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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进入我的视野，是因其独特的色彩。
几年前，小花园的砖石甬道旁，突然出现了一棵风姿绰约的小树。我是在某个春日里，匆匆穿园而过时，蓦然回首，被它吸引住的。
树干大约手腕粗细，树冠高约三米，长长短短的枝杈上，不见一星半点绿，却缀满了淡紫色、如珍珠粒般大小的细碎花苞，纤巧，秀气，灵动，映衬着清澈的蓝天。
这是什么花呢？美得如此动人，却又如此含蓄？
打听之下，方听说，原来是生长于美国南方的树种，名曰“美洲蕾”。
它是何时跻身此方宝地的？又是缘何名目呢？我不禁好奇。
这座花园不大，仅数百平方米罢了，夹在新旧几座教学楼之间，冠名为“东西方交汇园”。园里栽种着来自东亚各国的名花异草，与北美大地的土生佳丽们挤在狭小的天地中，竞相争艳。华夏的牡丹、翠竹，东瀛的樱花，高丽的木槿，配上木桥下流水、草丛中雁窝，便构成了一个和谐共存的世外桃源。
在这多元文化竞争并存的社会里，各族裔人士对空间的占有极为敏感，若说寸土必争，也绝不过分。为避免争端，校方不得不制定了严格的条款，限制人们随心所欲地栽花种草、恣意留情。
都有哪些规定呢？除了必须和东亚有渊源之外，还必须保持各族裔背景之间的均衡状态，不允许鹤立鸡群、独霸一方的局面出现。
譬如说，若干年前，日本驻渥太华大使馆赠送给学校一批樱花。整整18株，名目各异，有搔首弄姿的，有蛾眉淡扫的，个个都是风情万种。然而，获准跻身小花园立足的，却仅有两株。其余的，则分别被栽种到房前楼后、车道两旁，或遮荫或站岗去了。樱花盛开时节，这里一丛，那里一簇，虽不失清丽悦目，却终未能形成铺天盖地、摄人魂魄的花海。
再譬如，在石头墙角的背荫处，藏着一株不甚起眼的丁香，初夏时会绽出一串串洁白似雪的花串。那是一个年逾90的白人老太太所捐赠的。她的女儿和女婿原为我校社会发展研究系的教授。多年前，夫妇俩曾去江西，从庐山脚下的孤儿院里领养了一个弃婴。原本一家子其乐融融，招人羡慕。不幸的是，女孩子长到12岁那年，养父母竟先后病逝了。因了这万里之外的渊源，老太太才获得批准，在园角悄悄栽下了这株白丁香，于树下安葬了女儿和女婿的骨灰。
若再举一例，便要提到小木桥旁那两棵亭亭玉立的雪松了。栽下这两棵产自北美的雪松，是为了纪念瑞纳森学院的首任校长睿思博士。捐赠人是睿思的儿子，一个年过半百的雕塑家。他辩称，自己从幼年时起便钟情于东方艺术，作品大多彰显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和日本文化。言之有理。自然，雪松也名正言顺地落户了“东西方交汇园”。
那么，这株美洲蕾的出现，又是源于哪些说辞呢？
怀着满腔好奇，我走近了这棵亭亭玉立的小树，仔细打量。赫然发现，在树下的那片野草莓丛中，立着一块画册大小的浅灰色金属铭牌，上面镌刻着几行英文字。
“此树献给著名亚洲研究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博士。他于1969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并创立了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看到这个名字，我脑中忽地一闪，猛然间想起，大约在十几年前，图书馆馆长露易丝女士在行将退休的前夕，曾专门到我的办公室来，郑重其事地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小书，并说，她估计我大概有兴趣阅读并收藏此书。
当时，我于匆忙中，随便扫了一眼，便放到书架上了。此时却忽然想起，那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仿佛便是眼前这个。
匆匆返回办公室，从书架上翻找出来了那本几乎被遗忘的小书。不错，作者的名字和美洲蕾树下那块铭牌上镌刻的，分毫不差。
灰色的封面已经泛黄，颇为陈旧。果然，这本仅仅70多页的旧书，是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的。
书名颇为醒目：《一九三七年六月在延安：与共产党领袖们的会谈》。里面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了作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延安的合影。
1937年英文原版《1937，延安对话》，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完稿36年之后，该书于1973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首次出版。
真没想到，自己栖身二十多年的这个小小的中文教研室，开创它的前辈，竟是一位美国人！而且是一位有着如此非凡经历的学者！他是何方神圣呢？为何从未有人对我提起过这个名字？难道内中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美国人的中文名字可译作“毕森”。说来有趣，一番搜寻之下，发现他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中文名字：毕恩来。
毕森去往延安前，在北平与家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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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遐想被证实了。
