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小说选》，是三四年前在旧书摊上买的，买来后浏览了一下，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细读。现在利比亚战火纷飞，又勾起了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找出来，很快就读完了。此书由李荣建译、仲跻坤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印数5千册，全书109页，共收入12篇作品，有12幅插图，前有卡扎菲的照片。此书虽然名为《卡扎菲小说选》，但是其中的作品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并不相同，很少有故事、人物、情节，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散文或随笔，所以在版权页上除了归类于“短篇小说”之外，另也加列了“随笔”一条。但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可以窥到这位利比亚领导人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方法，或许有助于加深对卡扎菲以及当前利比亚局势的认识，以下我将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卡扎菲的思想做一些简要的概括与分析。
1、 城市与乡村
此书收入的前四篇文章，分别名为《城市》、《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宇航员自杀》，这四篇文章可以说构成了一组“专题”，集中表述了卡扎菲对城市文明与城市生活的批判，以及对乡村生活方式的热爱、眷恋与向往。
在卡扎菲看来，“城市是生活的梦魇，而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生活的乐园。它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更不要说是现在了。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城市越先进、越发展，就会越复杂，距离友爱精神和社会道德越远。以至于在城里，同一座楼的居民相互竟不认识，特别是楼大了更是如此。人们的身份、关系都成了号码……。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人彼此不认识，因为他们并非是相互选择了对方，而是发现他们自己同住在一条大街、一条小巷，事先并没有什么约定，也不是亲缘关系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相反，城市倒硬是把亲人都拆散了，让父子、母子，有时甚至连夫妻都分离开，而把冤家对头、相互毫不相干的人硬拉扯在一起。城市就是这样：在拆散亲人的同时，把不相干的人硬塞在一起。”（《城市》）
在这里，卡扎菲对城市生活的批判，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每样事物都会有城市生活所要求的物质价钱”，这里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即将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二是城市生活的符号性与抽象性，人们借以辨别个人身份的只是“号码”，而忽略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三是城市生活方式对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破坏，主要是“陌生人社会”对“熟人社会”的破坏，人们疏离了传统与亲情，置身于荒漠一样的城市生活中，在卡扎菲看来，这是一种扭曲的、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于是，卡扎菲大声呼吁，“逃走吧！逃出城市！远离烟雾！远离令人窒息的二氧化碳！远离有毒的一氧化碳！远离那种黏黏糊糊的潮湿！远离种种臭气和毒气！逃离开那种慵懒、凝滞、令人厌倦、烦闷、呵欠不断的氛围！逃离开城市的梦魇！赶快从它的压迫下抽出身来！摆脱开那些墙壁、回廊和把你们紧锁在里面的重重门户！救救你们的耳朵，让它们别再听到那些喧闹的嘈杂声，别再听到那些吵吵嚷嚷和大喊大叫声，别再听到风吹电缆的嗡嗡声、敲钟打铃的叮当声和发动机的轰轰隆隆声！逃离那令人心烦意乱的氛围，那令人不安的空间，那封闭紧锁的场所！城市是限制人们的视野、消磨人们精力的地方。别再过这种像呆在老鼠洞里一样的生活了！别再过这种蛆虫一般的生活了！离开城市，逃到乡村去！当你们在那里，在乡村、绿洲、原野，从六亲不认、尔虞我诈、虚无主义的蛆虫、老鼠变成真正的人后，你们将会平生第一次观赏到皎洁的月亮。”（《乡村啊，乡村》）
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卡扎菲对城市文明更为猛烈的批判，而且其情感的激烈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大声疾呼不能表达的地步。城市生活在这里是一个压抑的象征，既有自然环境（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的因素，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挤压与“厌倦、烦闷”。对城市生活的批判，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重要主题，从波德莱尔到卡夫卡，都对城市生活的压抑与异化有着深刻的呈现，在俄国象征派作家安德烈耶夫的《城》中，城市也是一个孤寂的荒漠，个人只能封闭在个人之中，无法寻找到情感慰藉与心灵寄托；而在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德莱赛的笔下，城市则是资本与野心竞逐的场所，是剥削、压迫、侮辱与伤害的黑暗之地（《雾都孤儿》），是乡村青年男女的堕落之地（《高老头》、《嘉莉妹妹》），在卡扎菲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与情感，但不同的是，卡扎菲在这里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似乎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才能抒发他内心的愤懑。
