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无问西东》想到的

史  威

　　XX：

　　接到转发的对《无问西东》的影评， 以及您所发宏论，自是不敢怠慢。只是随着年龄增长，动起笔来，越来越谨小慎微，不敢造次。即如此影片名“无问西东”，源出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之老校歌，我就很是查找了一番。现在几经周折总算完稿，特呈上请赐教、釜正。

　　1作为清华校友，对于涉及母校又引起争议之影片《无问西东》，是可以也应该发表点意见的----虽然，发表出来的东西，不会因为曾经和清华粘点边，就一定说得对或站得住脚：不是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么。

　　2  以下我所发表的一些议论，绝对算不上“影评”。只能说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杂感。在我，是姑妄言之;如果有兴趣，就请姑妄听之罢。

　　3   我以为评论它的文章抓住这四句话“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是切中要害的。它“脱胎”于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老校歌词中的两句：“立德立言，无问西东。”(之前还有两句：“器识为先，文艺其从”。)若是，它岂不是把“立德立言”，“诠释”成“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了吗。

　　4  原校歌中所言之“立德立言”，源自我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著名命题 : “三不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到了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更进一步作了深入的精辟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说法，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合理的内核;就像不能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就把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一并否定掉。不管怎么说，其精神实质，实在是与所谓的“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所体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欣赏”式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质言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欣赏”式的价值取向，与清华老校歌所提倡的“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的精神，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实在不能说是清华人的精神脉络的主旋律，尤其不符合解放后清华园的实际。

　　5 要是说起老清华，我倒是出过一次“洋相”。那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在纽约。当时我在哥大附近一家老人中心就餐并参加其组织的一些活动。一次，在餐桌旁，一位华人耆老忽地问我：“你在大陆读的什么学校?“ 我知道他是这家老人中心男性华人中年龄最大者，高龄90开外，应是我的长辈。于是，我毕恭毕敬地答道：“清华。”接下去的问答就微妙了。谨照录如下：

　　“你读的什么科?”

　　“文科。”

　　“我在清华也是读的文科。”他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忽地问我：     “你在清华，听没听过梁启超的课?”

　　他这一问，当时就把我问得头大了。我想，梁启超跟康有为搞戊戌变法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他这不是明摆着出我洋相吗。接下去的对话我就不一一照录了，拣些紧要的说。他说梁启超的课他听过。他又问我听过那些教授的课。我说了好几个中文系教授的名字，这些教授在大陆知名度都比较高的，可能是因为他1949年后去了台湾，他都不知道。我只好说些外系的、知名度比较高、我以为他可能知道的教授。我说，“我听过费孝通的课。”我这一说，他来劲了：“你说小费啊，他比我低好几届呢。”至此，我终于明白，他的考问我，“考考我”倒在其次，主要是要我扮演一个“烘云托月”的“角色”。“云”为“月”作“铺垫”，也没有什么可“抱屈”的，谁叫他是我的学长呢。

　　6  再说当年的梁启超，乃名震遐迩的清华园四“国学大师”之一(其他三位是：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由此可见，清华虽以理工科著称，但在早期，其文科的实力亦堪称雄厚。不过，以引领中国社会思潮、站在时代的潮头、作为弄潮儿所起的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而论，当时的清华，却是远逊于作为“五四运动”发源地的、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北大的。较之北大，清华所缺的，不是学术，而是思想----引领社会前进的思想。

　　7  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大，那实际上就是在演绎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两个泥人的故事，难分彼此了。不过，到了抗战胜利以后，三校各回原地办学，事情又倒了个过。

　　8  后来，有晚辈问我：当年(指上个世纪40年代末)你为什么报考清华中文系，而不去报考北大中文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引用一段毛泽东的论述----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晚清以降，中国办了不少大学(最早的大学之一叫“京师大学堂”)，随之涌现了一批批的大学教授;如果有兴趣，不妨翻翻《毛选》，看看作者颂扬过几位大学教授?可以有根据地说，只有闻一多、朱自清两位!(鲁迅属于另一、更高的层次，不在此列)而这两位，都出在清华，出在清华中文系。这是清华的光荣，更是清华中文系的光荣!----简要地说，这就是当年我报考清华中文系的原因。

　　在1949年那个时候，我们系办公室挂有两幅画像，一幅是闻一多的，一幅是朱自清的。在我的印象里，当时闻师母、朱师母好象是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时候系里开会，还会见到她俩身影。

　　再说闻一多、朱自清两位教授，就专业上的造诣、成就而言，应属于顶级的学者，是大学教师队伍中公认的佼佼者。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课本(当时叫“国文”)，鲜有不选入他们的作品的。当时的中学生，有几个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如《荷塘月色》、《背影》这类名篇的?我进清华园的第一天，就穿过工字厅，专门跑到那个“荷塘”，想看看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事说起来话长，且不是本文重点，就不详谈了。

　　总而言之，他们二位所以能名垂青史，流芳后世，不仅仅是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杰出成就;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他们不是“无问西东”，而是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与之形成对照的，所谓“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正是毛泽东所批评的那种“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灵魂的自我画像。

　　9  放言至此，就不能不说一说解放初期清华园里所发生的思想变化。我在这里把时间设限在1949年下半年这一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在清华园，以至北京、甚至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太大了，甚至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的。

　　我举出三件事。值得追忆的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不止此三件。我是拣我记忆比较深刻、印象比较鲜明的来说。

