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而且与每个人及家庭命运息息相连。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摄制完成的《苦菜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残酷斗争为背景，通过胶东农村一户人家境遇衍变，深刻鞭挞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和汉奸走狗的卑劣无耻，热忱讴歌了抗日军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崇高精神，从一个侧面勾勒了人民群众在党的引导下，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逐渐觉醒并走向革命的进程。影片内容厚实、人物鲜明、格调深沉，具有颇为感人的力量。

“革命母亲的缩影”

电影《苦菜花》是从贫苦农家子弟成为著名军旅作家的冯德英，根据自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冯德英于1935年出生于山东牟平(今属乳山)昆嵛山区，这里位于胶东半岛，抗日战争期间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和复杂，其父亲遭汉奸乡长打死，兄长被迫出逃，只留下母亲带着三个姐姐和他相依为命。冯德英不仅经历了家庭的困苦，而且目睹哥姐们相继参加革命，母亲与革命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自己也当过儿童团长、少先队长，受到革命斗争的洗礼。1949年冯德英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部队通信学校学习，先后任报务员、电台台长、雷达指挥排排长等职。就在入伍第二年，他偶然看到作家柯蓝反映抗战斗争的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引起他对故乡人民抗日事迹的回忆，知道“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能用来写成一本书”，由此开始以真实生活素材为基础写作练习，3年后在执行海防任务间隙中正式动笔，经过3年多业余时间的奋笔疾书，终于完成《苦菜花》的创作，迭经周折于1958年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苦菜花》虽是冯德英的处女作，但在以抗日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里，却是一部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它以充满激情的笔触与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丰富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抗日人民在艰苦斗争中的觉悟成长和崇高品质。故事发生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区一个叫王官庄的村子，抗日游击队一举消灭了大汉奸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政权，但斗争并未结束。王唯一的儿子王竹投靠伪军当上中队长，叔伯兄弟王柬芝突然自外返里，以献地和办义务小学伪装进步，钻入抗日政权内部，从事间谍活动。汉奸地主与日本侵略者的明暗勾结，使斗争变得更加复杂而激烈，残酷的扫荡、疯狂的屠杀、阴险的告密和无耻的陷害，使王官庄人民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付出了相当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没有屈服和动摇，在党的领导下迅速觉醒和成长起来。其中不仅有娟子、德强等年轻一代，而且有母亲那样承受过深重苦难与压迫的旧时代妇女，甚至曾经屈辱苟活、一度被逼受汉奸王柬芝驱使的杏莉母亲和王长锁，也终于觉悟到“做个好人死了，强似劣人活着”。党的教育、斗争的锤炼，使他们懂得了生与死的意义。在面对革命与个人之间迅速抉择的千钧一发时刻，他们能够压抑巨大痛苦，以自己身家性命保护党和革命的利益，由此迸发出来的光辉，凝聚成巨大的思想力量。

◆著名军旅作家冯德英。

小说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是创造了一位完整的革命母亲的形象，在她身上汇集并闪耀着中国劳动妇女淳朴、温厚、善良的传统美德，而且也是较早觉悟女性的代表。当革命浪潮刚刚卷来的时候，她惶恐甚至有些害怕，但当亲眼看到武装暴动给地主阶级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进而理解到革命的真正意义的时候，即以热情和坚定所替代，把自己伟大、深挚的母爱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她顶着传统势力的压力，支持女儿参加革命，甚至在家里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也不拖女儿后腿，表现出宽厚和质朴；为了保护兵工厂的机器而受尽严刑拷打，甚至为此牺牲了年仅5岁的小女儿，表现出顽强和无畏；为了支持娟子革命，代其履行做母亲的责任，帮助抚养3个月大的婴儿，表现出沉着和无私；为了拔掉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她带着病体，潜入敌人内部英勇搏斗，终于迎来黎明和胜利。作者在塑造母亲形象时，把笔触深入内心，细腻揭示了她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不避讳在困难、生死关头和惨痛离别面前，也曾有过某种犹豫和过度悲痛，充分表现了人物心理矛盾与冲突及其克服过程，从而感人至深地展示了母亲伟大崇高的人性、人情。