另外的不同则在于，卡扎菲作为一个政治家与国家领袖，当他对城市生活作出这样的批判时，意味着在他的内心深处并不认可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这应该与利比亚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我们知道，1969年9月1日，27岁的中尉卡扎菲率领一小群士兵通过政变废黜了国王。但是近代之前的利比亚长期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除了真主之外，部落就是人们效忠的最高对象，而各部落之间的纷争仇杀向不鲜见，在1951年利比亚宣布独立之前，其下属三个地区的当地居民几乎没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国家（参见《利比亚战争背后的部落政治》一文）。在这样的传统之中成长的卡扎菲，虽然通过政变掌握了政权，并通过自己的改革政策极大地发展了利比亚的经济，带领利比亚进行现代化事业，但是在他的心中，对城市文明却始终怀有批判的态度，对乡村生活则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矛盾，“一般来说，我自愿进城，是自找罪受。现在也没有时间细说原因了。主要都是境遇逼的。那么，我希望你们还是让我去放我的羊好了。我把那些羊丢在了谷地，让我母亲照管。可是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听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让蚊子给害死了。你们让我安静地想我的心事好不好！”（《逃往火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卡扎菲的自我意识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属于乡村，而不是属于城市，正如他所说的，“在这一切面前，我——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在一个疯狂的现代城市里还能企望什么呢？”（《逃往火狱》）他所认可的自己的最根本的身份，并不是政治家或国家领袖，甚至不是一个城市居民，而是“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深情地指出，“你们什么都可以舍弃，惟独不能舍弃大地。只有大地是离不开的。如果你们破坏了别的什么东西，那也许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你们千万可别破坏大地，因为那样一来，你们将会损失一切。生物的生命——其中包括人的生命，而且，首先是人的生命——靠的是营养，各种营养：固体的，液体的，气体的。而大地正是盛这些营养的容器。因此，你们可不要打碎了这个惟一的无法取代的容器。譬如，你们一旦破坏了农业土地，就好似打碎了自己惟一的饭碗。”（《大地啊，大地》）在这里，“大地”不仅作为物质与生命的提供者与包容者而存在，也是作为心灵最终的栖息之地而存在的。而在《宇航员自杀》这篇唯一带有故事性的“小说”中，卡扎菲描述了一个遨游太空的宇航员，当他回到地面上想找一份工作时，才发现自己一无专长，他向一个农民讲述了很多天文知识，“……当宇航员说到地球时，农民才醒过神来，闭上了嘴巴，而在宇航员从地球出发，滔滔不绝地从一个星球讲到另一个星球，最后才又回到地球上，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民一直是张着嘴巴连打呵欠的。那农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只是也头昏脑涨地觉得，他仿佛是从一次周游整个太阳系的太空航行旅程中归来，而结果却与他的农田没有丝毫关系。他所关心是每棵树与每棵树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地球与木星之间的距离！他也许是给了可怜巴巴求乞的宇航员一些什么，然后就走了。宇航员认为他在地球上实在是找不到一件可以谋生的工作，便自杀了。”这里，卡扎菲对宇航员的批判，也是对城市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批判，他的批判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乡村大地的深厚感情。
2、 政治家与群众
在我看来，《逃往火狱》一文集中表述了卡扎菲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内心矛盾。在这篇文章中，卡扎菲描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与群众之间关系的矛盾，也描述了他身为政治家与内心自我不能协调的痛苦，以及他为解决这些矛盾所做的妥协、努力与自我安慰。
文章一开始，卡扎菲便表达出了他对群众的矛盾态度：“我多么喜爱群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挣脱了束缚手脚的桎梏，又没有头领、主人管治，在历经苦难之后，是欢呼、歌唱。但是我又多么害怕群众，对他们疑惧不安。我爱群众，就像爱我父亲一样；可我又怕群众，也像怕我父亲一样——在一个没有政府管辖的贝杜因的社会里，有谁能阻止一个父亲对他的一个儿子进行报复？是啊！他的孩子们是多么爱他！可是同时又是多么怕他！就是这样，我爱群众，又怕他们；就像我爱父亲，却又怕他一样。”