　　第一件事：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我已在清华园，因为要到教务处办手续，没有赶上参加开国大典。但系里组织座谈时，我参加了。大家亲耳听到毛主席喊出“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都很激动。谁能想到，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有朝一日，竟会被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大人物喊 “万岁”? 你能体会到这些人当时的心情么?他们的体会是，只有真正的领袖，才会这么喊。这是座谈会上大家共同的感受。近来，国家领导人一再要大家学点历史。那就请掰着指头数一数，在中国历史上，从古到今，有哪一个被喊“万岁”的人，喊喊他“万岁”的人“万岁”的?除了毛泽东，还有谁?没有第二个!这一声“人民万岁”不打紧，就清华园的学生、教职员工言，却是深切地感受到，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二件事：北京市封闭妓院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并立即组织实施，上述决定得到落实，后来多年的事实表明，并没有出现反复。现在的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没啥了不起的。

　　但是，只要睁眼看一看眼前的某些社会现实，就知道前人的这种业绩，是多么来之不易、足以彪柄史册了。

　　再说当时清华园里，不但那些在各自专业领域拔尖的教授们，就是还在求学的高才生们，几乎个个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这话可能说得绝对了点，比起当时北京其他一些大学，说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傲气”，大概是不会错的。要使这些“自视甚高”而又自以为最能“独立思考”之士“服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北京果断并且成功“禁娼”之事，的的确确赢得了这些最不容易“服”人的知识分子们的由衷的信服。毕竟，古今中外都未能彻底根除的这种“毒瘤”，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确确实实根除了。这才是最硬、最有说服力的道理。

　　顺便说一件事。有一位教授，感佩之余，竞要从“优生学”的角度去“论证”毛泽东的“伟大”、“天才”。----当然，这是学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师生们所未能认同的。

　　第三件事：教师们的工资待遇

　　1949年那个时候，我是系里的政治学习干事(学生兼职)。因此，我多少知道一些有关教师的工资待遇情况。主要是从系主任李广田那里听来的。据他说：

　　当时最高级的教授(如中文系的吕叔湘教授)，月薪为1600斤小米。

　　副教授(如李先生自己，当时他虽为(党员)系主任，但职称是“副教授“)为900斤小米。

　　讲师每月800斤小米。

　　助教每月600斤小米。

　　这里需要作些必要的说明。不然，现在的人们可能看不懂。

　　首先，1600斤小米是个什么概念呢?以我们学生的伙食费为例。当时清华学生的伙食分三类。一种是“粗粮类”。(名字是我起的，下同。)伙食费标准是每月65斤小米，每月有3斤肉食，但主食是粗粮高粱米，基本上吃不到大米白面等细粮。一种是“细粮类”。伙食费标准与上同。主食是大米白面等细粮，但每月只能吃到一斤肉食。一种是“营养类”。伙食费标准为每月85斤小米。这是专门为病号而设，既可吃到大米白面，又可吃到较多的肉食。不过，吃病号饭的门坎比较高(须校医开证明)，吃的人很少。

　　由上述情况得知，按一般人的生活标准，每月生活费80斤小米就够了。这就是说，顶级教授的1600斤小米够20人生活费，助教的600斤小米也足够7个人的生活费。虽然称不上富裕，但他们都可以衣食无忧了。而当时人民政府的党员干部，除了留用人员，无论官职大小，甚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总理，一律实行供给制。

　　再一个情况。众所周知，自抗战以来，国统区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害苦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抗战前一元法币可以买20个烧饼。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当时的闻一多教授，还得靠给人家刻图章卖钱以养家糊口。1945年以后，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变本加厉，物价成百万倍的上涨。我的孩子从电视上看到有人提着一网兜纸币去买米，觉得不可思议，问我那是不是真的。我只能说物价上涨百万倍是千真万确的，至于用纸币，还是把它换成银元(“袁大头”)或其他方式买米，那就因人而异了。实际情况是，朱自清教授靠工资养活不了一家，只能挨饿。 “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气节令人肃然起敬，毕竟是个悲剧。

　　话说回来。在1949年那个时候，随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共产党 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大城市，却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局面。虽然后来共产党打赢了人民币的保卫战，从根本上治愈了国民党几十年反动统治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痼疾，但那毕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于是，问题就来了。是等着根治恶性通货膨胀那一天的到来，先叫大家勒紧裤腰带苦苦地撑着;还是民以食为天，急民之所急，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选择了后者，办法就是工资以实物折算，让人民的收入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大幅度缩水。这正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鲜明体现;而国统区长时期恶性通货膨胀并且愈演愈烈，为什么总也得不到抑制?因为，它实质上是官僚资产阶级用以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手段。正如凯恩斯所言：“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所知地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反差是何等的强烈?只有亲历过那个时代并深受这种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种强烈的对比是多么震撼人心!正是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很多清华人很快就看清了事物的本质;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热烈拥护者。

　　10  于是，在清华园里，掀起了爱国主义的新高潮。这种爱国主义的新高潮，不但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更是强烈地体现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由衷的挚爱之中，并且有着象闻一多、朱自清这样的光辉榜样。这就是那个时期清华园中昂扬的主旋律。后来经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那时我已离开清华园)，清华成为工科学府重镇。世所周知，在祖国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宏伟进程中，包括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都有一代代清华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没有这种昂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主旋律的支撑，这一切的一切，是不可想象的。种种否定解放后清华园里这种爱国主义主旋律的说法和做法，都是经不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的。

　　2018年1月底完稿于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