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采用宽泛的“乡村文学”概念，来涵盖诸如“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文学”、“农村文学”、“农民文学”等指称。应该意识到，对新世纪乡村文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文本”问题，甚至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它当然必须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展开，但作家作品背后缠绕的是整个新世纪的文学制度、文学生态以及更广阔的现实世界。但从新世纪乡村文学研究的现实看，即使从“文本”的角度也存在很多的疏漏和遗忘，许多判断是建立在“有限”的文学现场之上的。检阅新世纪乡村文学研究的实绩，我发现许多习焉不察的“傲慢和偏见”，我们对非专业作家、对县城及其以下的基层作家、对更年轻的作家、对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对小说之外的其他文类知之素少。而事实上，无视这些被我们屏蔽掉的“乡村文学”是不能够抵达新世纪乡村文学的真实现场的。
从我相当有限的观察看，这些年对乡村文学颇有建树的陈庆港、梁鸿、桑麻，他们的身份就是记者、大学教师和计划生育管理干部;而县城及其以下基层作家，发达地区的“打工作家”也是乡村文学创作重要实践者，他们的创作人数和作品数量是惊人的，但他们很少被纳入到专业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如果承认代际在研究当代文学仍然具有相对有效性，我们对上世纪80年代之前出生作家的乡村文学关注得相对充分，8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则被我们假想为很少涉及乡村文学写作的群体。但事实并不如此，“80后”作家郑小驴、李成恩、郑小琼等年轻的写作者一直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建构着属于他们的乡村想象;网络文学作品中，顾坚的《元红》、缪热的《最后的世界》都是新世纪乡村文学不容忽视的重要文本。至于文类，当我们把乡村文学局限为乡村小说的时候，恰恰忽视了新世纪乡村文学在散文、诗歌，甚至在话剧等文类上引人注目的成就。要对这些被我们过滤掉、屏蔽掉的乡村文学进行清理远非我这篇短文所能胜任，因此，本文对新世纪乡村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检阅和检讨只能还是局限在我们熟悉的领域内。
即便如此，从新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看，乡村文学仍然是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热点。不仅是文学界，国家也以空前的热情从文学想象、制度设计、图书出版、期刊运作和评奖等方面全方位地鼓励和推进乡村文学，尤其是新农村题材文学的创作和研究。2006年5月22日至24日，中国作家协会在江阴华西村召开了“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十月》《小说选刊》等期刊以大量的篇幅发表或选载原创的新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则开辟专栏“文学视野中的‘三农’”，对新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进行理论跟进。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四部获奖小说中就有两部是农村题材。这两部作品，《秦腔》侧重“三农”问题的检讨，而《湖光山色》则是想象着新世纪农村从困境中突围的可能性;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虽然不像《秦腔》《湖光山色》那么贴近“新农村”，但都是可以放在乡村小说的范畴里来讨论的。
新世纪乡村文学的发生与变化
应该意识到，新世纪乡村文学是一个更长时段文学谱系上的延展。丁帆认为，新世纪乡村小说时间上限应该放置在90年代中期，因为“新世纪的文化转型交替并非是在短短的一年间一蹴而就的。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资本消费文化开始满溢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随着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份额，文学就开始了结构性的变化。”无论将新世纪乡村小说转型起点置于时间轴上哪一点，毋庸置疑，新世纪乡村小说有其不同于以往乡村小说的内涵及意义，且已经被研究者所觉悟。因此，对新世纪乡村小说进行阶段性的研究和总结，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这里面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比如从文学传统的角度，新世纪乡村文学和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所开创的现代乡村小说传统以及“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70年代之后改革时代的乡村文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从文学制度的角度，新世纪乡村文学所栖身的制度空间和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如果不拘泥于文学本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新世纪乡村文学已经完全不像此前的乡村文学在单一化的城乡对峙的空间展开。