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炮响，还送来了什么？
——观李幼斌史兰芽《老式喜剧》

司马南

2023年8月30日，在北京人艺曹禺剧场，看了李幼斌史兰芽夫妇演的话剧《老式喜剧》。

洗练而细腻，平淡而光鲜，节奏把握得真好，故事层层递进。二人配合默契，每个眼神，每个动作，每一个停顿，都那么舒服，甚至可说那么精确，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两个多小时，只有两个角色，从头到尾。巨大的台词量，像暴风雨一般，不是老戏骨真演不下来。

与一般的话剧不同，中间连场歇都没有，演员只有匆忙换服装的时间。他们以精湛的演技和看似随意表达的思想性征服了观众。

现场观众或会心微笑，或轻轻鼓掌，或纵声大笑，或掌声雷鸣。感动处，不觉泪下。

整场下来最热闹的地方，是两个人在回忆过去的过程中，跳起了苏联流行的各种舞蹈。李幼斌的舞姿原来那么潇洒，史兰芽的舞姿原来那么优美。

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让李幼斌男子汉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这个话剧中，李幼斌是一个忠实爱情的老派的，经常处于手足无措状态，极不善于口头表达，甚至有点窝囊，然而内心有戏，极具爆发力的角色。

直至散场，人们久久不舍离去，忘情地鼓掌，李幼斌史兰芽只得二次三次四次谢幕。

这一晚是温馨难忘的。

话剧是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剧作家的作品，在前苏联先是以话剧的形式上演，后来被俄罗斯拍成了电影。

在一个海边的疗养院，院里的医疗主管（李幼斌演的角色），遇见了来疗养的女子。简单登记的过程当中，这个女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相当无厘头，又十分搞笑，引起了男主角的注意。

给观众的感觉是，他们两个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什么故事来。然而阴差阳错，看似最不搭的一对男女，竟然最后走到了一起。

中间当然省去若干过程，看过戏之后剧透是个不好的习惯。

非常佩服编剧的超能力，在一大堆一大堆看似废话的台词当中，最后竟堆叠出来了一个让人肃然起敬泪流满面的主题一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

这女子的14岁的儿子，在苏德前线牺牲了。男主角的爱人跟他一样，当年是前线的一个外科医生，在夫妻分别三年之后，牺牲在了抢救伤员的前线，而他们所在的疗养院就是女医生牺牲的地方。

男主人公之所以不肯回到圣彼得堡，原因即在英雄烈士纪念墓。每天早晨有一束鲜花，那是男主人为自己的亡妻献上的。

戏是人家请我去看的，国家话剧院李梦男刘亚菲夫妇，早早就在人艺剧场大门口等着，票的位置相当好。李梦男和史兰芽是中戏的同班同学。

散场之后又要到后台与李幼斌史兰芽夫妇见面。人家越是没有架子，越是热情，我越觉得心里不落忍，两个多小时下来，李幼斌后背的衣服已经湿透了，他刚点着一支烟，见我们进了休息室，快步迎了上来。

李幼斌，李云龙，苏联疗养院的副院长，三个角色叠映在我的眼前，完全重合了。李团长像是刚刚黄昏恋人抱得美人归的俄罗斯老汉，谦逊温和，时刻替别人着想，像是存放了30多年的普洱茶，回甘强烈，不带刺激性气味。

这个戏从2019年开始演，先是在小剧场一轮一轮地磨合，五年磨一戏，这一季演出又做了不少改动，以适应曹禺大剧场的需求，适应今天的观众。

一票难求啊，我又推荐几个人去看，都因为买不到票而落撼。

艺术就是艺术，所谓经典是沉淀的产物，愈沉淀愈有魅力。尽管没有一句台词与当今俄乌战争挂钩，但所有人都知道这部话剧的上演，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潜意识构成了光聚的背景投射。

俄乌战争尚在进行中，上演一部前苏联的戏剧耐人寻味。

《老式喜剧》是苏联作家阿尔布卓夫的代表作，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剧情围绕两个经历过战争创伤的老人，在一座疗养院相遇，彼此慢慢靠近，心灵交汇相互治愈的故事。

尽管写的是前苏联的事情，中间不免有大量的人、地名，演员用极快的速度，舌头嘟噜嘟噜，观众没觉任何违和感，反倒十分亲切，因为人性是一样的，人生的悲欢力和故事都是一样的。

