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之后，各种媒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论，几乎全是否定的。但是评论者很少有从接纳知青的那一方来看这个问题。我两次回农场，对两代当地人怀念知青的心情，体会尤为强烈。
回到农场，老职工们几乎排着队要请吃饭。那股浓浓的亲情，真是醉人。
那一天中午，是农场的老科协（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请我们吃饭。12连技术员出身、后来当过红旗岭农场党委书记的纪景春说，他早上三点半爬起来，写了个稿子。要给我们念。
我当时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难道老纪养成了官场作风，一个非正式的老友聚会，也要郑重其事地念讲稿？
老纪居然还把"讲稿"打印了几份，我们每人一张。
原来是一首诗！老纪一边念，我一边止不住地掉眼泪。
老纪的诗，全文如下：
欢迎荒友归来红旗岭
四十多年前的今天，一群十七八岁的小伙小丫。
像欢快的小鸟，叽叽喳喳，飞到北国来安家。
五湖四海，南腔北调，
黄棉袄和黑土地，敞开胸怀把您们接纳。
北大荒增添了新鲜血液，添加了多元文化。
这才有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北大荒普通话。
上山伐木，下河捕鱼。翻耙耢播，摸爬滚打。
起早播种，又困又乏。一不小心，掉在播种机下。
酷暑大会战，大酱缸中捞草垡。蚊虫小咬，咬紧牙关说不怕。
严寒挥大镐，汗如雨下。盼来中午热馒头，咬一口就冻成白碴。
兵团新闻战士，下基层跑连队，采访报道，忙上忙下。
党的喉舌，高音喇叭。金嗓子播音，传到万人千家。
当前实际，远景规划。尽情描绘，泼墨挥洒。
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后勤食堂，添砖加瓦。
三十多年前的今天，您们又东西南北闯天下。
事业有成，也当上了爸爸妈妈。
荣归故里，亦是年逾花甲。
荒友相聚，说不完的贴心话。
亲人眼里，还是当年的小伙小丫。
新城建设，南湖北塔，稻浪翻滚，一望无涯。
红塔下印刻着您们的足迹，
五星湖映照了您们的倩影面颊。
建言献策，锦上添花。感动农场，精神可嘉。
无论您走到天涯海角，这里都是您的家。
无论您走到东西南北，第二故乡都会把您牵挂。
无论您走到哪里，亲人们都会把您们牵挂，牵挂。
同时向全国各地来五十八团的2500名知青荒友问好、致敬。
红旗岭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纪景春敬上
[备注：这次来农场回访的同志有原五十八团机关的北京知青熊蕾、王仞山、张红军；杭州知青汤永林了；哈尔滨知青钟阳等。]
短短一首诗，不仅情深意长，而且把我们几个当年在农场的经历都概括了进去，包括张红军半夜掉到播种机下的插曲。
更震动我的，是老职工们对知青的深切怀念。
的确，无论是这些老职工，还是他们的孩子，都感念知青的好。尽管我自己觉得那时并没有心在那里扎根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为他们做了什么。
不过，老职工们感念的不是哪一个知青个人，而是知青整体，给他们带来的文化冲击。从这样的文化冲击，他们看到了另一种生活样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追求。而这种冲击所震荡的，不是一代人。很多老职工子女，都是知青的学生，对当年的老师怀有感情自不待言，但是那些我们走时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也说自己是知青冲击的受益者。这就很让我们感慨了。
平心而论，若说受益者，岂止是老职工们？我们知青难道就只有失而没有得么？那样一个大潮，一下子把我们卷到了社会的最基层，赤裸裸地把中国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除了学习基本的生活技能，也学会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不再用那种飘浮的心态看待人生和世界。
当然，很多地方为了让知青下乡，采用了很极端很蛮横的方式，激起了几乎众多人的反感，这是那一场运动的败因，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像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以及很多自愿去各地农场农村的知识青年，后来却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也是很没有道理的。