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家庭。1923年，他从大学刚一毕业，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便响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号召，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涉重洋，踏上了神秘的华夏大地。
他先是按照教会的安排，落脚于安徽蚌埠地区，在怀远县城一所中学里就职。其后不久，便转往北京，到燕京大学执教。几年下来，凭着非凡的毅力，年轻人不但学会了既难写又难认的繁体字，还能操着一口略带口音的普通话，与路人简单交谈了。
有趣的是，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在北京停留期间，竟然还积极参与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来华的初衷，甚至忘记了自己在这座舞台上本应扮演的角色。
回望已经消散在星空中的历史烟云，我不禁遐想，也许，毕森年轻的身影曾经出现在“三一八惨案”的游行队伍里。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曾挽起过刘和珍君纤弱的臂膀，迎着街头的棍棒和子弹，在血泊里并肩战斗；也许，当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被送上绞刑架之前，毕森也曾和京城的文人志士们一同奔走呼号……
不过，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这个热血青年却突然间沉默了。对于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府，毕森竟彻底地失望了。
这一转变，究竟是因何契机所导致的呢？似乎是个谜。
无论如何，1928年的夏天，在中国停留了5年之后，毕森默默地离开了北平，从满洲里登上西行的列车，穿越茫茫的西伯利亚草原，绕道莫斯科、列宁格勒，返回了他的故乡美国。
漫长的旅途中，望着车窗外空旷的原野、无垠的蓝天，年轻人那对本来就显得过于严肃深沉的眸子里，似乎增添了更多的忧郁、难言的哀伤。
也许，在随着铿锵的车轮日夜前行的那段时光里，毕森曾不无痛苦地叩问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信仰，并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升华，或者说蜕变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并从此告别了传教士的征途。
回到美国后，毕森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术研究之路，且成就突出。然而，他在大学攻读历史数年之久，眼看就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却突然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学位，转而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去了。
是福，还是祸？
多年之后，毕森曾坦言，那段时光，他已结婚成家，膝下有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子女，肩头负着养家糊口的沉重负担，权衡之下，便端上了那个待遇颇为优厚的饭碗。
这样说时，恐怕他的内心一定翻腾着酸楚难言的波涛吧。是啊，假若能够窥视到隐藏在海面下的那一座座锋利的冰山，毕森还会踏上这条繁华热闹的人生航船吗？
也难说。人们都知道，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世上有不少人，哪怕是经历过刀山火海，九死一生，若是下辈子重来，依然会选择“怒向刀丛掷小诗”的那种活法。
当我端详着照片上那个不苟言笑、似乎永远在沉思的青年时，便更加坚定地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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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期，中国大地内忧外患，烽烟四起。在这个动荡的时候，隔着远远的太平洋，毕森投来了他关切的目光。
那几年里，他用笔名，或者说化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赞颂割据闽赣一方的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诗般壮烈的万里长征。
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杂志主编兼作家费立浦·贾飞，乃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好友，因此才会大胆地刊登毕森这类堪称敏感的文章。
在外人看来，毕森这种纯真得近乎狂热的情感，似乎有些奇怪。
我却并不惊讶。
一个世纪来，不少在中国社会底层体验过生活、了解民众疾苦的西方人士，都曾不约而同地赞赏和支持共产党革命，视其为灵丹妙药，或者说成功的捷径，藉此可迅速改造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
例如在四川出生并服务多年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就曾以抨击国民党的腐败、支持共产党革命，而以“红色传教士”的称号享誉一方。
文幼章曾被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90多岁高龄于加拿大去世前，曾殷殷地叮嘱其儿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他出生的地方——四川乐山，撒入滔滔流淌的大渡河。
