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一个观众”的《古田军号》

陈先义

几天来，关于电影《古田军号》在长沙只有一个观众的消息成为文化热点。其实这样的问题其它地方也有。怎么看，我看还要实事求是。

《古田军号》真有那么差吗？非也！

几天前，几位老资格的影视艺术家一起在北京文联召开的影视热点讨论会上，无意间岔开话题说起电影《古田军号》来，没想到观点惊人一致，凡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充分肯定其创新性和艺术性，称赞其强烈的思想内蕴。比如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编剧周振天就非常坚定地认为，如果从视角独特、题材重大这点来说，这是这些年少见的拍的非常好的电影。电影用了一个小号手的特殊视角构建故事，又用他孙子的旁白做历史与现实的串联，艺术地再现了古田会议前后的历史过程，准确表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思想交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当下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迫切需要了解的一段历史，这是对我们初心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寻找。从作品质量上说，应该说是上乘之作。当然，如果就艺术来说，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如何适应青年观众，也确实有需要研究提高的地方。

但是，这样一部电影，的的确确是事实，在长沙出现了只有一个观众的尴尬局面。不，不仅在长沙，参加我们座谈会的同行八一厂一个老资格电影人说，他在北京就看了一场只有他一个人的《古田军号》。说整个电影厅工作人员等着他看完最后一个字幕的情景还蛮让他感动。最后放映员还特别说一句，最后一场了，没人看，不再排了。

为什么？一个题材重大，思想深刻，内容精湛，制作精心的电影在观众中引发这么大的反差？我们到底那个环节出问题了？有文章批评宣传部门，说对这样一部好电影宣传不下力气，也有人说排播部门思想观念有问题。也有人直接了当，现在进电影院的多为年轻人，年轻人不喜欢就没有办法。有的说的就更直接了：把电影名字不叫《古田军号》，比如改成《号手》就会比现在票房好很多。为什么？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已经不愿接受革命文化教育，特别排斥党史军史教育。

我认为，这说到了问题的核心。长期以来，我们在娱乐的旗号下，已经无限夸大了影视的娱乐功能，好像电影电视就是完全娱乐的。稍微有点思想性的、有点政治色彩的，就不愿意看。其实不仅不愿意看，编剧导演演员都不愿制作这样的作品。久而久之，就形成一个观念，这样的作品没市场。而这一切，都是两个字：金钱闹的。我们不能不说，青年人不愿看宣传革命和历史传统的作品，这是非常悲哀的事，也是非常危险的事。如果现在90后00后的小孩子都拒绝了我们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如果有一天我们对他讲古田会议、讲红军、讲长征，他们听着味同嚼蜡，毫无兴趣，我们的未来将会出现极大风险。

年轻人不喜欢就对吗？不对，恰恰说明我们在引导年轻人方面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危害着我们的未来，危害着我们的国家安全。不是危言耸听。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为什么青年人不喜欢革命历史题材，为什么排斥有思想有故事的东西，我们做的不够好仅仅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我们长期用一些港台故事、用一些追韩哈日的作品，用一些照搬好莱坞模式的东西，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味觉口味。长期喂他们狗粮猫粮，突然叫他吃正常人的食物，他们的胃口已经很不适应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五六十年代，爱情戏写得都很美，那是含蓄的、内敛的、有审美的，是可以领着孩子一起进入电影院的。可是现在，所谓爱情戏没到三分钟就开始滚传单，就接吻亲嘴，就脱衣解带，没有这个，投资人不来，导演不拍，编剧不写，当然这样的东西大人领孩子进影院，那是担心的，便时时怕孩子学坏了。今天，你再去整那些含情脉脉，你再去弄那些欲说含羞，扯淡吧。没人和你合作，没票房。至于思想性，就不用说，你只要一提教育功能，就会说你落伍，不赶趟，挣不到银子，其它都是瞎掰。于是大批具有韩日意识形态，具有港台文化背景，具有美国大片特点的作品，便在国内受到猛烈追捧。在这种背景下，你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不要说别的，就从名字上，他就一下子不感兴趣。

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在文化接受功能上，已经有意无意的被某些人转了基因了。在转基因的文化土壤上已经培养不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审美认同。有些年轻人，一开口闭口谈欧美为荣耀，以撇几句港台腔为光荣，以追求他们的文化和行为方式为能事。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赖以发展进步的国家主流文化。如此，应该从一个观众的《古田军号》看到一种危机感，再不抓就为之晚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久矣，比如那个撼人心魄的《血战湘江》。无论从思想制作手法都堪称一流，但是同样只能成为“两学一做”政治学习的硬性必看作品，同样获奖受限。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悲哀的事。

面对这种情况，要有措施，什么措施，从源头管理，什么源头？拒绝唯票房论英雄。不要动辄就宣布谁赚了多少票房，那些内容有问题的，思想导向有重大偏差的，不管你怎样的票房，都不是政府倡导的。反动的，有严重错误思想倾向的作品，票房越高，危害越大。比如，像那个名为《芳华》的电影，票房很不错，但政治上有严重问题，一、他通过电影画面侮辱领袖，让一头猪和毛泽东画像并排出现在游行队伍，傻子都知道这是在利用画面语言辱骂领袖。二、他污蔑英雄，作品主人公是一个学雷锋典型，对这样一个模范典型，电影极尽嘲讽，让主人公最后无人理会，转业找不到工作，打仗断了胳膊，找对象没人要。借讲社会问题，其实在讲只要听党的话，结果就是这样。但是对这样一部问题百出的反动作品，不仅没有批评，而且因其票房不乏官方赞美。宽容到如此地步，至今这都是一个让人不解的荒唐的现象。

年轻人喜欢什么，不一定什么都是对的。对年轻人是要引导的。如果认为年轻人喜欢什么就提供什么，那将来必定会出大问题的。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的主旋律主流电影就无所作为了，这些作品确实有一个研究当下观众的迫切问题，怎样适应当下的审美，怎样在市场竞争中有所作为，怎样在争取青年观众中取得更大主动，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毋庸置疑，有些编导总是认为自己做的项目是政府提倡的，是高雅健康的，反正各级政府会想办法支持，所以在制作上往往不太讲究，想用思想性替代艺术性，如此，恰恰会远离观众。这也是当下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总之，社会已经就这样一个胃口了，面对这样一个我们不一定喜欢的大众胃口，我们怎么把我们想做的这道文化大餐做得有更多的人喜欢。这是这个时代给革命文化红色文化主流文化出的一道难题，这也是在文化市场的剧烈竞争中，我们主动出击的问题。美国人能用我们的花木兰、熊猫来赚我们的钱，他们这种文化的主动精神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必须把我们的文化产品做好，做出一流来，这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