作为一个政治家，为群众所拥戴自然是幸运的，但是在这里，却也存在着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一直为群众所拥戴。当一个政治家获得群众的拥戴与信任时，很多政治问题都可以化解，而一旦群众反目成仇，那么政治家便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文中，卡扎菲举出了历史上一些政治家的遭遇，表达了他的疑虑与忧惧，“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伏那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在这里，群众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决定政治人物的命运，卡扎菲认识到了蕴含在群众之中的伟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当群众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时，有时也是盲目、混乱或者缺乏远见的，尤其当这种表达以运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非理性的情绪甚至会使他们做出有悖于他们根本利益的事情。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卡扎菲对群众与群众运动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才会像对待父亲一样既怕又爱，心存敬畏。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一直为群众所拥戴，有时也会为政治家带来烦恼，这里的主要矛盾在于政治家难以满足千百万群众各种各样的要求。尤其对于卡扎菲这样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治领袖来说，群众对他会有一种天然的信任与爱戴，但是当他面对一个个群众，每个群众都向他提出需要满足的要求时，他便会感到无能为力。在《逃往火狱》之中，卡扎菲主要的篇幅都在描述这样的矛盾，甚至不无怨言：“那些市民一见到我就会咬住不放：‘给我们再建一幢房子！’‘给我们再架设一条更高级的线路！’‘给我们修一条越海的道路！’‘给我们建造一座公园！’‘给我们钓一条大鱼！’‘为我们写一道护身符！’‘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给我们买一只猫！’……一个连出生证都不带的贫穷贝杜因流浪汉，肩上扛一根棍子，遇见红灯也不停下，还同警察吵架，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不洗手就吃东西；有什么挡住路就用脚踢，甚至即使是踢到了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或是撞倒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或是打破了一家美丽的白房子的窗户，他也不管；他从不知酒的味道，连‘百事可乐’或‘苏打水’也没尝过；他会在烈士广场寻找一头骆驼，在绿色广场寻找一匹马，赶着羊群穿越夏杰拉广场。就是这样一伙甚至连他们的救命恩人都不知怜悯的人，我觉得他们正在追逐我，正在烤炙我，即使他们在为我鼓掌，我也感觉那是在敲打我。”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政治家有时也会感到无所适从。政治家并不是神，也不是万能的，他所能做的也是有限的，卡扎菲这样解释他所领导的革命：“实际上，我并不掌握这些东西，然而我却从强盗手中，从老鼠嘴里、从狗爪子下抢来了这些东西，并以一个来自沙漠做好事者的名义，以一个打碎桎梏和镣链的解放者的身份，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城里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扎菲自我意识中的双重矛盾：第一层是解放者与被解放者的矛盾，或者说是政治家与群众的矛盾，卡扎菲所解决的只是社会分配或者说生产关系的调整，他所能解决也只是如此，而无法满足群众各种各样的要求；第二层是他自认为是“一个沙漠的做好事者”，而他所解放的则是“城市人”，他虽然认可解放者的身份，却并不认同“城市人”的身份。
第三个问题，则是政治家作为一个个体与现代政府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这在卡扎菲这一段话中有着清晰的表述：“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而且干吗弄得我甚至连在你们的街道上走走都不成？我也像你们一样是个人，也照样喜爱苹果，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去逛市场？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不过话说回来，我拿护照又有什么用呢？我是不许出外旅游或是治病的，只有重要任务在身时才能出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扎菲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不自由”，他作为一个国家领袖，按照现代政府管理体制，出于安全及其他方面的考虑，自然会有多方面的限制，但这样的限制本身却也构成了对他的钳制，使他无法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