我无缘见到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红色传教士”，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出国时，曾拜访过住在多伦多的文幼章的儿子，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同样，出生于湖北襄阳的传教士之子、在40年代末曾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并因此同情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加拿大政治舞台上，恰恰是由于一批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子女们在朝野上下奔走游说，才促成了加拿大政府突破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再举一例，英国驻香港的大主教何明华 (Ronald Hall) ，更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顶风冒险，悄悄为太行山上的八路军和共产党募捐筹款、送医送药，而成为周恩来与宋庆龄的知心朋友，也因此被反共势力讥刺地冠上了一顶帽子：“粉红色大主教”，并遭受到严酷迫害与打击。
1979年秋，图古德“超好”教授和菲斯在中蓝杉树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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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美国青年毕森凭借他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得以在当年三月底，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妻带子，重返华夏大地，再次踏入阔别了九载的古都北平。
无暇重温京华旧梦，也来不及留恋湖光山色。那年春夏之交，毕森马不停蹄，辗转于大江南北做考察，分别采访了朝野上下多位重要角色。
5月底，他在南京采访了当时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立夫，对方对国共合作的敌对态度，使毕森对中国局势的前景忧心忡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何能亲赴陕北，实地考察，一睹那片充满传说的黄土地呢？
毕森是幸运的。恰在此时，有人向他伸出了援手。
居住在燕京大学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一年曾悄悄奔赴陕北采访，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在斯诺的搭桥牵线下，毕森的心愿得以实现。
与毕森结伴同行的，共有四人。一位是美国资深汉学家欧文·莱提墨。他专攻东亚和蒙古史研究，幼年时在华北长大。除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领域里的浓厚兴趣之外，欧文从未踏足过颇具神秘色彩的古城延安，因此兴致勃勃地加入了陕北之行。
此外，还有一对美国夫妇，就是纽约《今日中国》杂志的主编费立浦·贾飞和他的妻子艾格尼丝。这对夫妇本来正在做数月之久的远东采风之旅，刚刚抵达了北京。他们与毕森早就是美国学界的左翼朋友。正在酝酿中的颇具探险性质的陕北之行，自然也勾起了这对夫妇的兴趣，于是，他们也积极加入，凑成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对延安的这次闪电式造访，发生在那年6月下旬，适逢“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夕。毕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留下的笔记，对了解研究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可谓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藏于名山，无人知晓。直到整整35年之后，借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之机，才最终打破坚冰，得以出山面世。
为什么会拖延了这么久呢？
原来，20世纪50年代初，在美国发生的白色恐怖风暴中，人人过关，层层筛检，不仅是在陕北停留过数月之久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
诺，就连毕森和欧文·莱提墨这样仅仅去延安逗留过短短四天的美国公民，也均被扣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这顶骇人的帽子，而遭到压制。
当年，由于《红星照耀中国》这本畅销书而誉满全球、红得发紫的埃德加·斯诺，竟不得不告别祖国，将妻携子，背井离乡，远赴瑞士定居。
翻阅毕森这本薄薄的小书，我注意到，其短短的“序言”，是当年与他一同造访延安的汉学家欧文·莱提墨所撰写的。
在结尾处，欧文·莱提墨留下了一行文字，似杜鹃泣血，滴滴都透着难言之伤：
怀着骄傲与悲哀交织一处的复杂心情，执笔于瑞士的斯诺故居。
一九七二年八月
那一年的2月15日，埃德加·斯诺怀着满腹未竟的心事，与世长辞了。六天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顶着早春的寒流，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