抛开强迫的方式，我自己觉得一场上山下乡的经历，还是蛮宝贵的。近日看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讲到当年秦孝公苦于秦国缺乏人才，而中原士子嫌秦国穷困，周游列国而不入秦，于是发布《求贤令》，感动了一些中原士子，包括商鞅。很多士子来到秦国便要官做。秦孝公要求他们先去基层考察，而后写出策论，再量才使用。招致很多士子反感。但是商鞅却扎了下去，几个月走遍秦国穷乡僻壤，之后提出变法的扎实主张。这很有一点知青上山下乡的意味。就算你是栋梁之才，对国情国风却全然不了解，你这个栋梁的基础便也堪忧了。即便如我这样不是什么栋梁之才，经历了上山下乡，也开阔了眼界和胸怀，没有什么不好。
想一想长眠在农场的那些人，想一想几辈子生活在那里的人，我们毕竟只在那里呆了几年，如因此而怨气冲天，实在太没意思。
还想提一点，当年知青大返城时，一下子把农场闪得够呛。许多知青的机务工走了，拖拉机、康拜因都没有人开；许多知青教师走了，学校的课没有人上；......很多工作接不上，农场几乎都瘫痪了，据说缓了几年才过来。我们1994年第一次回农场时听说此事，不由得感到愧疚。然而老职工们却说：我们这才认识到知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老副场长和很多连长为此连连向我们表示歉意：当年你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对你们太严厉、太缺乏尊重了......
这些话，感动得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北大荒人的胸怀！
去黑龙江农场的知青还有一样受益，就是天南海北的知青交融，对我们的正面作用。比如北京知青，先前多多少少有一种来自"皇城"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是从上海、天津、杭州、台州、哈尔滨、佳木斯和双鸭山等不同城市知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气也就越来越淡。借用那样一种契机来进行不同地域文化的互补，实在太神奇了。
大约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我所认识的知青，不论后来遭际如何，都对那一段北大荒的经历无怨无悔，而且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去"探亲"。
附文：
“收复”湿地——再返红旗岭之一
熊蕾
时隔17年，我和“荒友”王仞山、汤永林、张红军和钟阳再次回访我们在北大荒的农场——黑龙江红旗岭。原以为只是访访旧友，没想到我们都被现任场长张晶华的湿地保护激动起来。
今日红旗岭鸟瞰
在席卷全国的圈地开发热潮中，我以为所有的湿地都在沦为"失地"。
然而我们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红旗岭农场，似乎却是个例外。那里不仅停止了开垦湿地，而且还采取措施保护湿地，包括严禁猎鸟。
如今，我们场的原生态加退耕还湿的湿地有16万亩，加上13万亩林地，就超过了27万亩的耕地面积。而这27万亩耕地中，人工湿地水稻田占了22万亩。
稻田里的白鹳——汤永林摄
稻田里的白鹳
从佳木斯到红旗岭，4小时车程，沿路没有见到一块麦地。当年无边无际的麦田，全部改种了水稻。不过原生态的湿地却不多见。所以红旗岭人很自豪地说：我们的湿地是最大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红旗岭本身在黑龙江垦局只是个小农场，其湿地只能占三江平原湿地保护区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说它是保护最好的湿地之一，应不为过。
这和我们当年大举"围剿"湿地的做法，反差可是太大了。
我们红旗岭农场，在完达山北麓，全场范围内有挠力河、七里沁河、越岭河、大牙河等四条河，还有五星湖和若干水泡子，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我们农场几乎就是靠开发湿地起家的。从1956年最早来的一批转业官兵开始，我们一直在沼泽地里垦荒。那时候是八五三农场的五分场。1970年，我们向阳团奉命从抚远撤到这里，和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一团五营，也就是原来的八五三农场五分场，组建了三师五十八团，后来兵团撤销，改为红旗岭农场。我们向阳团1970年刚来时，老五营五个连队，开出来的耕地面积是8000亩。