正是因为有上述矛盾，卡扎菲只能“逃往火狱”，这是一个想象的空间：“……除了我的灵魂，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这让我比在别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更感到自己灵魂的存在。群山变成了侏儒；树木枯萎了；为了求生，避免人类的伤害，动物都逃进了火狱的丛林中；就连太阳也被火狱遮蔽住，让我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惟有火狱突出地显现在那里，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中心。我不费多大劲地朝那里走去。我也溶解在自己的灵魂中，我的灵魂则溶解在我自身上，我们两者相互依存，互相拥抱，我们第一次合二为一了。那倒不是因为我的灵魂原先在我的体外，而是你们的地狱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同我的灵魂单独在一起，与它深入地探讨问题，彼此倾心而谈。我们——我指的是我同我的灵魂——在你们的城市里就像两个危险的罪犯，你们强行让我们接受检查和审讯，甚至在证实了我们的无辜，搞清了我们的身份之后，你们还是把我们关进了监狱，并派重兵看守我们。你们总是想要把我同我的灵魂隔离开来，因为那样做有助于你们放下心来，而不必太劳神。火狱要比你们的城市好多了！你们为什么又让我回来了？我要回到火狱去；而且我希望能在那里居住下去！去那里是不用护照的，你们只要把我的灵魂还给我就行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火狱”是指一个人能与灵魂单独相处的地方，也是一个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虽然充满“火”，是一个“狱”，让此在的肉身充满痛苦，但对于卡扎菲来说，这样的地方却是一个逃身之处，是一个可以让灵魂休憩的地方。虽然“火狱”只是一个在想象中存在的空间，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卡扎菲对自身处境的批判性思考，以及逃离现实空间的极度渴望，而“火狱”这一意象，也奇崛，冷峻，充满了想象力。
3、 伊斯兰思想与世界
在《卡扎菲小说选》中，《叶尔孤白一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则是商队》、《你们见新月开斋》、《最后葬聚礼日的祈祷》、《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中午时的宣斋员》等文章，构成了一组专题，这组文章集中表达了卡扎菲对伊斯兰思想与伊斯兰世界的看法，由于笔者对伊斯兰思想较为生疏，以下只介绍或摘录文章的片段，并略加评述，以便对卡扎菲的思想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叶尔孤白一家真该诅咒，应祝福的则是商队》一文，讲述了《古兰经》中优素福与叶尔孤白的故事：优素福是安拉的使者之一，叶尔孤白的幼子，诸兄长妒其为父所宠爱，设计将其丢在井中，经过路的商队救出，卖至埃及。因拒主人妻子勾引而一度下狱。后为埃及王圆梦而受重用，主管粮仓。后其诸兄长去埃及买粮，相遇，他原谅了他们，并与年迈的父亲团圆（故事介绍参见书中文后注释）。从内容上来讲，此文只不过重述了《古兰经》中的一段故事，但是阅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道德感与情感倾向，这一点在文章的标题中也得到了体现，“祝福”，或“诅咒”，卡扎菲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并不因为叶尔孤白一家与优素福的血缘关系而加以原宥，即使故事的主人公优素福已经原谅了他的诸兄长，千载而下，卡扎菲仍然以强烈的爱憎表达了他的情感立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与道德感的强烈程度。
《你们见新月开斋》一文涉及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伊斯兰传统宗教仪式与现代科学的矛盾，二是传统宗教仪式与世界局势中强国控制的问题。“你们见新月开斋”，是《圣训》中先知关于开斋节时间的规定，但是现代以来，“奉行穆圣的这一圣训，每年都会让穆斯林们依次在封斋、开斋、朝觐上遇到难题”，这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已经在全世界传布开来，见新月的时间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不同，一个洲与另一个洲也不同。过去地方的标准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些难题主要包括时差所造成的“见新月”的时间、日期乃至月份的差异，以及阴晴等不确定的因素。如果说这确实是现代科学对伊斯兰教礼仪造成的困难，那么卡扎菲接下来便笔锋一转，以讽刺性的笔调指出，“但这件事只是在今年得到了解决，是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愿安拉奖赏他）亲自解决的。从莱麦丹月（斋月）第一周起，他就提前将开斋节定于以伊萨诞辰纪元的1991年4月15日（星期一），从而根据西洋历断然而毫不含糊地规定了朝觐的日子，根本不管——根据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决定——看见与否（我指的是看见新月，而不是上述将军），不管舍尔班月是小月还是大月，也不管莱麦丹月是28天还是30天，或者哪怕就是31天也一样，问题不容讨论，也不取决于见未见新月，不管这事是圣训也好，是主命也好，也不管是安拉说的还是穆圣说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决定不容商量。此事关系到美军及其盟军的安全，也关系到包括天房及穆圣陵墓在内的整个阿拉伯王国的领土安全。”在这里，卡扎菲所讥讽的主要是美军对伊斯兰教朝觐日期的强性规定，这一规定是对穆斯林情感与传统的伤害，而只是为了美军的安全。从此处我们可以看到卡扎菲对伊斯兰教传统礼仪的尊重，以及对美国强行干预的不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文行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反讽与幽默，这可以说显示了作者内心的力量。