人类历史上这崭新的一页，虽然翻开得晚了那么一点点，但终究可以告慰斯诺的在天之灵了。
当年与斯诺在燕园里过从甚密的朋友们，如毕森，还有欧文·莱提墨，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彻底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呢？
这本薄薄的小书告诉了我。
……
补记
去年初秋，完成了上面的文字后，便投稿给国内杂志社，于期盼等待中，天气渐凉，转眼便是隆冬了。
元旦那日清晨，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后院的池塘里，早已结了厚厚的冰层。邮箱里却跳出一封信来，顷刻间驱散了周遭的寒气，暖热了胸膛。
图古德（Toogood），这个英文姓氏，我还是头回遇到。若是意译，可否翻译成“超好”呢？
他告诉我，辗转听说，我在寻找那株美洲蕾的捐赠者，作为知情人，他愿约我一谈。
于是，在那个阳光明亮得耀眼、温度却为零下16度的冬日午后，我按响了“超好”教授家的门铃。
老人已经80岁了，但清俊的面容、睿智的谈吐，依稀可辨这位化学系退休教授昔日的风采。提到半个世纪前与毕森夫妇的交往，那对已经蒙上薄薄一层云翳的蓝眸里，闪出了几朵温柔的火花。
客厅的落地玻璃窗十分宽敞，从窗里朝外望，可见街道正对面，几株高大的雪松下，掩映着一座老旧的二层小楼房。
自从毕森夫妇落脚滑铁卢小城，他们便租赁了那座房屋，与“超好”教授毗邻而居，朝夕相望。
“是的，只是租赁。他们从未攒够钱，购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产。”“超好”教授确认了我的疑问。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冲到门外，拍下了这座人去楼空、阶前草木凋零的老屋。
20世纪60年代中期，“超好”教授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便离开繁华的故乡英国伦敦，辗转到美国西部，继续深造。在那里，“超好”结识了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二人成婚后，双双应聘来到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在这座安静的小城扎下了根。
“那时候，整个滑铁卢大学才有两千名学生，与今天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超好”说。
想到如今在滑铁卢大学校园里读书的学生，仅仅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已达6000名之众，我不由得感叹时代的飞速发展。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而毕森夫妇同样，也远离他们在美国的一双儿女。结果，大家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亲
如家人般的互补关系。他们就像我们的父母，经常给我们生活和工作上的指点。而我们呢，也像晚辈一样，尽可能地关心和照顾这对年老体弱的夫妇。”
毕森夫妇亲切和蔼，行事低调。整条街上的邻居，无不喜爱这对老人。回忆起当年一桩桩或幸福或尴尬的趣事，“超好”教授的声音里，传出抑制不住的激动。
“在同一条街上生活了10年，邻居们谁也没料到，我们身旁住着的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头子，竟然是一位拥有非凡人生阅历的著名学者！他著作等身，却非常谦虚，从不张扬炫耀、吹嘘自己。他的博学、才华，就像我们剥洋葱时那样，是一层一层，逐渐才展示到大家面前的！”
毕森把自己的不少珍贵藏书都赠送给了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教授。无数个冬日的夜晚，窗外白雪皑皑，大家围着壁炉中温暖的火苗，品着中国绿茶，听毕森侃侃而谈。
“他的知识实在是堪称渊博。”“超好”仰起脸，望着空中，边回忆边说，“记得有一次，他讲述到青铜器时代的殷商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之间的对比，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年，毕森教授做完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后，无法阅读，便请求“超好”每周三个晚上，到他家中，为他朗读作品。
“都是远东历史文化方面的经典之作。”他说。
“您还记得都有哪些作品吗？”我挺好奇。
“有中国的《离骚》，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还有日本的……哦，书名记不得了……”
“毕森教授经常指使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就像指使自己的孩子一样，毫不客气。”“超好”微笑着说，“我当然毫不在乎，很乐意为他效劳，但他太太菲丝却常常感到过意不去，为她的老头子总是麻烦我，连连致歉。”
后来，话题扯到菲丝，“超好”略微沉吟了一下，才试探着问道：“你是否知道，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南京的事件吗？”