1958年的转业官兵在沼泽地排水垦荒的老照片——汤永林翻拍
为了垦荒，全场几乎年年排水--那都是在冬天。当时也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全靠人工。冰天雪地在冻土上挖干渠，一镐头下去地上一个白印，那可真是苦活。而全团的人，包括团直机关工作人员，如我们政治处，从主任到小白丁，每人每天都要挖三米长的干渠，无一例外。
1972年卫生队队长和医护人员在排水工地挖泥的情景——王仞山摄，汤永林翻拍
我在红旗岭的两年，因为是新建团场，开始还住帐篷，所以要务是基建。到大家搬入营房，农场开始每年冬天修水利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没有赶上那个苦活。但是我却赶上过在泥水里割麦子。那年麦收时节连降暴雨，麦地成了泽国，康拜因下不了田。于是全团人人上阵龙口夺粮。我们去的那片麦地，有些地方一脚下去泥就没过膝盖，一边拔脚一边割麦子，不过大家还嘻嘻哈哈开玩笑。每天收工，我和好友、借调在团部画宣传画的王仞山跑到附近的七里沁河去游泳，没有游泳衣，就把衣袖裤腿卷起跳下河去，游完了再穿着一身湿淋淋的衣裳回到团部。真正是穷开心。
泡在沼泽地里开荒打粮和水斗了这么多年，按当时副团长孙鸿武的话说，"我们是在水盆里种庄稼"。而我们当时竟不知道湿地是"地球之肾"，是宝。
当然，在国家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也是湿地为我们国家做出的牺牲吧。
今日五星湖
1970年的五星湖
1970年代，王仞山（右）在五星湖给战友画素描——张天启摄，汤永林翻拍
再返红旗岭，想不到我们当年四连所在的五星湖，已经成了三江湿地保护区的著名景点之一。我们割荒草割芦苇的草泡子里，修起了观鸟的栈道和观景台，那些我们曾经一踩一陷的塔头墩沼泽地，成了飞鸟水禽出没，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五星湖湿地的一个观景台
五星湖湿地
游罢五星湖，我们冲着陪我们来的苑小军--当年我们连长苑春发的小儿子，如今红旗岭农场畜牧水产局的局长--竖起了大拇指。
小军说，红旗岭湿地的保护，得力于现任场长张晶华的坚持。
张晶华——汤永林摄
张晶华是开发友谊农场那一代转业官兵的后代，1979年考上大学。他自己说，他是"知识青年们抱着长大的"。他在2005年到红旗岭农场任党委书记之前，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的红兴隆垦局，也就是当年兵团的三师，任环保局长。
他说，他当过环保局长，认同湿地保护的重要。他尤其喜欢红旗岭的湿地，有山有水，"特别美"。
整个三江平原是2002年开始停止垦荒，建立湿地保护区的。仅红兴隆垦局就退耕还湿180多万亩。
但是据说由于现在承包水稻利益的驱使，加上一些体制的原因，私开湿地的行为屡禁不止。
不过在红旗岭，没有这种情况。张场长说，"都知道我这个书记要保护湿地，他们一亩也不能开！"
2002年以来，红旗岭农场先后退耕还湿6万亩，对境内湿地所有宜牧草原和水域进行禁牧、禁捕。像小军这样打惯了鸟的，虽然看见鸟"还有想打的冲动"，也已经金盆洗手了。
张晶华2010年就任红旗岭农场的场长。在此之前，农场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已经编制了保护湿地的五年规划，每年投资一百万元，"有计划地逐步恢复天然湿地面积，改善湿地生态环境状况，恢复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物种的完整性、生态链的连续性"。他当场长，湿地保护应更没有问题。
场长一任四年。如果四年之后他不再任场长，红旗岭会当如何？
张晶华相信，到时候，湿地的经济效益会让湿地保护形成良性循环。
而这，正是他和红旗岭人眼下最焦心的问题。去红旗岭的路程已经从我们当年的两天两夜缩短到火车加汽车28个小时，但是对旅游者来说，可能仍然视为畏途。红旗岭旅游设施的软件硬件建设，也还需要大力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湿地的保护和建设，需要很好的规划，以防出现偏差。
我们几个当年的老知青虽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们仍为红旗岭的湿地所激动。用在红旗岭开了一辈子荒、当过我们机务副场长的1958年转业老兵韩维钦的话说，"红旗岭的湿地特点是，水特别清，草特别绿，鸟特别多。"