在《最后聚礼日的祈祷》一文中，卡扎菲主要谈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他反对一味地祈祷或钻研古书，而主张发展现代科学，增强伊斯兰国家的实力。在文中，他以反讽的语调写到，“过去，为了要急切地战胜愚昧，消灭历史性的文盲，掌握现代科学，以创造先进，应付敌人的挑战，我们普及了教育，到处建立大、中、小学及专科学校、医院、职业训练中心，包括固定的学校和流动的学校，以使每个孩子都能受教育。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当时傻！因为我们没有使出同样的劲头去寻求那些含有深奥秘密的古书——诸如伊本·太米叶、伊本·凯希尔等已经作古了的各宗各派的大师、权威的论著。我们还花了几十亿第纳尔，创建了钢铁工业，建立了化工厂和石油化工厂，我们这样做也错了。我们应该废除利比亚的大人工河，废止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阶段工程，废止包括建立三百个石油加工厂在内的拉斯拉努夫联合企业的第二期工程，我们应该节省下来几百万第纳尔去再版印刷那些发了黄的古书。”接下来，卡扎菲对“以色列人已经掌握了现代科学，并在美国—阿拉伯资助下能够用这种现代科学发射人造卫星”而阿拉伯民族却无动于衷表示了讽刺与不满，他明确地指出，“这个民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革命计划，为科学、劳动和抗敌而调动一切力量，以达到高度戒备的状态；并为拯救一个遭受威胁和侮辱的民族而负起责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扎菲并不守旧，而极力主张发展现代科学，主张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这与他尊重伊斯兰教礼仪的态度可以说构成了他思想的两个方面。
《最后的聚礼日没有祈祷》所谈的主要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问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党派政治所造成的内在分裂，卡扎菲不无痛心地指出，“遗憾！全世界的穆斯林没有在有关莱麦丹月最后的聚礼日进行祈祷一事取得一致的意见。假若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祈祷会震撼犹太复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公约同盟，也许甚至会把以色列的人造卫星击落下来。但可惜，他们闹分歧了：伊斯兰解放党提出：让它的党羽参加这个聚礼日对真主的祈祷得有一个条件：这个党的党魁必须是穆斯林的哈里发，并要在清真寺里说：‘真主啊！请你佑助穆斯林哈里发——伊斯兰解放党主席吧！请你赐福予他的子孙和妻妾，使他们成为他的继承人！’这位党魁一旦贵体欠安，那在伊斯兰世界的所有清真寺就必须为他祈祷，祝他早日痊愈。还有，你们大家都要知道，这位哈里发是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你们和你们的妻女都要归他掌握。还有一条：这个党的三位政治局委员——一位巴勒斯坦人和两位土耳其和库尔德裔的约旦人——被认为出身于先知家族，如果提到他们，你们必须说：‘真主啊！请你喜欢他们！愿真主让伊斯兰解放党的政治局委员们脸上有光！无论如何，都要许诺他们将来会进天国！’”在这里，卡扎菲以讽刺的口吻描述了世俗的党派政治对宗教情感的伤害，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团结所造成的障碍。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对伊斯兰世界所造成的分裂，卡扎菲指出，“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对我们说：‘我们拒绝参加，是因为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对于我们巴基斯坦来说，被霸占的土地是克什米尔；我们的死敌是印度，而不是所谓的以色列。’而印度的穆斯林拒绝应邀参加，则是因为他们同我们在有关敌人的定义、圣战的目的的方面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直接敌人是穆斯林国家的马来西亚——它侵犯了也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尼西亚的边界，而他们传统的敌人则是日本。对于菲律宾的穆斯林来说，被霸占的土地不是巴勒斯坦，而是棉兰老，在他们看来，特拉维夫倒没有马尼拉坏。”于是，“我们现在已经清楚了：以色列人只是阿拉伯民族的敌人，美国为以色列人的利益同一些伊斯兰国家结成了同盟。我们太自作多情了。伊斯兰并不构成一个政治统一体，也不构成一个经济军事统一体。我们发现，以宗教的名义统治了伊斯兰世界六百年的穆斯林民族土耳其是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它同以色列人的关系很好；非洲的伊斯兰国家求助基督教徒们来反对我们，他们心甘情愿让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基地盘踞在他们的伊斯兰领土上。足以证明这一切的是：为了答谢法国让艾赫迈德阿卜杜拉只重新掌权，穆斯林的科摩罗群岛竟把它的一个小岛出让给了法国，马约特岛的穆斯林居民们竟也投票赞成并入基督教的法国。”在这里，卡扎菲所讨论的虽然只是“聚礼日”的问题，但是其中所折射的却是困扰伊斯兰世界的团结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同样也构成了卡扎菲关于伊斯兰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我们大体分析了《卡扎菲小说选》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思想，现在我们对卡扎菲的思想方法略作一下概括。