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八抢劫》是一篇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佳作。
随着现代文学传统的日渐解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变成了灰溜溜的灰姑娘，站在形形色色的现代和后现代面前，腰杆子直不起来，说话不够理直气壮。这种定势一直看好，直到近日才听到一点微弱的另类声音。我很佩服青年学者李建军的学术勇气和实事求是精神，向“现代”的绝对权威叫板是会遭遇“世人皆曰杀”的，《小说修辞研究》难能可贵－－是的，《尤利西斯》就那么神！西方的现代经典固然好，但不必抬得那么高，高山仰止的。对文化霸权的皈依和膜拜，才是“现代迷信”，早该反思了。近期扫荡“伪书”的呼声甚高，一本时尚书，以不见经传的中国真名出版，印数区区数百或成千，一冒牌洋人，马上飙升到几十几百万。－－当我们抑扬褒贬什么时，一定不要忘了中国现实的语境，或者说精神文化场！
对于《名工团》的揄扬和敬畏，就是这种语境的产物。
一切文艺都是假定，再“纪实”再“焦点透视”也不例外，程度、方式不同罢了。变形、夸张、魔幻、意识流固是假定，现实主义何尝不是假定。“假作真时”总离不开技巧，现实主义绝不是录像机。一个“典型化”里边就有无数文章。《红楼梦》、《红与黑》、《安娜卡列尼那》等经典现实主义之作，至高的技巧无技巧，不像现代后现代那样花哨抢眼罢了。正如韩愈诗尚奇险，然终不胜唐人的自然，在正常的心态下，人们更喜欢唐诗。
《腊月初八抢劫》的典型化全体现在“抢”字上。索取“血汗钱”本属市场经济的正常民事行为，居然变成了入室抢劫的刑事案件－－一个“抢”字，将时下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变成的耐人咀嚼的艺术，具有了典型意义。
其一，改革的“抢”实在是“逼上梁山”的，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它的必然性。
许蛮子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而改革们，不光后富起来遥遥无期，而且难于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不是出来打工，甚至难于“温饱”。“李老二老婆子宫里长瘤子了，医生让住院开刀；赵老大他爹食道癌可能撑不到冬天了；金二嫂后山墙快倒了，夏天雨水多，不修怕是杠不住了；张老四俩孩子上到小学三年级就上不成……”他们成年累月拼命挣的血汗钱也即救命钱，十三万一千元，不过是许蛮子一注的赌资，硬是不给－－“诚实劳动”与“生产要素”比起来，真是弱势异势，天差地别啊！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先锋学者至今还在为黄世仁伸张法理。然而，一旦易位，杨白劳们向“东家”索薪，就不那么容易了。看看改革们按正常程序索讨欠薪的场面吧，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尊严”和“人权”！“保安”只是一拳，就将这些美丽的“启蒙”泡沫击得粉碎。
“没有这一拳，我还指望狗日的能良心发现！现在，这一拳把我的决心下定了。”
改革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利益”吗？难。
不是可以通过媒体“曝光”吗？难。
当然，还可以选择“上访”。
异地“上访”，涉及一系列程序问题：能否受理？谁来受理？猴年马月，有无结果？几个人才算不违法？上访会遭遇维护安定团结“责任制”的干预而遣送回乡吗？……未知数太多。
改革又不愿选择“跳楼”－－铤而走险实在是出于无奈。
其二，小说最见“技巧”之处是改革的抢劫数字，它是小说的精彩之笔，是使故事升华的点睛之笔，－－真真是“数字化生存”啊！
“把狗日的许蛮子欠俺老乡的钱带回去，让他们过个好年。”“多一分咱也不要。”－－这“抢”，实在是一种无奈的特殊索薪形式。本来合法合理的事，竟不得不采取这种荒诞的违法形式，已经是悲剧；而这些可怜民工正因为讲良心，又恰好给公安轻而易举破案提供了依据。－－真是一个双重意义的悲剧！
这一悲剧，是荒诞的，又是现实的；是现实的，又是荒诞的。惟其如此，它才是深刻的。
这精彩的一笔不是“码字”者可以随意玩弄的小聪明，而是现实主义的大技巧，也即典型化的方法。它受生活的必然性的制约，而且负载着深刻的社会蕴涵。
写同一个时代，“骆驼祥子”拼命苦干一生，到底还是买不成自己的车；《上海一家人》中贫苦女儿陈若男，就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奋斗成上海滩的女老板：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在这里。－－在“下跪服务”和“妻妾成群”卷土重来之际，“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深刻悲剧自然会被“还珠格格”的轻薄喜剧所取代。
其三，艺术的使命是启人联想，“抢”字所负载的意蕴远不止此。因为，对于“抢”字的不同诠释贯穿着中国百年的历史。
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是“抢”，还是“两种文明碰撞”与给中国带来了“现代化的机遇”？是黄世仁“抢”杨白劳的女儿，还是杨白劳理应“欠债还钱”？……这些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如今都遭遇“重新审视”的“拷问”了。
谓予不信，请看一位“主流经济学家”的高论：

“MBO就是这样的事，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现在市场化 了，通过程序退回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

绝非等闲之辈的信口开河，举足轻重的重量级啊。
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专制主义”对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实行的是“剥夺”，“剥夺”者，根据剩余价值学说乃“剥夺剥夺者”，使生产资料“物归原主”也。其后的对私改造，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待民族资本采用的是“赎买”政策。“赎买”者，花钱赎回，亦“物归原主”也，并不是“购买”。这一当代经济史的常识，大经济学家不该如此健旺。立足点不同，就变成了“抢”！－－究竟谁“抢”谁？一字之差，不是小学生写作文，“地覆天翻慨而慷”呐！
是改革“抢”许蛮子老板，还是许蛮子“抢”改革？－－怎一个“抢”字了得！

“改革说得很激动，你看看，城里的那些老板，那一个不是在抢钱，抢谁的钱，抢没本事的人的钱，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

立场不同，结论迥异。
难怪张维迎先生会说：中国的穷人“因为穷，受不到教育，不懂法”“对富人看不惯”，“有时就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从而“破坏富人的财产所有权”。
在反复犹豫之际，改革也的确联想过：“不怕！包公还搞过开仓放粮呢，《水浒转》里还有杀富济贫呢，毛主席还领导秋收起义呢。”
是有点“过激主义”的味道了。不过，若将这归罪于马克思或毛泽东学说的蛊惑倒是冤枉的，这笔功劳应该记在许蛮子的账上－－正是他们对穷人“抢”得太“蛮”，使改革们难于生存，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才为“过激主义”不断地招募着信徒。
从这点看来，我们的文学家比那些经济学权威高明，“现实主义”比“新自由主义”高明。
最后，小说人物的命名也值得一提，它既符合生活逻辑很“真”，又富于意味很
“新”，它虽是具象符号但也不妨当作抽象符号一读。