影响到国家政策，导致军情机构和商业界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分清一项政策是由军情机构所推动，还是受企业推动。
虽然美国对于“旋转门”存在不同看法，但由于军事和情报部门具有特殊性，对技术和安全的要求都非常高，又常常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故而这些部门的“旋转门”现象不仅很难杜绝，而且可能伴随安全形势的变化而扩大。军情商界“旋转门”现象最为严重的布什政府对此也感到担忧，拉姆斯菲尔德在任期间，曾要求国防部法律顾问办公室调查有关“旋转门”和利益冲突问题。白宫曾经发布行政命令，对内阁高级官员投身承接政府合同的私营企业做出更为严格的限制，但这些措施效应都不理想。
新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后，便打开了军情商界的“旋转门”。他提名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前海军陆战队上将詹姆斯·琼斯2007年退役后，先后成为波音和雪佛龙等大公司董事，即将出任情报总监的前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2002年退役后，成为F-22战斗机项目分包商EDO公司的董事，并担任美国智库“国防分析协会”的主席，而接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国防部长并被奥巴马留用的罗伯特·盖茨也曾兼任数家私营企业董事。“旋转门”现象对美国未来的军事和情报政策必然产生重要影响，值得认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