我们可以发现，卡扎菲擅长从抽象或宏观的角度去把握问题，不论是他关于城市与乡村问题的思考，还是他对政治家与群众关系以及伊斯兰问题的思考，他都是从宏观的命题进入，在行文的推进中通过对一些细节的把握抓住命题的特征，展开他的一系列论述；在论述中，他也很少条分缕析地对问题的不同层面进行分析，而是充满激情地驱遣文字，将理性与情感结合在一起，所以他的文章让人可以感受到情感的潮汐涌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卡扎菲文章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感，以及坚强的意志，后一点在《死亡》一篇中尤为突出，在这篇文章中，卡扎菲以一个有趣的问题开始：“死亡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只有真主知道。”接着他历数了他的父亲与死亡搏斗的几次经历，他在描述中将死亡拟人化，“我父亲从未向死亡投降过，而是毫无畏惧地同他战斗，直至他一百岁，尽管死亡想要在他三十岁时就结束他的生命。正确的立场是面对面地针锋相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卡扎菲向死而生的坚强意志。
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间，读书与写作是奢侈的，但我也希望以上的分析，能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卡扎菲与利比亚的认识。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赤裸裸的武力侵犯，可以看到地缘政治与强权逻辑，也可以看到“文明的冲突”。作为一个曾遭受八国联军入侵的国家的一员，我愿以此文表达对利比亚的支持，虽然我并不认同卡扎菲所有的思想，但我却相信一个公正平等的“新世界”必将诞生，而这个新世界也正诞生于我们所有人的抗争与呼唤之中。
2011年3月19—27日
附录：卡扎菲《逃往火狱》
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它根本听不见那人的呼喊；当那人向它乞求、呼救时，它也绝不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只会毫不在乎地将他朝前推去！个人的暴虐是暴虐中最容易对付的一种，因为无论如何，他毕竟只是一个人，集体可以除掉他，甚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用某种手段也可以除掉他。至于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谁又能抵挡那种普遍的盲目势力？
我多么喜爱群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挣脱了束缚手脚的桎梏，又没有头领、主人管治，在历经苦难之后，是欢呼、歌唱。但是我又多么害怕群众，对他们疑惧不安。我爱群众，就像爱我父亲一样；可我又怕群众，也像怕我父亲一样——在一个没有政府管辖的贝杜因人的社会里，有谁能阻止一个父亲对他的一个儿子进行报复？是啊！他的孩子们是多么爱他！可是同时又是多么怕他！就是这样，我爱群众，又怕他们；就像我爱父亲，却又怕他一样。
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啊！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1）、巴克利（2）、萨伏那洛拉（3）、丹东（4）、罗伯斯庇尔（5）、墨索里尼（6）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
这多可怕！谁还去同这种无情的人交谈，以取得他们的好感？谁能同一种集体的而并非体现在个人身上的头脑去讨论问题？谁能抓住千百万人的手？谁能同时听见从一百万张嘴里讲出的一百万番话？在这种整体暴虐中，谁能理解谁呀？谁又能责怪谁呀？这个“谁”本身又是谁呀？在这种烤着你后背的社会烈焰面前，在一个爱戴你却不怜悯你的社会面前，在这样一些人面前——他们只知道想从你那里要些什么，却不管你想从他们那里要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对你的权利，却不知他们对你的义务，在这同样的群众面前——是他们毒死了汉尼拔，烧死了萨伏那洛拉，打碎了罗伯斯庇尔的头，是他们爱戴你，但却不会专为你在电影院安排一把椅子，或是在咖啡馆腾出一张桌子，光说爱戴你，却并没有用诸如一把椅子或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这种简单的具体东西来表示——这样一伙人曾做过的或正在做的就是这样，在这一切面前，我——一个漂泊的穷贝杜因人——在一个疯狂的现代城市里还能企望什么呢？那些市民一见到我就会咬住不放：“给我们再建一幢房子！”“给我们再架设一条更高级的线路！”“给我们修一条越海的道路！”“给我们建造一座公园！”“给我们钓一条大鱼！”“为我们写一道护身符！”“为我们主一次婚！”“为我们杀死一条狗！”“给我们买一只猫！”……一个连出生证都不带的贫穷贝杜因流浪汉，肩上扛一根棍子，遇见红灯也不停下，还同警察吵架，根本不把警察放在眼里；不洗手就吃东西；有什么挡住路就用脚踢，甚至即使是踢到了一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或是撞倒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或是打破了一家美丽的白房子的窗户，他也不管；他从不知酒的味道，连“百事可乐”或“苏打水”也没尝过；他会在烈士广场寻找一头骆驼，在绿色广场寻找一匹马，赶着羊群穿越夏杰拉广场。就是这样一伙甚至连他们的救命恩人都不知怜悯的人，我觉得他们正在追逐我，正在烤炙我，即使他们在为我鼓掌，我也感觉那是在敲打我。我是个没有文化的贝杜因人，连粉刷这种活都不会干；我连上下水管道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我用两手掬着喝雨水和井水；我会扯起斗篷的下摆捞蝌蚪；我不会游泳，既不会蛙泳，也不会仰泳；我不知道钱币的样子……但是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要求我会诸如此类的东西，向我要这要那的。