由于在当时文学作品里，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一个光彩照人的革命母亲的高大形象，因此受到巨大关注，许多评论者称之为“最可爱的母亲”，“不是仅仅爱护自己子女的母亲，而是热爱广大劳动人民子女的母亲，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出来的母亲”，认为“这个人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成功”。这一评价切中作品实际，从起初酝酿到几度修改，书名都叫《母亲》，直至最终定稿，当时解放军文艺社主编提出，已有高尔基的小说叫《母亲》，希望能改个名字，冯德英考虑了几天，才取自作品中描写的苦菜花作为书名。他在阐述创作动机及宗旨时，一再表白就是“记述母亲的一生，表达对母亲的深情”，坦承“其实《苦菜花》中冯大娘的原型，正是自己的母亲。更确切地说，是包括母亲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母亲的缩影。”后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冯德英时曾慨言，山东人民在战争中对革命贡献很大，在延安时就听说了，应当把这些很好地写出来。邓颖超则代表全国妇女感谢冯德英，称其作品写了许多优秀的妇女人物。

“改编成电影很困难”

小说一经面世广受好评，被誉为“一朵香花”、“英雄的花、革命的花”，称赞其“再现了过去人民所受的苦难，写出了这个斗争的残酷、艰苦和复杂，表现了军民之间和党群之间的血肉关系，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不仅很短时间一再印行，而且迅速衍变为戏曲、曲艺等其他艺术形式，仅评剧就有3个剧团同时上演，其中中国评剧院就一连演出几百场，可谓风行一时。

在《苦菜花》的改编中，影响最大当数电影。小说出版后即为八一厂看中，认为其总体属于军事题材范畴，所描述的人物性格、生活细节、地方风物等质朴真实，尤其在对革命战争的描写中，特别注重突出感情的意义，在夫妻情、母女情和婆媳情等方面，都做了较为充分的表现，搬上银幕会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很早就列入拍摄计划，由于小说建立在作者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冯德英已调至空政政治部任创作员，便决定由其执笔改编。

◆《苦菜花》剧照，母亲和女儿娟子。

要把一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变为一部放映不足两小时的电影，不仅受到篇幅、长度等限制，更为主要的是必须适应电影表现需要，进行艺术再创造，不能像原著那样展开复杂的人物关系、描述丰富的情节纠葛，而需简化人物关系、集中情节场景，以形成戏剧冲突。而这种取舍、变化，又受到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而从前期准备到实际拍摄颇费周折，前后历经好几年。诚如冯德英后来深有感慨的回忆：“《苦菜花》这个小说本身因为我年轻，其中写的大量都是生活的原始的东西，加上作者的感情，所以我的结构上来讲是不完整的。……它改编成电影很困难，它的情节、故事啊，它是跟着人物走的……所以改了好长时间，放下了改，改了放下来，导演也换了好几个。剧本是我自己的，本来我也不想改，改编本身意味着舍弃。因为当时那种艺术气氛、艺术环境也不好，比较‘左’倾的东西多一些，限制也多。”