这么美的湿地，我倒有点担心过多的游客会破坏了她。
或许，还是让她"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好？
车过东风岭，场部红旗岭北山顶上的一座七层塔几乎无处不见。这塔是过去不曾有的，它已经成为红旗岭农场的地标。
初看场部北山顶上的红塔，感觉有点怪怪的。
红旗岭地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肃慎人的老家，好像并没有佛教的传统。放一个塔在这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
1994年我们第一次重返红旗岭农场时，这个地方有一个防火瞭望台，也可以登上去观景，但很简陋。
农场后来决定把这个瞭望台建成一个永久性建筑。于是在2007年建成了这座高39米的七层塔。不知借鉴的什么原型，外观有点像延安宝塔。塔身以红色为主色调，被称为红塔。
红塔外入口两侧汉白玉栏杆的底座上，刻着《红塔记》，记述了红塔的修建经过和风光。
及至走进红塔，才发现它原来是红旗岭的一座丰碑。这立马改变了我对红塔的不以为然。
按照《红塔记》的描述，红塔里面的每一层，都要有场史的展示。但是目前这个工作做起来还需要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能有颇多争议，会有很大难度。所以，场领导决定先在三、四两层做，第三层东西两面墙上是介绍农场开发历程的碑刻；第四层东西两面墙是从1956年和1958年集体转业到农场的官兵英雄谱，所有转业官兵的名字都刻在这英雄谱上。
这两批转业官兵，是开发红旗岭的元勋。这个英雄谱，应该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他们不再是无名英雄，而是名垂青史。据说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系统里，红旗岭农场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红旗岭人的确不信佛。但是他们把塔看做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愿意用这种形式的建筑来表达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功臣的敬意。红塔从而成为红旗岭的一个丰碑。
健在的老转业官兵们对此都感到欣慰。当年我们一起共事的团政治处宣传干事张天启，是1956年的转业军官。他年近80， 1994年我们第一次回访红旗岭时，他刚刚做过直肠癌手术，如今又患有心脏病、糖尿病。但是这次他一路陪着我们攀上北山顶的红塔，谈笑风生。他还特地把英雄谱上他的名字指给我们看："我的名字就在这儿！"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红塔当然不仅仅是丰碑。作为红旗岭的制高点，它依然具有防火瞭望塔的功能。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观景台。
从红塔看场部，一片红顶的住宅在周围满山葱翠的环绕中，很是夺目。红旗岭人偏爱红色。从红旗岭农场宣传部唐传群2008年写的《红石、红山、红塔、红旗岭》一文中得知："红旗岭与‘红"结缘最早是满人因这里的山上产一种褐红色的风化石，裸露的山坡呈红色，人们便将这里称为‘红石砬子"、‘红石山"。1946年春，三五九旅王景坤部二营营长尹先明奉命追歼土匪，在黑瞎子沟将土匪全歼后，在山顶插上了鲜艳的红旗，红旗岭因此而得名。进入21世纪，红旗岭人有意无意间将新建的座座楼房与平房都用红色彩钢瓦罩顶；2007年红旗岭人又在当年三五九旅插红旗的山头上，建起了黑龙江省境内的唯一的综合性多功能的龙江第一塔‘红塔"，继续续写着‘红缘"。"
红旗岭开发55年，建场40年。和沿海地区及一些大城市相比，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和我们在的时候相比，那还是恍如隔世。
1970年的红旗岭场部
今天红旗岭小学的学生宿舍
1971年的红旗岭场部
红旗岭文化宫，我们1994年回去时，就已经建成交付使用。这次看到文化宫经过重新装修，座位更加舒适。文化宫前的广场，晚上集体跳舞锻炼的人很多。
两位健在的老转业军官在广场晨练
垦荒老战士的书法
新开发的场部南湖公园——原来是个水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