国家农村政策性的不断调整，农民离土离乡进城的常态化，现代观念通过电视、网络等强势的大众媒介在乡村世界传播和渗透进而对乡村传统的改写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冲击着乡村固有的社会心理、伦理模式和价值体系，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转型期的社会问题。这一切使得城与乡成为彼此互相渗透占领的新空间，而客观上存在的地域差异又使得当下中国的城乡景观各各不同，我们很难用城市化、“故乡消逝”等概念来描述西部内陆乡村的变化，这也是西部作家石舒清、雪漠、郭文斌等乡村小说得以呈现的现实。
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必然会引发20世纪乡村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世纪乡村文学从各个向度书写着乡村想象。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的时代课题、新的历史语境下“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直接影响着新世纪乡村的文学想象和文学表达，比如反映农民工的“乡下人进城文学”、反映农村民主改革、社会结构嬗变的“新改革文学”，无一不联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和现实。从新世纪乡村文学所提供的文本看，嬗变中的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记忆、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土地哲学和农民精神史几乎都被涉及。现代化进程中，新世纪的中国农村沉沦和希望被以日常、细节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呈现，乡村日常底下所沉潜的苦难和温情被充分地展示。这直接催生了一大批像《秦腔》《古炉》《高兴》《笨花》《泥鳅》《平原》《石榴树上结樱桃》《空山》《生死疲劳》《湖光山色》《上塘书》《妇女闲聊录》《刺猬歌》《圣天门口》《水乳大地》《大漠祭》《一句顶一万句》《蛙》《农历》《一九四八》《受活》等长篇小说，《中国农民调查》《根本利益》等报告文学以及《山南水北》《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十四家》等长篇散文的出现，使新世纪成为百年新文学以来重要的乡村文学收获期。更重要的是，新世纪乡村文学对独特艺术世界的经营，类似于楚王庄、清风街、上塘、机村、王家庄、笨花村、天门口、王榨、高密东北乡等“乡村地方志”式的书写，提供了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经验可能性。而且新世纪对乡村再发现的“乡村地方志”式的书写不仅仅成为长篇小说的一种结构要素，在朵渔、三子、小海、李成恩等的诗歌和石舒清、谢宗玉、梁鸿、桑麻、陈庆港等的散文中也吸纳“乡村地方志”式书写的因素。进而“乡村地方志”对地方性经验的强调不仅仅是文体策略，它也直接带来了细节丰盈的美学风格。而文体策略和美学风格背后隐匿着的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在处理他们和乡土中国精神关系时的立场、向度和关怀等等。可以深究的是，如果这种立场和向度成立的话，它和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式的乡村书写之间将构成区别性，乡村文学创作也将拓展新的疆域。
新世纪乡村文学叙述中的几个问题
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面对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此种社会现实刺激了创作主体，导致新世纪乡村文学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及时性和全面性较之前同类型作品更为明显。这导致“问题文学”在新世纪乡村文学中大行其道。以小说为例，多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画乡村世界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到村礼结构，从乡村直选到村委重组，从离乡进城到离城返乡，从农民心理转变到国民性批判等等。但是意识到“问题”不一定必然就“文学”了，相反，过于黏着于“问题”，可能会制约作家有更深刻的文学表达。2005年，刘继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我们怎样叙述底层”?现在，六七年过去，面对我们当下文学中的“三农文学”、“打工文学”等等，我们能够说已经解决了“文学怎样叙述农村”的问题了吗?事实是，“一些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所谈论的乡土经验，是与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心理格格不入的”。假定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着一个曾经被遮蔽的“底层”或“农村”经验有待作家去想象和叙述，但一旦作家进入了叙述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底层叙述”或者“乡村叙述”的实现。“新世纪农村题材文学”的代表作家关仁山、罗伟章、胡学文、曹征路、吴克敬等，面对一个新政策的出台显示了自己的敏锐，但他们到底多大程度进入到乡村，则值得进一步辨析和反思。
