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界对苏联文学看法的变化

红旗文稿  2009年第10期

 张捷

 
    一、“改革”年代重新评价苏联文学问题的提出以及各种否定它的言论出现
　　苏联“改革”开始后，俄罗斯文学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被抛弃，许多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各种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点，以另一种目光来看待苏联文学。随着“回归文学”大潮的兴起，大量过去得不到发表机会的作品一下子涌现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苏联文学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对它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1987年6月，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曾专门举行学术讨论会讨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迫切问题。同年10月初，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主题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苏联爱国主义与苏联文学”的研讨会也涉及对苏联文学的评价问题。此外，《文学问题》1987年第9期组织了由八位学者参加的、中心议题为“俄苏文学史研究的迫切问题”的笔谈。从参加者发表的意见中可看到，这时已有人开始贬低苏联文学的成就，但是尚未见有全盘否定的言论。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88年初，曾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库尼岑在他的文章里历数苏联历史上的各种失误和悲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同时指出：“文学事实上对所有这一切保持沉默。没有捍卫自己成为文学的权利。”（《文学俄罗斯报》1988年2月26日）这实际上是说苏联文学没有反映生活真实，不成其为文学。与此同时，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恰罗夫发表题为《向幻象开刀》一文，他认为在文学的全景上“聚集了许多幻象——时而无足轻重的作品使人看起来像出色的城堡，时而优秀的作品却被宣布为光幻觉”。（《文学问题》双月刊1988年第1期第77页）他在谈到文学史时提出，“已到了对它进行大修的时候了”。（同上，第41页）有的批评家开始对现有的文学史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多布联科说：“我们不只是简单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而是需要完全另一种性质的思想；我们所需要的关于苏维埃时代历史文学过程的思想应该出自另一种基础，另一种思维类型，不妨说，出自另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是看待价值问题的宽泛的观点。”（《文学问题》1988年第8期第51页）这事实上是提出要根据戈尔巴乔夫宣扬的“新思维”改变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从头开始构建文学史的大厦。
    为了达到贬低和否定苏联文学的目的，文学界某些人打出“重评”的旗号，向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开刀。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苏联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一方面，他们贬低高尔基的艺术成就，把他的代表作《母亲》说成艺术水平不高的平庸之作。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宣扬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说它反映了高尔基真实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全然不顾高尔基多次承认错误的事实。其次，他们对被斯大林称为“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发起了进攻。他们歪曲马雅可夫斯基某些诗篇的含义，称他为“粗暴无礼的人”和“文化的敌人”。《戏剧》杂志全文连载诗人兼散文家卡拉勃奇耶夫斯基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一书，对马雅可夫斯基极尽讽刺、挖苦、嘲笑、谩骂之能事，说他“没有文化”，是“加了冕的写作狂”，认为他“没有反映和表现自己的时代”等等。（《戏剧》杂志1989年第7、8、9、10期和1990年出版的单行本）受到攻击的还有肖洛霍夫。有人重新搬出关于《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问题，提出各种理由和假设，断定肖洛霍夫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同时充分发挥想象力，为这部巨著寻找“真正的作者”，最后找出的作者达七八人之多。直至情况已经完全查明，手稿已经找到，有的人面对事实和证据仍不罢休。苏联文学的其他著名作家，例如阿·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人，也无不遭到攻击和贬损。
    在批判和否定苏联文学的经典作家的同时，有的人对“回归”的作家进行胡乱的吹捧，把一顶顶诸如“大文豪”、“经典作家”、“诗歌巨匠”、“艺术大师”之类的桂冠扣到他们头上，凡是署有他们的名字的作品都被视为“天才的杰作”而大加宣扬。有的人竭力抬高他们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要以他们的创作为主轴构筑文学史的框架。特别需要指出一点，在这场给作家重新定位的运动中，那些过去反对把作家的政治立场和作品的政治倾向作为衡量标准之一的人，现在却重视起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来。他们把过去对苏维埃政权采取敌对立场的作家和他们的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一一“发掘”出来并加以肯定和赞扬。
    相当多的学者，尤其是一些资深的专家，不赞成上述种种做法，对这些做法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忧虑。然而随着当时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已经占了上风，苏联的整个历史已被某些人抹黑，对苏联文学的攻击和否定愈来愈放肆。1990年7月，被称为“恶毒的孩子”的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抛出了《悼念苏联文学》一文，他在文章里把苏联文学分为三个部分，即“官方文学”、自由派文学和农村文学，首先攻击“官方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并加以彻底否定，同时认为自由派文学和农村文学也陷于危机之中。（《文学报》1990年7月4日）在他看来，整个苏联文学已处于濒死状态，他要为它“送终”。半年多后，阿格耶夫抛出了《关于危机的纲领》一文，把继承和发扬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苏联文学描绘成与自由和民主不相容的东西，在他笔下，苏联文学成了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核心”，几乎成为保守、落后、野蛮的集中表现。（《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第17页）这样既否定了苏联文学，也否定了俄罗斯文学。