改编的切入角度和主题表达，就体现了提炼与升华的变化。虽然小说与电影都以山东昆嵛山区我抗日军民对敌伪英勇斗争为内容，前者以王官庄农民暴动、鬼子三次“扫荡”，以及抗日军民攻取道水城为主线全面展开，后者则以一个生活底层的普通劳动妇女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不怕牺牲的革命母亲过程的集中反映，由此整合与日军的交锋、同反动地主分子的抗争，以及和暗藏汉奸、特务的较量，更为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从而有力揭示劳动人民要想得到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来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据此，原有小说所有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在影片中都根据母亲形象的塑造和主题表现进行取舍变更。最为显著的是原著中母亲的丈夫仁义是被地主逼跑的，后来又回来了，电影里改为仁义被地主害死，逼跑的是大儿子德刚，而德刚则由原著中母亲的小儿子，变成电影里的大儿子，亦即区妇救会长赵星梅的未婚夫、在八路军兵工厂工作的纪铁功。冯德英曾作说明：“在小说中，区妇救会长赵星梅和她的未婚夫纪铁功，对母亲的成长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纪铁功的牺牲，星梅的慷慨就义，把母亲的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可是，因为母亲与他们没有血肉的联系，萍水相逢，在小说里可以通过叙述来描写铁功和星梅的形象，使他们的牺牲产生强烈的力量。但在电影里，没有篇幅来过多的写他们，而单纯的保留了他们的牺牲，对母亲的影响就不会很大了。为此就想到如果星梅的未婚夫，就是母亲的儿子，旧社会的残暴使他们的命运联系起来，革命的洪流又将他们涌到一条战线上。纪铁功的牺牲，是母亲失去了亲生的儿子，又是失去了英雄的战士，做母亲的骨肉之情，对革命战士的阶级之爱，这双重的崇高情感产生的力量会更加强劲。这既是写了母亲在丧失儿子的不幸面前经受了考验，更是歌颂了革命母亲的坚贞情操。”

比照原著改动最多的是有关情感处理，小说《苦菜花》不同于当时其他红色经典之处，就在于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歌颂英雄形象的同时，伴有颇多丰富细腻的情感描写，比如德强与杏莉青梅竹马式的少年朦胧之爱，杏莉母亲与长工王长锁由互相同情到相依为命，娟子对姜永泉的一往情深、羞怯难言等，这也是其在那个年代吸引大量读者、但也招致争议乃至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改编电影的特定政治环境，正值排斥、否定人性、人情、人道主义趋于严重，这些描写不得不予以淡化、回避乃至删除。尤其是杏莉母亲与王长锁的关系，在原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涉及出身、地位等复杂因素，不能在影片中出现，他们的私生女杏莉也就失去了存在依据，但情节发展又不可缺少这样一个人物，于是便改为苹莉，变成王家佣人的孙女，虽然所为还是小说中杏莉做的事，但其阶级出身发生重大变化，对地主、汉奸王柬芝的举报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理由，多了阶级仇恨成分。

改编中最为根本的变化，是将母亲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原著对其性格刻画从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两个特征入手，电影则侧重向后者倾斜，故事情节予以相应集中、调整，让其经受亲人牺牲、陷落敌掌、毒刑拷打等严峻考验，最后以与暗藏的汉奸王柬芝面对面生死较量，取代原著母亲与娟子深入道水城歼敌，斗争自始至终在王官庄展开，更为集中凸显母亲命运变化与觉悟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借助强化原作中“枪”的描写予以喻示，由起初母亲看到娟子试旧猎枪而惊悸，引出丈夫仁义临死前握枪嘱托“报仇”，再至母亲主动要学会开枪，直到临危不惧举枪打死敌人，使之成为人物成长贯穿线索，而且直接赋予母亲很多强烈斗争行动，如帮助民兵坚壁兵工厂机器，与汉奸吕锡铅厮打搏斗，把敌人领进地雷区，怒打汉奸王竹耳光，最后拿起武器击毙特务王柬芝等，都是原著中所没有的，从而更加鲜明地突出母亲坚韧倔强、爱憎分明的革命英雄形象，同时又阐释了人民武装起来反抗压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而这正是改编拍摄之际所倡扬的时代精神。

“银幕第一老大娘”