“慈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混淆是当下中国文学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比“慈善主义”更退步的是，“穷人”、“底层”、“弱势群体”在今天频繁地被知识界所劫持和征用，有时，甚至并不是智识者真的对“穷人”、“底层”、“弱势群体”抱有悲悯和同情。因此，那些“农村”的走马观花的田野调查式的过客是很难抵达今日中国“农村”真相的，也不可能提供文学的新世纪中国乡村。
我不否定文学在写作伦理上的道义自觉担当。事实上，我也多次在这种意义上肯定像陈庆港的《十四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梁庄在中国》这些直面中国乡村现实的非虚构写作。他们写了一群真正意义的“穷人”，一群赤贫却尊严地、忍耐地活着的“穷人”。这些写作让我们想起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说的：“笔和墨有时候比石头还重要，可以对抗暴力。”还不只是“对抗”，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至少首先要选择和正义、良知、尊严、善良、美好……站在一起，这种写作伦理上的声援不只是物质、道义之上的，而且使他们能够进入别一个世界人们的内心理解，体恤他们内心的无望和孤独。因此，不能说写到了民生疾苦，在立场、姿态上做到了“悯农”就抵达了中国当代乡村真实。文学的真实是看得见的现实，也是看不见的人性、心灵的真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能够理解李洱所说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存在问题主要由于“我们对现在的乡村可能没有足够的理解”。梁鸿认为：“千疮百孔的现实问题超越了一切对艺术的从容，压倒了艺术者的审视和渴望。也压倒了研究者对艺术的渴望和审视，读者，包括专业的批评者都希望看到、感受到真实的乡村境况。”文学应该有自身的审美尺度和标准，新世纪的“文学乡村”正在发育成为一种文学的“伪真实”，其背后潜隐着的是作家历史意识的匮乏、思想资源的贫瘠以及文学审美能力的单薄。当代不乏以写中国乡村见长的作家作品，但和苦难深广的中国乡村历史和现实相比，我们的文学实在不能算尽职尽力。
今天所谓的“乡村文学”之乡村往往并不是我们的作家对他们生活之外的乡村，有多么的了解和思考之后的“文学”的想象和建构，而是按照某些预设的观念定制和拼凑出来的。和活生生的中国乡村比较起来，文学想象的中国乡村正沦为种种观念覆盖着的“看不见的乡村”。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固然存在着瓦解和消逝，但像林白的“神灵犹存的村庄”是不是也是一种“真”生活? 当下乡村文学写乡村都乐得簇拥到颓败的“乡村”，有多少人像林白这样关切神灵犹存的村庄?村庄神灵犹在，但我们都忙着去赶其他的时髦场子去。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经常把城市押上审判台：“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虽然韩少功的城乡对峙观念会妨碍他对中国当下城乡作更深入的审察，但今天有几人像韩少功这样身体力行地先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劳动的”“乡下人”然后再议论风生?更多的是在城市的楼中徒生一点渺茫的田园乡愁。
我们进而从当下作家构成看，新世纪之前成名，现在正值创作盛年的作家大多有着由“乡”入“城”的经历。新世纪文学的乡村想象往往是作家悲欣交集、荣辱与共的“我乡”。 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这几茬作家，许多人一直靠着青春时代的乡村记忆这根救命稻草，维持着自己的写作生涯。他们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新世纪许多所谓的乡村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城乡对峙中去书写乡村作为生命之根以及人性之善良美好。他们不断回望他们青春时代的乡村，很容易成为有着怀旧癖的逃世者，成为新时代的“遗老”。问题不是记忆和历史可不可以成为作家的写作资源，而是我们能够从记忆和历史中看见作家立足当代对记忆和历史的清醒反思吗？将旧时代的乡村想象成当代一切病症的解毒剂，想象成都市的田园乡愁的异邦，这来自不太遥远青春的——究竟是精灵，还是幽灵；是真实的“记忆”，还是癔症一样的 “编造”；是想象的自由飞翔，还是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失语？
新世纪乡村文学与农民的隔阂
