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归来》色调黑暗压抑，通观全片鲜有亮色。代表共产党政权的干部在片中个个面目可憎，特别是祖峰(因在《潜伏》中饰演国民党特务李涯而出名并被定型)饰演的对陆焉识实施抓捕的邓主任，眼神发飘，鬼鬼祟祟，分明就是个国民党特务形象。影片展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员舞台妆则化得如鬼魅一般，多是一些狰狞表情的特写，仿佛一群复仇的女鬼，很难想象这就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的战士。更有老观众反映，看此片好似又回到了新中国老电影中呈现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但此片分明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新中国的故事。因此许多普通观众不由发出疑问，此片是否是蒋介石之流跑到台湾后，拍摄的反共影片?

　　导演张艺谋90年代拍摄的《活着》讲述了一个在旧社会吃喝嫖赌顽劣成性的小地主福贵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无产阶级政权“威压”之下如艰难“活下去”的故事;2014年拍摄的《归来》，则描述了资产阶级花花公子陆焉识被打成右派后，如何艰难地回家与妻子团聚的经历。通过一些没有太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个体悲剧来否定和丑化新中国历史，是张艺谋电影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此片小说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被誉为上海“张爱玲第二”，也是黄色反共电影《天浴》的作者。

一

　　许多观众反映电影情节比较生硬、不完整，甚至十分“荒诞”。电影开演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入戏，从头到尾，被弄得一头雾水。电影讲述男主人公陆焉识的两次“归来”：第一次从青海的监狱逃跑;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平反后归来。陆焉识是谁?他做过什么?为什么做监狱?为什么逃跑?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一概不知。

　　原著《陆犯焉识》中对陆焉识的身世、背景有过系统的展示，然而电影对这些内容讳莫如深。因为电影叙事上的不完整，因此我们需借助原著《陆犯焉识》来完成对张艺谋及严歌苓塑造的“陆焉识”的了解。

　　原著的侧封是这样介绍陆焉识的：“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公子型少爷，聪慧而倜傥，会多国语言，也会讨女人喜欢……在美国华盛顿毫无愧意地过了几年花花公子的自由生活。毕业后回国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

　　可以看出，电影刻意规避了陆焉识的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而把陆焉识塑造为一个好丈夫、宽厚的父亲和负责任的好男人，包括启用陈道明这样形象比较好的演员出演。而孰不知陆焉识在美国曾经有个意大利情人，回国后还有一个叫韩念痕的重庆情人。导演的这种规避处理，仅仅是用煽情的手法把他塑造成一个几乎高大全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展示。在电影中，他遭受革命政府的残酷迫害，步入耋耄之年的他深爱着妻子并强烈渴望与妻子团聚，虽然女儿揭发自己，但仍然能体谅女儿的处境。电影导演通过这种方式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以达到对整个共产党政府及毛泽东时代的否定。因此，导演刻意将陆焉识富家花花公子身份和经历进行遮蔽，如果普通观众如能了解该人物背景，对其认同会大大降低，也更会丧失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力度。

　　原著《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之所以如实地展示主人公的花花公子经历，或许是在她的价值观里，对乱搞男女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这种价值观显然不符合当下观众的普遍心理。因此电影导演对此进行了刻意的回避。由此，便导致电影出现了巨大的漏洞：陆焉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何被新中国迫害20年而不得与家人团聚?这些本来一个正常的电影必须交代清楚的背景，在《归来》中却完全没有。由此可见，为了否定新中国，为了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张艺谋可谓深思熟虑、绞尽脑汁。