实际上，我并不掌握这些东西，然而我却从强盗手中、从老鼠嘴里、从狗爪子下抢来了这些东西，并以一个来自沙漠做好事者的名义，以一个打碎桎梏和镣链的解放者的身份，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城里人。把那些爪子（其中有山洞人的伙伴和老鼠）偷去的一切找回来，把它们破坏的一切修复起来需要长时间，也并非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完成的。但疯狂的现代城市人却要我马上实现他们的要求。我感觉只有我是惟一的一无所有的人。因此，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找管道工、厨师、油漆工、理发师……等等来为自己服务。我之所以不找他们是因为我一无所有。可是这样一来，我的境况竟变得特殊起来，而且简直就成了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因此，我差不多每时每刻都要受到这种打扰；但我不否认我自己也主动地参与那些事，而委屈自己。因为我像以前说过的那样不知道什么上下水道、管道工、小供水网……我就偷来了穆萨的手杖（7），用它击打沙漠，于是涌出一泓清泉，我要求让这泓清泉使我摆脱那些人们的要求及其种种缘由，而让我清静些。甚至我顶撞警察都会在全市引起一场风波。人们一听说我的名字，有的人会为我鼓掌，有的人则会在背后骂我，保安警察都想要摆脱开我。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警察 的母亲，像孩子似地想要见我，我没答应，她就设法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人们有时竟会用愚蠢的警犬同我捣乱。我鼓励人们捕鱼、吃鱼，以便把我的羊给我留下。我是一个普通的穷人，并非出身于王室贵族，而是贝杜因人出身。我没有博士文凭，就不喜欢医生，因为人们把医生称作“博士”（8）！因此，我没接种防止敏感的疫苗。因而我很敏感 ，这同城里人大不一样：他们很久以前就接种了这种疫苗，还从罗马人时代到土耳其人时代直到最后“米国人”时代，都咽下过历史的苦酒。我这个人像你们所读的并讥笑的那样，不是像你们那样把“美洲”、“美国”、“美国人”中的那个字的音发成“美”，而是发成“米”。因为我不知道“美洲”、“美国”的含义。当初发现它的并不是哥伦布，而是一个阿拉伯的埃米尔。但是这个“米国”有实力，有代理人，在它的势力所辖地区有基地，有有利于以色列人的否决权，最近，它还在杜姆亚特和拉希德两支流的交汇点上有了一幢房子，房子周围是一个养牛场。它是帝国主义，那么它就是“米国”。我表哥穆加希德哈只（9）就是这么说的，他是我姑妈——我祖母艾尼玛的女儿伊宰的儿子 ，而我祖母则是玛利亚伯爵夫人的妹妹。
一般来说，我自愿进城市，是自找罪受。现在也没有时间细说原因了。主要都是境遇逼的。那么，我希望你们还是让我去放我的羊好了。我把那些羊丢在了谷地，让我母亲照管。可是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姐姐也去世了。听说我有几个兄弟姐妹都让蚊子给害死了。你们让我安静地想我的心事好不好！为什么要追在我身后，还要让我认识你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也到处打扰起我来，跟在我身后跑，还发誓说如何如何的。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清静清静？而且干吗弄得我甚至连在你们的街道上走走都不成？我也像你们一样是个人，也照样喜爱苹果，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去逛市场？顺便提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发给我护照？不过话说回来，我拿护照又有什么用呢？ 我是不许出外旅游或是治病的，只有重要任务在身时才能出国。因此，我决定独自逃往火狱。
我将对你们讲一讲我逃往火狱的故事。我要向你们描述一下通往火狱的道路，然后再描述一下火狱本身的情景，以及我是如何从那里原路返回来的。那的确是一次冒险，也算是一个最奇异的现实故事。我向你们发誓：它绝对不是虚构胡编出来的。实际上，我曾有两次逃往过火狱，目的就是逃避你们，拯救我自己。是你们打扰我，让我不得清静，使我不能自由自在。你们贪得无厌地想要榨干我，喝我的汁，舔我的汗，吸我的气息，然后让我休养生息，以便周而复始，无休无止。你们的气息像疯狗一样追逐着我，那疯狗的涎水流淌在你们疯狂的现代城市的街道上，当我逃避它们时，它们就穿过蜘蛛网和芦苇叶对我穷追不舍。因此，我独自一人逃向了火狱。
通往火狱的道路并不像你们设想的那样，也不像那些骗子们通过他们那种有毛病的想象力对我们描述的那样。还是让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这条道路吧！我曾两次亲自走过这条路，并在火狱中睡过觉，休息过。我告诉你们，我经历过这一切；我独自在火狱中度过的两个夜晚差不多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那在我看来，要比同你们在一起生活好上一千倍：同你们在一起，你们总是追着我，不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使我不得不逃往火狱。通往火狱的道路沿着地平线铺着天然的地毯。我顺着这条路兴高采烈地朝火狱走去。揭开地毯，我发现它是用细沙铺成的。在路上，我见到过成群的野鸟，就是你们都熟悉的那些种类；而且，我甚至还发现有些家畜一边悠然自得地吃草，一边在端详着我！但我突然发现面前是很陡的斜坡和一片低地，以至于使我不由得犹犹豫豫地停下了脚步，不料竟是火狱从地平线上俯临在面前。它并不是像火一样红，也不像炭火一样在燃烧。我停下来站在那里，倒不是害怕向前朝它走去——要知道我喜欢它，愿意接近它；当你们在你们的三角城市里追逐我时，它是我的避难所呀！当它从地平线上展现在我面前时，我高兴得简直要飞了起来。我停下来站在那里，是想走一条捷径到那里，抄一条最近的路走进它的腹地。我原以为也许会听到火狱发出呼呼的响声，但它却完全悄然无声，同环绕它的群山一样巍然屹立在那里，四周氛围是出奇的寂静，可怕的肃穆。我没看见火焰，只有烟雾笼罩在它上面。在太阳落山前，我迫不及待地快步朝火狱奔去，希望尽早在火狱的腹地搞到一张温暖的床铺，晚了的话，我就会被你们的地狱侍卫队围拢起来。他们已下意识地跟在我后面出发了，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方式，使用的却是最新式的器具。最后，我终于离火狱非常近了，可以就近看到它了。现在我可以向你们描述我亲眼目睹的火狱情景了，并可以回答有关我所靠近的火狱的任何问题：
