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5月17日陈可辛名为“中国合伙人”的电影上映以来，据说大有强势来袭的架势，对于这个现象我们或许不该奇怪，自从张艺谋的《英雄》，我们已经看惯了貌似绚丽却实际愚蠢的“大片”，或类似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之类靠娱乐明星堆积起来的，打着“革命”旗号的反革命商业幻灯片，陈可辛的这一部电影，叫座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然而，《中国合伙人》的成功却不是孤立现象，如果我们仔细回忆一下近几年的电影市场(是指“口碑”，而不是票房，因为公认的“烂片”在上映之初，也完全可以凭借广告把人骗进电影院)，叫“好”的往往是一些以“屌丝逆袭史”和“屌丝娱乐史”片子。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土鳖到无以复加的成东青，最终成为聚光灯的焦点，赚足钞票玩命消费不说，还告诉大家“重要的不是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如何不让世界改变自己”。这似乎不是一个童话，而是在我们周围的活生生的实例，又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呢?既然站在我们身边的成东青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阿尔都塞曾说过：“艺术的特性是‘使我们看到’，‘使我们觉察到’，‘使我们感觉到’某种暗指现实的东西”，艺术本身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却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形式。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总是渗透到了作者的个人生存体验中，这决定了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纠缠。但体验本身却处于现实之中的，艺术本身不是意识形态，却是意识形态在其现实事物的特有关系中自发产生的“体验”。[1]诚然，阿翁指的是“真正的艺术”，而在某种程度上，陈可辛的作品只不过是成功学的一次巧妙运用罢了。但我们仍有理由说，这部电影作品不只是将意识形态灌输给我们，我们也能够“通过它内部的距离”，“看到”意识形态。这部电影并不只是在描写俞敏洪和他的“新东方”神话，它也是陈可辛个人的生存体验。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也受过美国和美国价值观的教育”，王阳和孟晓骏在求学时对美国的渴望，也正是青年陈可辛对美国的渴望。这种生存体验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恰恰为意识形态所渗透，所塑型。我们可以从导演的生存体验中，“读出”这些东西。实际上，影片中，陈可辛的生存体验与他想灌输给我们的东西，不自觉地形成了巧妙的张力。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论是主人公，还是导演的经历，都是充满矛盾的。这使得影片不只是一个成功学的教条，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警觉到成功学对我们的蒙蔽。

　　无疑，陈可辛是想告诉我们：成东青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只要你“不让世界改变自己”。简而言之，自由创造成功，只要追求自由，就能得到成功。用成东青的话来讲，就是：“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失败中找寻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我们没有人愿意去反对这样动人心魄的话，正如我们总是希望看到王子与公主，才子与佳人的大团圆结局。但是仅凭这样的大团圆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因为它不是“通过内部的距离”使我们“看到”意识形态，它自己毋宁就是意识形态的一次成功运用。然而，记得孟晓骏在教训成东青等人时曾说：“中国一直在改变，而你们却一直没变!”这不啻是影片的一次无意识地表露，但却说出了事实：想要“不被世界改变自己”，你得先被世界改变。“自由—成功”的叙述，没能完全掩盖“只有成功，才会被认为是‘自由’”的事实。这里，成功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是作为一个硬性标准强加到你头上的。记得差不多一年半以前，我在一篇题为《乔布斯的死亡与占领华尔街》的评论中曾说：

　　自由市场和商业媒体却将乔布斯的死亡出色地打造为一个成功学的范例，在这里，“死亡”是抽象而非具体的。人们不会在乎乔布斯是怎么死的，生活中的乔布斯如何，他的死亡是否会给家人带来情感上的创伤，所有这些都不重要。甚至于重要的不是乔布斯这个人的死亡，而是某个成功人士的死亡，且这个“成功人士”是可以复制的。

　　没错，制作人在片尾摆出的那一个个人物原型，一种种可以复制的“成功”，无意识地表露了，成东青、孟晓骏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尽管他们总是说“不让世界改变自己”，他们可以是俞敏洪、可以是李开复、是马云、王石、徐小平，等等等等，但他们不会是自己。

　　或许，《中国合伙人》的英文名才是对其本质的最好注解：“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的美国梦”。众所周知，“美国梦”指的是：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反讽的是，才华横溢的孟晓骏在美国却连小白鼠都不配养，老实巴交的成东青索性就被拦在了美国的大门外。更反讽的是，美国人民宁可去占领华尔街也不愿再去做“美国梦”，而成东青们却依靠蒙蔽他人去做美国梦而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美国没有美国梦，美国梦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毕竟，苏梅们怀揣着美国梦，千辛万苦蒙过签证官，才来到了它的发源地，却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装在套子里的人，成为了嘻哈青年的玩物，而被圈养起来。这段剧情多多少少地代表了陈可辛的真实体验：“1970年代以后，美国梦已经很难在美国发生了。”在这一对对矛盾的张力下，抽象的梦与具体现实的反差原形毕露。第四段中成东青关于“梦想”的格言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抽象幻觉总是让你充满希望，然后在现实中把希望变为绝望。在这里，陈可辛多多少少地表现出了一点艺术家的气质，让我们在这一对对矛盾中看到了其影片与意识形态的距离。他一面鼓吹戴尔·卡耐基的成功理念，却又一面不自觉地宣告了它的虚伪。王阳曾愤慨地说：“不要相信卡耐基，他是个骗子!”这当然不是陈可辛想要告诉你的，但在不经意间却表露了个事实。

　　所有这些都不自觉地告诉我们：自由市场绝不可能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是与生俱来、天然自发的，同样，自由市场的教义也绝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们只是具体历史情境之下的产物。亦如美国梦只是西进运动和镀金时代下的贪婪，在中国的美国梦也只是经济体制转轨下的狂欢;亦如自由主义只是对英国殖民扩张的自我标榜，在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只能是对瓜分国有资产晚宴的虚假掩饰。杰弗逊们一面高呼：“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时，一面又将北美大陆真正的原住民印第安人视为“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独立宣言》原文如此)，从而取消了他们被造物主平等创造的权利。美国梦在美国如是，在中国会例外吗?当成东青、孟晓骏、王阳们手执刀叉“自由地”将蛋糕切得一干二净时，对于后来者而言，“美国梦”也就注定成为了一场梦。是梦，就终归会醒，哪怕这场梦值得你不断地回味。梦醒时分，也就是随心所欲地占有市场和资源的时代的终结，对再分配的渴望，甚至是对占有权的质疑和否定成为了可能。这才是“在中国的美国梦”在政治学上的意义。

　　个人奋斗的童话永远也无法完全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纯粹的私人空间只是种美妙的幻觉。有人说，成东青的梦是一个被中国化了的美国梦，而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会使它变成彻彻底底的中国梦。其实，说这话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的梦。如果我们把“梦”定义为草根阶层通过奋斗而翻身，即俗称的“屌丝逆袭”的话，那么两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确确实实有两个梦，两个时不时就要浮现在中国人脑海中的梦，两个真实存在的“中国梦”，或者说一个“中国梦”的两个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均田免粮!”

　　于傻安息正常大学文渊楼

　　2013年6月6日星期四

　　[1] [法]路易·阿尔都塞：《论艺术的一封信：答安德烈·达斯普尔》，杜章智译，收于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520—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