影片于1964年正式开拍，最后确任执导的是八一厂年富力强的导演李昂。他经历过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对片中所表现的内容并不陌生，亦有颇为丰富的拍片经验，曾任《战上海》《突破乌江》等片副导演、联合导演，独立导演过《青年坦克手》。随之组建的摄制班子，主创人员以八一厂为主，辅以外部邀约。摄影是成功在西藏高原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农奴》声誉鹊起的韦林岳，主要角色中的母亲、星梅、姜永泉，以及敌方的王竹、王唯一、清水等，均由八一厂演员剧团的曲云、袁霞、王志刚、谢万和、刘江、孟庆芳等饰演，娟子、王柬芝的演员，则是借用在《地雷战》中饰演过田嫂的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杨雅琴、空政话剧团顾岚。为从音乐上体现特有的胶东风情，专门找到曾拍摄以山东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为题材《红日》的上影天马厂，邀请脍炙人口的《谁不说俺家乡好》作者之一、亦是山东牟平人的萧珩，客串本片作曲，为之创作了主题组歌“苦菜花香”，同一曲调反复出现，根据规定情境歌词有所变化，或悲痛或深沉或高亢或欢乐，并由《红日》原唱的山东歌舞团的王音璇演唱，委托上影乐团演奏录制，极具感染力量和地方风味，为影片增色不少。

由于母亲已提升为第一主角，能否演好关乎影片成败，演员选择引起各方高度关注，八一厂及摄制组甚为审慎。当时候选者中不乏在观众中已有影响的名演员，后来确认出演的却是尚无很大名气的曲云。她是听说厂里要拍《苦菜花》，找来小说看了后，主动找到导演提出“让我试试吧，合适就让我演。”其缘由亦是山东牟平人，老家离故事发生地不远，小说中那些事情大都经历过。

◆曲云在舞台和银幕上扮演的老大娘形象，质朴淳厚、刚柔并济，富于乡土气息，为其赢得“银幕第一老大娘”的盛誉。

鉴于曲云同样生长在胶东半岛，积淀了较为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原型，具有强烈饰演角色意愿，尽管与之年龄存在差距，但经历有一定相似，而且一直在舞台和银幕上扮演老大娘，厂里最终拍板敲定由她饰演母亲这一关键人物。曲云承接饰演任务后，深知熟悉生活并不意味就能把人物塑造好，反复阅读小说和剧本，废寝忘食地投入排练，拍摄中更是非常认真刻苦，精心对待每场戏。为了感受母亲诱敌踩雷的思想感情，她一个人跑上外景地的山头，一遍遍反背着手，琢磨体会被敌人捆绑逼着带路、思忖对付办法、寻找埋雷记号等情境的反应表现。德刚牺牲后婆媳相继以织布表达悲愤缅怀，导演要求母亲织布要比星梅熟练，她提前着手准备，不顾白天拍戏劳累，利用晚上空隙，冒着昆嵛山狼多危险，跑上几里夜路赶到老乡家学习织布。就这样经过辛勤执着地努力，曲云圆满完成了母亲形象的塑造，将其从受尽折磨的中国农村普通妇女变为自觉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真实、准确、细腻地呈示出来，形成了质朴淳厚、刚柔并济，富于乡土气息的表演特色，赢得“银幕第一老大娘”盛誉。她曾谦逊地表示：“革命母亲的英雄事迹教育了广大观众，广大观众非常喜欢他们的革命行为，观众所以热爱我，是我沾了英雄母亲的光。”并由衷感激导演李昂和摄影师韦林岳，是他们使她在拍摄中摆脱了紧张、僵化、难堪的局面，在嘈杂的拍摄现场排除干扰而进入角色，在各种假设条件下进行真实的表演。

影片摄制完成后，入选文化部举办的“纪念伟大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电影展览”，于1965年8月在全国上映， 受到广泛好评。该片在香港首映时，恰逢邵逸夫拍摄的娱乐片《四大金刚》同期上映，《苦菜花》票房收入遥遥领先。该片还在阿联举办的中国电影周上放映，曲云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出席。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因冯德英继《苦菜花》后创作的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迎春花》曾被改编成话剧，江青看了不满意下令修改，冯德英只是口头上表示接受却并没有改，被诬为“对抗文艺革命旗手”的“黑作家”，其小说成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的“大毒草”，《苦菜花》影片亦受到株连遭禁，但私下里却被定为革命样板戏参考片，因江青认为“演得好，有生活”，直到“文革”过后才重见天日。前些年《苦菜花》小说又相继被重新改编为吕剧、电视连续剧，创作、排练均以影片作为参照，印证其独特芳香仍具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