　　电影不仅仅对原著的很多本来必不可少的内容进行了规避，同时又刻意而生硬地添加了很多元素。分析这些刻意被增加和被删减的内容，导演可谓用心良苦。

　　例如，关于她女儿，在原著中，丹丹这个人物跟《红色娘子军》以及舞蹈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一个四十多岁待嫁的老姑娘，一位生物学博士)。开头浓墨重彩地用非常阴暗的电影色彩和调子描述《红色娘子军》的排练和演出。使得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这个剧关键的“悲剧起源”：为了争演主角，丹丹告发了父亲。陆焉识的女儿丹丹为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获取一个地位，突破了基本的人伦底线，并最终导致了其家破人亡式的惨剧。我们可以从多个镜头看到，不论是跳《红色娘子军》的演员还是台下面的观众，各个神情僵硬而麻木。《红色娘子军》演员的妆容、舞蹈的拍摄角度和时不时突然出现特写镜头甚至可以用恐怖形容。这也给观众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即《红色娘子军》所代表的革命时代和毛泽东时代，把“人”变成了“非人”。换句话说，《归来》的主题，就是讲述新中国如何将国民党及西方所“哺育”的会谈钢琴、会说法语、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及其家人变成了“非人”。所谓的《归来》，不过就是在呼唤西方列强及其傀儡政府(蒋家王朝)和帮腔的奴性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统治的“归来”。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反共大V、造谣大V兼淫乱大V一身三任的薛蛮子，会兴高采烈地极端赞扬、推广和宣传张艺谋和严歌苓的《归来》。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所描述的内容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阐释了革命及共产党政权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问题。《红色娘子军》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共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红色历史的缩影和代表性符号。《红色娘子军》不但是毛时代的艺术经典，也是新中国的艺术经典，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仍然承认其历史地位。张艺谋在电影中对《红色娘子军》表达了强烈的憎恶情绪，对其进行了刻意的否定和贬低，堪称一声“共产革命滚蛋，陆焉识归来!”的呐喊。在2014年春晚因为《红色娘子军》的上演引发国内外反共势力的诋毁和污蔑的背景下，张艺谋在电影《归来》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此外，片中新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形象，不论是工宣队队长、抓捕陆焉识的农场来的邓主任(由被定型成“李涯”的祖峰饰演，他诱骗丹丹交代其父亲的情况，许诺丹丹可以跳想要的角色，但并未兑现)、舞蹈学校领导，还是那个从未出场但是影片花大力气不断暗示冯婉喻遭到此人强暴的“方主任”，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可谓各个面目可憎，自私冰冷。唯一稍微略通人情的街道主任(闫妮饰演)，却丝毫和共产党政府离心离德……

二

　　关于电影背景，多做一点介绍。

　　小说《陆犯焉识》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浪荡公子的一生传记。作者唏嘘感叹陆焉识上半生浮华和下半生“枯寂”。造成陆焉识后半生两次命运关键转折的是一个叫“大卫·韦”的人——此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新中国成立后有无此职务，尚待考证)，也是陆焉识在上海的中学同学和美国留学时期的同学。

　　作者将大卫·韦描述成一个虚伪、奸诈、心机重，没有德行的人。陆焉识的两次入狱，一次入国民党监狱，一次入共产党监狱，都是拜大卫·韦所赐。小说描写解放前陆焉识被大卫·韦挑唆利用，原本处于中间状态的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成为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舆论武器，沦为国民党阶下囚。解放后，大卫·韦抓住陆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流露的不满，对其构陷，将其打为反革命，使其再次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

　　张艺谋的《归来》，就是以陆焉识从共产党的监狱中逃跑为起点的。

　　小说中虽未施以浓墨，但起到作用关键的“大卫·韦”——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担任“上海市政府教育厅的教育专员”。这样一名老共产党员在文学作品中以这样丑陋的面目出现，真是罕见!原著编造了这样一个老共产党，该人对陆焉识进行构陷，造成了其命运的悲剧。众所周知的是，共产党之所以建立新中国，与早期的共产党人廉洁、正直、强烈的献身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毛时代涌现出大批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干部。严歌苓笔下像大卫·韦这种人品的老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也实属少见。可以说，原著小说本身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反共小说，而电影对关键元素的删减处理，实际上又不动声色地加强了这种倾向。然而，小说及电影所描述的陆焉识的悲剧事件在那个年代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因此，尽管该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口吻叙事，并告知“陆焉识”的原型是其祖父，以强化该小说叙事的可信性，然而其讲述故事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根本无从谈起。

三

　　 关于所谓“伤痕文学”。

　　文革结束后，八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对文革集中反思、批判和否定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特殊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矫枉过正的合理性。其中很多作品都有通过夸大和渲染新中国局部的阴暗面，对共产党的整个历史进行否定和贬低的倾向。其招数很多，例如，通过丑化“马列主义老太太”，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干部群众，力图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观众的嘲笑对象。后来鉴于“伤痕文学”引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乃至“动乱”，党中央及一大批革命元老主张坚决的抵制和反击，类似伤痕电影受到禁播。到了九十年代，在反和平演变、反对西方分化和西化的大背景下，这类文艺作品基本已经退出历史和主流意志形态，张艺谋的《活着》和田壮壮的《蓝风筝》等等自然会遭受禁播。