值得重视的文学现实还有：文学，尤其是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文学与中国乡村的阅读主体农民发生及时和现实的关系的不够多。这种状况在今天的乡村文学竞写中并没有得到改观。这个问题应该是困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至少到今天为止农民自己的文学书写还停留在很低的层面上，我们缺少可靠而有效的农民文学书写状况的实证式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是需要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书写状况的调查之上的，而农民式的民间书写在中国从来就是自生自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至于农民阅读的文学，所谓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根据我这些年所做的农民阅读状况调查来看也是很复杂的，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写了农民熟悉的生活就会为农民所“喜闻乐见”。早在1929年，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就意识到：“那时一般文人写文艺作品，不过是文人借此互相标榜，互相炫耀，专供少数人的欣赏，与一般知识的落后的农民没有什么关系。”晏阳初延请孙伏园去乡村开展文学活动时说：“你应该到乡村去学习去创作，为老百姓，让老百姓作你的读者。”他五顾茅庐邀约熊佛西去定县主持平民戏剧，如晏阳初所说：“我们3万万多的农民终日胼手胝足，一年到头有什么娱乐?正应当给他们点娱乐，为什么不到乡间去把中国的魂抓着，找活的材料做剧本?”这样，当我们今天思考新农村建设中文学何为时，是不是应该重提“文章下乡”的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而今天的文学事实却是，从文学资源分配的角度，围绕着刊物、大学、文学活动、作家、书店、影剧院等，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占据着绝对的文学资源优势。而县城及其以下广阔的农村文学资源明显处在一种劣势。新时期文学初期，县城及其以下的农村聚集了相当多的优秀作家，这当然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导致文学人才的下移有关系。我们也应该看到，新时期初期，县城文化馆、群艺馆、工人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在基层作家成长过程中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我在农村做文学生态调查时，许多老一点的基层作者都回忆起80年代县城文化单位组织的频繁的文学活动。因此，从整个制度设计和文学生态构成上，我们如何安放基层作家这个庞大、活跃的创作群体，将直接关系到乡村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最靠近乡村的一群作家，他们的乡村文学经验有可能成为富饶的乡村文学资源，即便这种资源是原生态、粗陋的，但较之我们有的专业作家从社会新闻获得的乡村真实要丰富得多。也正因为此，文学的底层乡村关注，当然也应该包括基层作家关注。
如果我们视野放开阔一点，离开了辽阔的中国乡村，离开了农民，是无法去讨论和理解中国新文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乡村是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的生命出发地和精神源头，而且因为所谓的中国古典向现代的现代化转型一定意义上就是传统乡土中国的新变。这中间农民和农民的精神蜕变必然会成为一代代作家回望乡村、书写乡村变革无法回避的题中之义。而且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觉悟到乡村的心灵史和精神史恰恰是被寂然无声的农民所承载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新文学研究虽然从来没有停止过谈论乡村和农民，但很少有人单独把“乡村文学”作为有着自身的疆域和谱系的“一种文学”。我们所熟悉的“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文学”研究无法摆脱知识分子本位的“精英”立场，“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一种文学”也被“乡土”、“农村”、“农民”的知识分子想象所遮蔽。乡村文学除了向精英、雅致的方向发展，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虽然有的作家，如莫言所说“作为老百姓(农民)写作”，我还是坚持认为乡村文学仍然是一种代农民“言”、拟农民“腔”的文学。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代”和“拟”式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在今天的知识体制中，我们无法改变庞大的农民阶层事实上无法“开口”的现实，这些“代”和“拟”式的“文学”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得以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到这个沉默的阶层中间。而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进入”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新文学之“乡村文学”的困境。乡村文学的操持者们如何从制约他们的重围中脱困而去让农民这个庞大的阶层澄明和照亮，去把握农民、把握乡村、把握农民的心灵世界并且以恰如其分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们当下的乡村文学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