    二、苏联解体后对苏联文学的进一步否定和排斥
    苏联解体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价值观念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在那些贬低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看来，他们的意见似乎已成为定论，有的人的态度更为蛮横，说话更加毫无顾忌。例如，批评家阿基莫夫把“苏联文学”这几个字放在引号里，称它为“伪文学”、“污水垃圾文学”和“靠预算拨款养活的文学”。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和方法，企图消除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的痕迹，让它不再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影响。具体方法之一是不再出版原来认为经典的苏联文学作品，留下的空间由“回归”文学作品来填补。出版部门不断为一系列“回归”的作家推出文集和全集，而许多苏联文学名家的名作却得不到再版的机会。
    苏联的学校一直比较重视文学教学，重视发挥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在青少年思想教育中的作用。许多苏联作家的名作被选入教科书或被规定为课外必读材料。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当局在外国专家的参与和帮助下进行了教育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编各种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和文学教科书。当时负责教科书出版的教育部副部长阿斯莫洛夫承认，重编教科书是为了消除苏维埃意识形态的痕迹，由另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它。（见《我们的同时代人》1996年第1期第194页）当时俄罗斯由于实行“休克疗法”经济遭到了破坏，教育部门经费严重不足。这时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乘虚而入，以提供赞助为名，介入了俄罗斯的教育改革，帮助重编和出版包括历史教科书和文学教科书在内的各种教科书，出版后免费分发到各学校和图书馆。根据两位俄罗斯女学者的说法，索罗斯教科书的“统一的公式”是“革命是一种恶”。（见《文学报》2001年6月20～26日）由此可见这些教科书的思想倾向性。在其中的文学教科书里自然不会有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地位。
    1995年出版的由什涅依贝格和孔达科夫编写的《从高尔基到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参考书是专门供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使用的。两位编者认为，成为苏维埃时期最大的文学现象的，是那些“在当时最得不到承认和最不可理解的作家，是那些最受迫害和最受压制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有古米廖夫、巴别尔、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左琴科、布尔加科夫、曼德尔什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给所有这些人设立了专章。两位编者肯定和颂扬各种具有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东西，否定和抹杀许多社会主义文学的典范之作。1996年出版的阿格诺索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教科书，对许多著名作家，例如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等人的创作或者只在讲某一时期的概况时简单地提一下，或者干脆不提，好像他们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无足轻重或根本未曾存在过一样。相反，许多“回归”作家被提升到了重要地位。
    三、随着怀旧情绪的出现，苏联文学重新获得人们的承认和喜爱，文学界肯定苏联文学成就的呼声愈来愈高
    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人民群众当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许多人不再以否定的态度对待苏维埃时代和苏维埃时代的一切，开始觉得那时有不少值得怀念和珍惜的东西，其中包括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时大批读腻了“回归”文学作品和不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文字游戏的读者把目光转向过去，重新对苏联文艺作品发生了兴趣。出版商敏锐地发现读者的新需求，开始出版苏联文学作品，这使得不少名作重新得到流传。批评家丘普里宁在1995年初指出，图书市场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件”，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大吵大嚷地卷土重来”，普罗斯库林、阿纳托利·伊万诺夫、柯热夫尼科夫、扎克鲁特金、邦达列夫、卡利宁、马尔科夫、斯塔德纽克、卡尔波夫等人的作品重新涌现，开头是试探性地出版，后来出丛书，甚至出他们的文集。
    1998年11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向有广泛代表性的2409人做过一次调查，调查内容包含这样一个问题：“在下列写于20世纪初到今天的俄罗斯小说中您认为哪些属于20世纪的杰作？”提示的书单包括21部小说，被调查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增添其他作品。《独立报》于1998年12月30日公布了调查结果，得分较多的前10部作品如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34％；伊万诺夫的《永恒的召唤》，30％；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加莉塔》，27％；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25％；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12％；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1％；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10％；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5％；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4％；皮库利的《言与行》，3％。在这10部小说中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说明社会主义文学重新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承认和喜爱。