　　现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强调客观对待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强调“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两个三十年“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的新时代，上映这样的一部彻底否定新中国九十年历史尤其是前六十年历史的作品是极不应该的。可以说这个“归来”是很不合时宜的。

四

　　电影《归来》，试图利用个体化的小人物的悲剧来否定宏观历史和整个时代。这种手法在文艺作品中非常普遍。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是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那么作品就会接近历史的真实，其艺术性也就比较高。老舍的很多作品，比如《月牙》、《骆驼祥子》，就属于这样的作品，旧社会的亿万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小人物的悲剧仅仅是个体性和偶然性的，那么它更多发泄的是个人和个别群体的私仇私恨，而没有太多的艺术价值。

　　毛时代受伤者主要是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全国打成右派的人数约为55万。张艺谋电影轰轰烈烈的上演，客观上给新时代的中国带来这样一个难题。改革开放以来下岗工人有4,000万，其中很多人的生存状态一度不如毛时代，一些人饿死，很多人被迫自杀、卖淫、犯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非常多的血汗工厂，富士康“十三跳”的悲剧不是偶然，甚至在很多黑煤窑、黑工厂当中，“归来”的不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而是赤裸裸的奴隶制。因为黄赌毒的泛滥，受伤的家庭和个体更加不可统计。一个个故事具体看来、客观看来，也比较悲惨。如果有电影导演因为同情弱者，用张氏的手法，将一些个体的悲剧和近三十年及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比如在主人公下岗无助、饿死、自杀、卖淫中播放《春天的故事》，将个体悲剧渲染成改革开放时代的悲剧，达到彻底否定后三十年的目的，是否能够被允许？这就是不合时宜的《归来》带给我们的难题。

　　对两个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总结和认识，分析清楚阴暗面存在于哪个层面。刻意地贬低哪个时代或者回避哪个时代的问题都是不足取的。无论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立场上看，如果中国允许张艺谋的《归来》上映，也就很难去禁止后者的出现和上映。非常显然的是，下岗工人的数量比反右运动中遭受挫折右派比例高得多，其普遍性也更大。

　　尽管毛时代“反右”运动出现了扩大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中央从未认为反右不应该，更没有彻底否定过“反右”运动。但电影《归来》及原著小说中描述的悲剧，就是由“反右”导致从“反右”开始的。当然电影小说实际上彻底否定的不仅仅是反右，而是整个毛时代。

　　回顾真实的历史，“反右”中确实有一些人，气势汹汹，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陆焉识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即便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也仍然会触犯法律，像今天的一些反共的、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被西方收买和控制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等等)，同样可能会被投入监狱。当年的“右派”的一个代表人物茅于轼，今天更是在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基金会的资助下大肆活动，他实事求是地猖狂宣布：他当年就是右派，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反对共产党，因此当年是被正确地打成右派，改革开放后为他平反说他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不符合事实。按照历史的真实，毛时代最受压抑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而以原著中陆焉识花花公子的本性，生活放荡、乱搞情人的资产阶级丑恶作风，在毛时代当然会感到压抑。这样人物的“悲剧”故事，本来也无法也不应获得观众的同情，并产生悲剧的力量。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陆焉识拥护共产党，陆焉识案属于反右扩大化中的冤案，他因为得罪某些干部和领导被人陷害迫害。那么问题的所在，是共产党肌体上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倾向和作风。文革前，中国社会的确存在阴暗面，党的历史决议中早已指出这一点。当时干部队伍中，确实有一定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不仅在反右中有体现，在大跃进中也有体现，这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及反反修防修运动、做出反和平演变战略部署的初衷之一。对这些问题进行否认是不对的。改革开放时代，尤其是当前的新时代，对毛泽东反和平演变的遗产进行了认真的继承和发扬。

　　正确的艺术作品，应该实事求是地反映革命历史及毛时代的问题，恰如其分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动辄将其艺术化夸大化，进而否定整个党、整个制度、整个时代，将整个党整个社会描述成任意迫害普通民众的残酷的专制机器。张艺谋的电影，事实上将共产党干部中的局部问题，渲染成整体性问题，将个体的悲剧其等同于整个时代进行否定，这不但不利于正确认识历史和经验总结教训，也是在刻意地挑拨和分裂当前的社会。在广大人民群众都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刻，上演《归来》这样一部反共伤痕电影，实在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