首先，火狱有一些阴暗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它被雾霭笼罩着；它的石头在很久以前就被火烧过，呈黑色。确实令人惊奇的是，我发现许多野生动物早在我之前就为了躲避你们而逃到了火狱。它们可以在火狱中生存，而在你们之中则是死亡。除了我的灵魂，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这让我比在别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更感到自己灵魂的存在。群山变成了侏儒；树木枯萎了；为了求生，避免人类的伤害，动物都逃进了火狱的丛林中；就连太阳也被火狱遮蔽住，让我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惟有火狱突出地显现在那里，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的中心。我不费多大劲地朝那里走去。我也溶解在自己的灵魂中，我的灵魂则溶解在我自身上，我们两者相互依存，互相拥抱，我们第一次合二为一了。那倒不是因为我的灵魂原先在我的体外，而是你们的地狱没有给我机会，让我同我的灵魂单独在一起，与它深入地探讨问题，彼此倾心而谈。我们——我指的是我同我的灵魂——在你们的城市里就像两个危险的罪犯，你们强行让我们接受检查和审讯，甚至在证实了我们的无辜，搞清了我们的身份之后，你们还是把我们关进了监狱，并派重兵看守我们。你们总是想要把我同我的灵魂隔离开来，因为那样做有助于你们放下心来，而不必太劳神。火狱要比你们的城市好多了！你们为什么又让我回来了？我要回到火狱去；而且我希望能在那里居住下去！去那里是不用护照的，你们只要把我的灵魂还给我就行了。我的灵魂已经发现你们歪曲、丑化了它，你们企图破坏它优良的本质。
你们企图将我同我的灵魂隔离开来，但我通过逃往火狱，已从你们手中把我的灵魂夺了回来。我不指望会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你们还是替你们自己保存好那些字纸篓里的废纸吧！我已把我的金盔给你们留在了开罗。那是标志权势的头盔，我在听说并读过有关它的传闻后，就把它从那个代理人那里夺了过来。有求必应的魔戒指就是用镶嵌那金盔的金子做的。戴上这金盔的人当时马上就会成为素丹王。他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坐在王位上。在他面前，什么国王、总统、埃米尔，统统都不得不退避三舍。他可以让小女孩穆阿伊蒂盖死而复生，可以让一切烈士复活，甚至连欧麦尔·穆赫塔尔、赛阿顿、阿卜杜·赛拉姆·艾布·门亚尔、贾里特和所有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烈士都能复活。戴上这顶金盔的人手头会有四十个亿左右的第纳尔，他可以任意支配！总而言之，他手上有了“有求必应”的魔戒指，你想要什么，它就会给你来什么。如果你想要武器，它也会呈现在你面前：从步枪到远程导弹，甚至连海市蜃楼都任凭你安排，更不要说“米格”、“协和”式飞机了。你想要关要放哪个英国人，完全能自己做主，而不用管撒切尔是否愿意。但同时，你一旦戴上了这顶标志权势的魔盔，你也可以懒洋洋地睡大觉，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狼当着你的面叼走你的羊，你也不管。那么，你们还可以睁着眼睛再睡几年，纵然是在脏土、垃圾堆里也无所谓。我曾经从“阿拉伯之声”中听说你们已经被剥夺了那种创造能力；我还读过有关那个钢盔——对不起！——是那个标志权势的魔盔的消息；我听说天字第一号的魔鬼曾占有过它，自称自己是个天使，丘吉尔和杜鲁门还为他对此作过证。
你们相信了那些谎言，你们上了当。到头来倒霉的是你们自己。直到后来，我感觉到了你们的境况，在你们的清真寺里，我听到了聚礼日演讲的人说道：“我们的情况瞒不过你，在你面前，我们的无能是显而易见的，只能投靠你保护了，听你的……听你的……”
注释：（1）汉尼拔（Hannibal 公元前247—前183／182） 迦太基著名的军事统帅。——译注（2）巴克利（Barclay， Robert 1648—1690） 苏格兰基督教贵格会领袖。——译注（3）萨伏那洛拉（Savonarola， Girolamo 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宣教士、改革家和殉教士。——译注（4）丹东 （Danton， Georges 1759—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译注（5）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革命家，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领袖之一。——译注（6）墨索里尼（Mussolini， Benito 1883—1945） 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译注（7）穆萨（Mūsā）《古兰经》故事人物，先知之一。即《圣经》中的摩西。曾显示“手杖变蛇”等奇迹。——译注（8）阿拉伯人在日常生活中，“大夫”和“博士”用的是一个词。——译注（9）凡到伊斯兰教圣地朝觐过的穆斯林都可称为“哈只”。——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