和平是多么可贵呀，一但战争来临，一切都将发生改变。即使战争结束了，依然长久的留在人们的心中，所有的事件都是心灵事件。

看过这部戏，很多人生出了一种不知不觉要“总结一下”的念头。

《亮剑》迷想看看李云龙在舞台上的风采，史兰芽的蓝颜迷则急切想知道一生中最炫美的时光沉淀下来之后如何回味。据说这部戏还有第5季，要到南方巡演。

《老式喜剧》曾于上世纪80年代由中央戏剧学院排演，上海也曾有人演过，但这出黄昏恋喜剧移植最成功的莫过于李史夫妇。

在美国大片儿甚至韩流一类的东西，对中国社会持续影响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审视前苏联俄罗斯一脉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只是换换口味那么简单。

在人艺看戏的时候，我不时忆起孙维世，那漂亮的外貌，那洁净的灵魂，那红色的基因。孙维世的导演艺术即是地道俄式现实主义文化传统，她就工作在我们看戏的这个院子里。

我也想到了梅兰芳。1935年梅先生赴苏联演出，在莫斯科音乐厅公演6天，拿出看家的本事，《宇宙锋》《汾河湾》《刺虎》《打渔杀家》《虹霓关》《贵妃醉酒》；还表演了6种舞，即《西施》中的“羽舞”、《木兰从军》中的“鞭舞”、《思凡》的“拂尘舞”、《麻姑献寿》的“袖舞”、《霸王别姬》的“剑舞”、《红线盗盒》的“剑舞”。

高尔基等苏联文艺界知名人士亲往现场观看。苏联文化协会举行座谈会，由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主持，苏联文艺界代表人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泰伊洛夫、爱森斯坦等，以及正在苏联访问的欧洲艺术家戈登·克雷、布莱希特、皮斯卡托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此后才有了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首先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其次是梅兰芳，第三位是布莱希特。巧的是三位都在座谈会上，三大体系有亲密的接触和交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俄罗斯戏剧。中国戏剧年鉴载，中国最早演出俄罗斯戏剧是在1921年，至1930年代逐渐增多，演出水平也越来越高，至1940年代演出范围越来越大，至1950年代形成高潮。

最早为中国人民所知的俄罗斯剧作家是果戈理先生。1921年10月，天津南开新剧团为庆贺本校十七周年，演出了俄国剧作家果戈理的名剧《巡按》（即《钦差大臣》）。

1930年5月，辛酉剧社在上海中央大会堂演出契诃夫名剧《文舅舅》（即《万尼亚舅舅》）。

1932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上海戏剧协社演出俄罗斯戏剧《怒吼吧，中国！》。

1935年10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1936年11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卡尔登大戏院连续演出三大名剧：《大雷雨》《欲魔》《醉生梦死》。

1945年苦干剧团在上海辣斐大戏院演出师陀、柯灵改编、黄佐临导演的话剧《夜店》。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演出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

1941年，鲁迅艺术学院演出独幕剧《海滨渔妇》《钟表匠与女医生》。

1942年鲁迅艺术学院演出鲍戈廷的《带枪的人》等。1940年11月，为纪念十月革命23周年及晋察冀军区成立三周年举办的戏剧节上，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等联合演出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大型话剧《母亲》。

1941年西北青年救国剧团演出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

1942年抗敌剧社演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剧《大雷雨》。

……

1944年5月，《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连载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创作的话剧《前线》（萧三翻译）。剧中有个记者叫客里空，专门制造假大空新闻，报喜不报忧，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根据地，凡是遇到保守固执的人，人们就称他为戈尔洛夫；遇到善于学习新事物、实事求是而又能干的人，就称他为欧格涅夫；遇到吹牛说大话，搞“假大空”的人，人们就直呼他为“客里空”。

戏剧从来都不是仅供消遣的玩物，更不是“转腚椅”一类的庸俗套路，而是与审美、与社会情绪、与文化传承勾连在一起的理想国建构。社会的堕落首先源自于戏剧的堕落，娱乐化至死，“小鲜肉”盈屏，“娘娘腔”充耳，黄泥地泥泞，今天的中国舞台太需要《老式喜剧》了。

当李幼斌和史兰芽在烈士纪念碑前手情鲜花做交接那一刻，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俄乌战争之前，我曾经5次去过俄罗斯，俄罗斯几乎所有的烈士纪念碑下，我们所到之处，都有当天的鲜花。

（2023年8月31日晚饭后，写于北京东城区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