见我默默点头，他才继续说下去，“其实，相识几十年了，但仅有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菲丝对我提到过当年那桩伤心欲绝的事件。她说，人性是复杂的，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有优劣好坏两面。在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园里，即便都是从美国来的传教士，也同样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威廉姆校长惨死之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怀着宽容的精神，熬过漫长的人生岁月的。”
善良的人们，终于等来了冰雪消融的时刻。
1972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毕森教授颤抖着双手，拿出了那部藏于深山数十年之久、字迹潦草、龙飞凤舞的“延安笔记”。
是“超好”教授的妻子帕特丽霞在她的打字机上，一字一句敲出来了这部书的草稿。
客厅壁上的镜框里，镶嵌着年轻的美国姑娘帕特丽霞笑盈盈的圆脸，仿佛在静静地聆听我们的谈话。这位滑铁卢大学化学系实验室的女技术员，已于五年前患病离世了。
“她的骨灰，与毕森夫妇埋在同一座墓园里。每年的忌日，我都会带上鲜花，去看望他们。”“超好”的目光盯着窗外碧蓝的天空，平静地说，“这些年，汤姆也老了，很少从哈佛回来看望父母。”
提到校园里那株美洲蕾，他告诉我，毕森去世的那个夏天，自己恰好在英国搞研究，来不及赶回加拿大，参加葬礼。
秋天时，他回到了滑铁卢，左邻右舍的朋友们都觉得，大家应该做点什么，纪念这位非凡的学者。
“最后，这条街道的全体居民，共同出资，捐献了一棵蓝杉树，栽种在瑞纳森校园里，面对着他曾经讲授中国文化的那间教室的窗口。”
说着，他从茶几上的一个信封里，拿出一张照片来，指给我看。“这是栽树那天的留影。”
我认出了瑞纳森学院那座最老的教学楼。大岩石块砌成的底座旁，矗立着一棵笔直的蓝杉树。树旁站着几个人。我一个一个地辨认着，看到了青年时代的汤姆、“超好”、白发苍苍的菲丝。
此外，还有一个文质彬彬、似曾相识的年轻人的面影。嗯，没错，是他，那位含蓄深沉的东方艺术雕塑家尼古拉。
“后来，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在一场暴风雪
中，天昏地暗，雷鸣电闪，那棵蓝杉树的顶部，竟被齐刷刷地削掉了！通常情况下，这种树若是遭遇到此种厄运，就会枯萎，死掉。然而，第二年春天，那棵蓝杉树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从顶部生出两根新杈来，继续朝天空伸长。你说蹊跷不蹊跷？”他盯着我，目光炯炯。
我默默点头，懂得他所暗示的象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为何几年前又要补栽上这株美洲蕾呢？”我不解，继续追问。
“噢，前些年，瑞纳森学院要盖新的教学楼，不得不挪动那株蓝杉，把它移栽到其他地方去。可这样一来，学生们上课时，就再也看不见它的英姿了……”“超好”一面回忆，一面慢慢说着，“不，不，这怎么行呢……”
于是，在“超好”教授的努力下，就出现了那株在春日阳光下绽放出夺目光彩的美洲蕾。
时间不早了，我合上笔记本，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与“超好”教授告别。
“请你等等。”他拿起茶几上那个信封，还有一本发黄的活页本子，递到我手中，“这些东西，你看看。”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拿出里面的几张旧照片，细细端详。有白发苍苍、面含微笑站在瀑布前的老年毕森夫妇，也有年轻英俊的“超好”教授和温柔可爱的帕特丽霞。
“这些照片，都是和毕森夫妇相关的，也送给你。那本活页本，是毕森在1923年抵达中国之后，用来学习中文的旧课本。他在世时，曾复印了一份给我。”
“您也跟随毕森学习过中文吗？”我翻开那本发黄的活页课本，目光扫过上面密密麻麻的繁体汉字，惊讶地问道。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摇了摇头。“实在是太难了。我顶多学习了一百个汉字，就坚持不下去了。”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最近，我被诊断出患了白血病。两周之后，就要开始去医院做化疗了。这些历史资料，都留给你，权当纪念吧！”
看着“超好”教授坦然的目光，我握紧他那双温暖的大手，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当校园里那株美洲蕾再次绽放花朵时，我将开始教他学习中文，补上他青年时代没来得及完成的梦想。
送我到了门边，帮我穿上厚厚的羽绒大衣后，他轻声地问我：“天气暖和了之后，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墓园里看望毕森夫妇，还有帕特丽霞吗？”
他的声音是平静的，但我从他的眸子里，似乎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忧伤，掺杂着期望。
我看着他，郑重地点头。“当然。我一定会去的，年年都会去。您放心吧！”
汽车发动后，我挥动手臂，朝站在玻璃门后定定地望着我的那个身影道别。
突然间，一个念头涌上了心头：那篇投稿迟迟未能确认发表，焉知冥冥中，恰是上帝之手在掌握着世间事物应有的进程，耐心地等候着我，为亲爱的读者们补上这悬念的答案呢？
2019年3月23日
作者简介：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及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红浮萍》），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作品集《不远万里》、Rediscovering Norman Bethune（《重读白求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