    政治气候和社会情绪的变化，对文学界和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前一时期批判和否定苏联文学的人中，有人开始进行反思，放弃了所谓的否定论的观点，开始对它采取分析的态度。从1997年到1998年《文学问题》杂志组织的关于文学史教程编写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这次讨论中有的发言具体谈到了对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看法。一些学者严厉批判了否定苏联文学的说法和做法，热情赞扬了苏联文学的成就，大力维护它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例如，批评家谢尔久钦科批驳了那种不仅把苏联文学，而且把苏联现实说成“神话”的言论，他认为，尽管苏联文学遭到了许多人的否定和辱骂，但是它在苏维埃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当中仍然是“在思想上和审美上最完备的流派”。他具体分析了高尔基、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等人的代表作，并作了充分的肯定。谢尔久钦科还对多布连科、尤其是对维克多·叶罗菲耶夫肆意诋毁苏联文学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分析了这一类人的本性和特点。他说，在任何时代都会产生一定比例的破坏性人物。在平静的历史时期，他们受社会的供养和监督，而到乱世，这些处于底部的边缘人物、冒险分子、道德上发生突变的人就会浮到表面来。（《文学问题》1998年第1期第54～55页）虽然有人仍继续贬低苏联文学和抬高“回归文学”，但这样的人已经不多。
    进入新世纪后，要求全面看待苏联文学的思想倾向仍在继续发展。这一点在新编写和出版的供高校学生使用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教材里有所反映，同时也表现在经过修订的中学文学教学大纲和供学生阅读的书目上。教育部在修订供中学生阅读的书目时去掉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笔记》和阿赫马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恢复了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同时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普拉东诺夫的《基坑》由必读作品改为“推荐”作品。
    四、在苏联文学评价问题上的争论的实质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苏联文学评价问题上的争论，实质上是一场不同政治观点的争论。否定者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标准来看待苏联文学，认为它是“极权主义政权”的工具，充满着谎言，根本没有反映真实生活。同时他们肯定各种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品，抬高其作者的地位。而肯定者大多肯定苏联革命后的现实，认为苏联文学真实反映了苏联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发挥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这两种意见是根本对立的，尽管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的人可能会对自己的观点作某些修正，但是矛盾一时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关于所谓“重评”苏联文学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开始而出现的。在戈尔巴乔夫为推行“改革”而提出的一系列口号的蛊惑下，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遭到歪曲和否定。应该说，否定苏联文学的各种表现，就是这个浪潮的一部分。它与攻击和谩骂斯大林以及抹杀苏联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种种言论一样，起到了为推行“改革”和搞垮苏联造舆论的作用。由此看来，关于苏联文学的争论，与“改革”以来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联文学在其存在的70余年（如果从它萌芽算起的话，长达80余年）里，拥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诗人，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作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曾经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如果不抱偏见和尊重事实的话，那么就应当承认它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起着主导作用。
    近年来，俄罗斯文学界还在争论有关重编文学史的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需要不需要重编，而在于如何重编。任何已有的文学史都反映编写者当时的认识水平，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可以说，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需要不断修订甚至重编。关键在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和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果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把文学看作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像恩格斯提倡的那样“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个“最高的标准”来衡量各种文学现象，坚持艺术与政治的统一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既反对形式主义观点，又反对庸俗社会学倾向；如果做到尊重文学发展的客观事实，采取一切从事实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那么文学史就会愈写愈好，愈来愈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情况，愈来愈具有科学性，愈来愈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